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哈萨克广播电台用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播送对苏联的赞美和对中国的诋毁，对新疆境内人民进行渗透。

在新疆的苏联协会通常向当地居民越权发放非法“侨民证”或“护照”。

1962年上半年，伊犁就有少量居民越过边境到苏联。3月中旬至5月，逐渐发展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4月16日，塔城、裕民、霍城等边境县六万余中国居民，携带几十万头牲畜和大批财物，强行越界逃往苏联，造成边境地区严重混乱，使社会安定局面和生产建设遭到破坏。5月29日，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策动下，数百人冲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要求批准去苏联，一小撮暴徒在混乱中抢走机密文件和政府公章，殴打工作人员，劫走汽车和枪支，制造了恶性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也深深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从1962年4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派赛福鼎·艾则孜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中央在5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问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6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

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4月至8月，中国方面先后给苏联发出三份备忘录和一份照会，指出中国居民外逃是苏方煽动的，严正要求苏方恢复边境正常状态，交回中方外逃人员。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迅速动员起来，积极维护民族团结，不少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主动出面做群众工作，使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在新疆各边境地区中，塔城地区的逃离者最多，共外逃4万多人，并带走牲畜22万头，使得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解体。伊犁州下直属县、市也有1.6万多人越境，仅霍城县就达1.4万余人，使霍城县经济损失达