1921—1923年，他曾在《俄罗斯图书》和《新俄罗斯图书》两杂志发表评述当代俄国艺术的文章，1922年出版了《俄罗斯诗人肖像》和《毕竟仍在圈子里转》两本小册子。

1931年，他周游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敏锐地感觉到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抬头，开始作为一名反法西斯社会活动家奔波在欧洲各国。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自任西班牙前线特派记者，为苏联的《消息报》派发电讯，并且努力呼吁苏联援助马德里政府。他接连出版《我的口粮》、《我的巴黎》和《西班牙》等几本通讯特写集。

1935年和1937年，他代表苏联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先后两次出席国际保卫文化大会。

1939年，爱伦堡在巴黎曾被法国宪兵怀疑同德国希特勒当局有联系而遭逮捕。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法西斯侵略军占领法国的前夕，经苏联政府代表的交涉，他获释回到了莫斯科。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后，爱伦堡始终和苏联红军一起战斗在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采访，编写新闻。整个战争期间，《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苏联许多大小报纸及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发表和广播爱伦堡的反法西斯政论文章或通讯特写，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书，题名《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后，他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写成《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巨浪》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前两部曾荣获斯大林奖金。另一方面，他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事业，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当选为第三、四届最高苏维埃代表，并被推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

1949年2月，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但爱伦堡最终并未遭受“清洗”。

1960年，开始动笔写作《人·岁月·生活》，作品随即在苏联《新世界》杂志上连载。不久就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到1964年写完，成为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

1967年8月31日，爱伦堡在莫斯科病逝。

1987年，《星火》杂志发表了《人·岁月·生活》未曾面世的第7卷的新章节。

参考资料：人民网

爱伦堡在19世纪20年代的文学创作都取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前后的欧洲和俄国现实，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及资产阶级的道德文化，对苏维埃政权初期一部分人的市侩主义和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等弊病作了揭露和讽刺；另一方面，革命队伍的严格纪律又被描绘成是对人及人的感情的生硬束缚。他在肯定革命伟大过程的同时，又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消极让步。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及战后初年的创作中，《巴黎的陷落》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阶段，揭示了1939年资产阶级的法国被德国希特勒侵略者战败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道德原因。《暴风雨》展现了法国、苏联和德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过艰苦斗争共同埋葬法西斯侵略者的历程。《九级浪》写的则是战后世界的政治风云。

爱伦堡年事渐高后大部分时间住在莫斯科从事著述。在中篇小说《解冻》里，他较早集中揭示了苏联社会多方面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弊病，同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这部小说被西方评论界称为苏联文学中以暴露为主的“解冻”时期的开端。爱伦堡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六卷本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书中对许多重要社会事件、生活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流于片面，有的是很错误的。但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比较客观的，真实的。书中关于冷战时期的描写极为立体，这是基于作者有在冷战期间在双方国家的生活经历。苏联其他人没有写过这样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的那种阅历。在20世纪上半叶中，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士，其中既有艺术家，作家，例如毕加索，马蒂斯，海明威，阿尼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也有很多社会活动家和政治人士，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的几乎所有关键事件。

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回忆录的一个缺点是个别段落写得晦涩，这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还有很多人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写了日常生活，但人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爱伦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必然会产生的心态。爱伦堡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作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伦堡热衷于“结构主义”艺术，他认为艺术家应该同社会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艺术创作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反映生活而应该象建筑、桥梁和机器那样追求结构、线条、色彩的和谐、新奇和完美。在十月革命前后和整个二十年代，爱伦堡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对新的社会主义现实是犹豫、旁观的，对艺术和革命都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随着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更迭，政治路线和一些具体政策的明显变化，他的思想又变得比较复杂。他批评过去苏联文艺领导工作中行政干预过多，强调尊重艺术规律的重要性，并把印象主义等一些欧洲当代新的艺术流派第一次具体介绍到苏联，开了读者的眼界。

他企图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打破历史的顺序，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来叙述。爱伦堡对历史的理解没有停留在具体事件上，他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一种普遍的情绪。回过头来看那些蕴藏在时代深处的暗流，有些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但迷惘与痛苦却是不能越过的。爱伦堡对苦难并不持拒绝的态度，他在少年时代就认为监狱是一个人成熟的毕业证书。他以诗人的方式来与时代对话，他坚信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在《人·岁月·生活》中，爱伦堡平缓冷静的诉说勃留索夫、茨韦塔耶娃等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诗人的不幸命运，通过追忆诗人来观照历史。爱伦堡喜欢那种没有中间状态的生活，不是快乐就是绝望，生活现状与心理状态都是极端的，内心充满矛盾，在精神空间的拓展中应对命运的挑战。作为一个亲历者，爱伦堡没有为那些疯狂的年代去解脱，他没有从旁观者的眼睛去看这一切，他毫不避讳自己的轻率和错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时代的荒谬。爱伦堡把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写成了一份心灵自白，对以往的生活既不后悔也不惋惜，“没有受完苦，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爱”。

（以上参考）

“爱伦堡写得最好，要向他学习”。——周恩来

“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爱伦堡自评

作为一个亲历者，爱伦堡没有为那些疯狂的年代去解脱，他反复提醒自己：不能用旁观者的眼睛去看这一切。他毫不避讳自己的轻率和错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时代的荒谬。爱伦堡把回忆录写成了一份清澈见底的心灵自白。——央视国际

“他通过描述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作家余杰

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他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并认为爱伦堡是国际间谍。但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而且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

在1953年的“医生案件”中，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的公开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绝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为采取更大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他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逮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爱伦堡是犹太人，而这一点在斯大林时期并不是什么好事。果尔达·梅厄夫人当以色列第一任驻苏大使的时候，千方百计的想同苏联犹太人拉关系，爱伦堡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苏联并不存在犹太问题，说红头发和拥有某种鼻型一定是犹太人是种荒谬的想法。梅厄夫人大怒，一心想教训一下爱伦堡，一天在招待会上碰上了，爱伦堡用俄语同梅厄夫人打招呼，梅厄夫人说道：“很抱歉，我不会俄语，请说英语好嘛。”爱伦堡一眼，冷冷说道：“我恨出生在俄国而说英语的犹太人。”把梅厄夫人气的满脸通红。她反击道：“我对不会说希伯来语甚至不会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感到遗憾。”爱伦堡听完扭头就走，两人不欢而散。梅厄夫人不死心，终于找到一个会说意第绪语的傻女人，莫洛托夫夫人艾薇，这位是个犹太人的女儿，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梅厄夫人自认为打开了一扇通往苏联高官的窗户，可没想到这样把艾薇至于外国间谍的危险处境，被关进了监狱。直到斯大林死后才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