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07 15:14
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是由施拉姆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个建制的传播研究机构。
施拉姆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制的传播研究机构。其主要的研究预设是进行主流的经验/行政研究。但在施拉姆走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按照他设定的路线走下去，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批判研究。作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地之一和重镇，它更多地代表了与美国主流传播学经验研究不同的取向，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中的异类。
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研究所，首创了传播研究的第一个博士项目，开创传播学制度化、学科化的先河。传播研究所成为了一个十字路口，在此经过和逗留的很多人后来在传播研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除施拉姆之外，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传播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电视研究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在短暂的任职后，施拉姆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而传播研究所并未因为他的离开而中止，但是其研究取向却逐渐远离施拉姆的初衷，呈现多元并行的局面。
二战期间，施拉姆曾为美国政府工作，与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Paul Lzarsfeld）、霍夫兰（Carl Hovland）等传播研究先驱一起工作，主要进行战争中宣传效果的研究，这对他后来传播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后，他任艾奥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授。1947年任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新闻学院教授，并于次年创办了传播研究所。该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制的传播研究机构，分为研究和教学两翼，教员称为研究教授，以显示该所主要从事传播科学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新闻院系的职业性教育。1949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项目，招收研究生。
作为将传播学理论化和学科化的关键人物，施拉姆对传播研究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和期待。在1947年底施拉姆提交的一个传播研究所的成立计划中，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目的、内容和传播研究所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传播研究的取向。在他看来，传播研究必须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是使用传播研究理解传播的社会过程、社会控制和社会影响。传播所的目标是致力于获得传播过程的知识，研究现实社会中传播的控制，媒介、内容、受众和传播的社会效果。可以说，他的目标是承袭战争中的宣传研究，继续进行经验研究，在维持现有的传播制度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这种研究取向体现在他编著的著作中。为了给传播学学生提供参考书目，他先后选编了《大众传播读本》《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等书，他所选择的文本无一例外都是主流传播学者，如帕克（Robert Park）、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克拉普（Joseph Klapper）、霍夫兰等人的经验研究成果，没有任何批判性的研究。在广为人知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施拉姆毫不掩饰对美国媒介制度的偏爱，他们明确地表示最感兴趣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强烈地体现了维持现有传播秩序的经验/行政研究取向。
传播所的经验取向还体现在所接受的资助上。施拉姆在任期间，传播研究所先后接受了佩恩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虽然美国学术研究与资助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但是作为美国主流的基金，其在考虑和遴选资助对象时，往往会对资助对象的研究取向进行一定的调查分析。传播研究所能获得这些资助，主要在于其研究预设就是更加有效地推动传播过程，改善传播效果，维护传播工业背后的集团利益。
1948年传播研究所迎来了斯麦兹，直接影响了该所的研究取向。斯麦兹早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热衷于制度经济学，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等激进思潮的影响，后来为美国政府工作，成为联盟通讯委员会（FCC）首席经济学家。应施拉姆邀请来到传播研究所，开始学术生涯。教育背景和左翼的批评取向，使斯麦兹的研究与施拉姆的路线有着很大的分歧。他开设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开创了一个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和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斯麦兹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和批判美国电子传播结构与政策。他关注美国电视的商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主张制定全国性的电视规制政策，并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的雏形。他坚决反对市场力量分配传播资源，坚称广播频谱是公共财产，应该置于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呼吁维护公共利益。他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对传播结构与政策的批判使他成了与施拉姆意见相左的异端，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备案。
施拉姆领导下的传播研究所并没有完全按照他所设定的路线前进。他本人也未能把全部时间都放在传播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上。当时传播研究正处于创始阶段，研究员大多是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转入，当时传播研究所仅有四位教授，除斯麦兹外，西伯特（Fred Siebert，新闻法学者），桑德奇（Charles Sandage，媒介经济学者），尼克松（Raymond Nixon，政治学者）都是新闻系的教授，它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与传播研究有一定的距离。而施拉姆的离开也使经验研究路线走向衰落，以斯麦兹为代表的批判研究日益兴盛，直接形成了传播研究所质化研究占主流和鲜明的批判色彩。
1953年，施拉姆离开传播研究所。1957年心理学教授奥斯古德担任传播研究所主任。奥氏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传播效果和受众心理。他所进行的传播研究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媒介对个人影响，关注语言、意义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在取向上接近霍夫兰和莱文（Kurt Lewin）。1954年和施拉姆提出了“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指出了信息传播的循环特征和反馈的重要作用，强调了传受双方能够互相转化，打破了单向的传播模式。传播所的几位教授继续在各自领域内耕耘.传播法学者西伯特仍在探讨教育广播电视台的权力和法制问题，关注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媒介经济学者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则专注于杂志产业发展的研究。
斯麦兹继续发展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从学术和思想领域转向世界事件，集中于和平、核武器和政治决策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主张建立国际卫星传播的规制组织，协调卫星传播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斯麦兹激进的左翼姿态，使他的工作不受官方青睐，并深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1963年，由于古巴导弹危机，离开美国，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到了加拿大。
斯麦兹离开后空缺的教职由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席勒填补。席勒早年在大萧条时期进入高中和大学，对阶级分层和阶级斗争有着深刻体验。后在二战中服役，战后在德国的美国军政府工作，这使他有机会去考察第一手的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后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与斯麦兹共事。与斯麦兹对美国传播结构和政策的批判不同，席勒更多是从宏观上把握美国战后传播工业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他指出战后美国利用国内的“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维持美国现有的制度，抵制变革，并不断将美国式的传播制度推销到世界各地，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他将这种单向的传播过程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认为传播工业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他深刻批判了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认为这只是美国传播工业进行海外扩展的借口，背后的动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寻找市场。他对美国冷战、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导致他被边缘化。1970年他离开了传播研究所，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并创建了传播系。
斯麦兹、席勒的相继离开并没有割断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传播所的香火。被斯麦兹称为最聪明的学生古贝克（Thomas Guback），在传播研究所完成了博士学位，留所任教。古贝克追寻其师的脚步，继续进行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选取美国传播工业的重要分支电影工业进行集中分析。他以国际视野探索了战后美国电影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美国公司在世界电影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电影工业的金融利害关系。与斯麦兹一脉相承，他也认为电影不仅是一个商品，而且是反对左翼声音的宣传工具，呈现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他提醒其他国家开放政策是危险的，美国电影工业对世界市场的渗透改变了其他国家电影工业政策和结构，影响了电影的生产、内容和营销，伤害了其他国家电影工业的自治和发展。电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由古贝克的两位博士生瓦斯科（Janet Wasko）和米汉（Eileen Meehan）发扬光大。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批判研究的另外一个分支：美国的文化研究开始在传播研究所萌芽。1960年代，凯瑞在该所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传播经济学，但是却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媒介经济学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同的道路，转而走上了文化研究的路径，开创了美国的文化学派。他的研究主旨是严肃地看待文化，将诸如神话、仪式、叙述、故事等概念运用到电视和报纸现象的研究中，强调在现代文化持续危机的一般背景下去理解当代的问题，探讨文化资源的衰败和不稳定。他主张以一种文化的路径理解传播，反对传统的传递观，即将传播视为告知、传送的观点，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是共享和参与的过程，新闻阅读和写作并不仅仅是发送和获得信息，而是一种仪式和戏剧性的活动。与政治经济学视野一样，他同样认为信息和传播工具的发展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减少普遍存在的知识垄断趋势。
凯瑞并非是孤军奋战。其学生格罗斯伯格继承了他的衣钵并发扬光大。如果说凯瑞的研究带有更多北美学派的色彩，受到更多加拿大技术学派影响的话，格罗斯伯格则更具有欧洲文化研究色彩。他早年师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学习历史和哲学，随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跟随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尔（Stuart Hall）学习，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跟随凯利完成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人类科学的辩证诠释学》挑战了人类理解的前提，通过对文化世界的解释学研究，界定组成知识宇宙的意义和结构。其主要研究取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hegemony）、宰制（Domination）等批判理论，研究当代的文化和艺术。他通过受众使用和回应大众文化的复杂方式，认识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梳理了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资本主义与左翼的斗争，走的完全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路径。
五六十年代，传播研究所也吸引了一批学者在此逗留。最著名的有阿多诺和格伯纳，二者同样以批判研究见长。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1940年代末，曾在传播研究所短暂逗留，他对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影响了后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格伯纳在去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前曾在此任教，进行了一些电视研究的准备工作，后来提出了电视涵化理论。
这段时期的前期是以斯麦兹、席勒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占主要地位，随着二者的离开，文化研究走向兴盛。但作为批判学派的两支，二者殊路同归，同时站在现实传播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做出不同于主流传播学者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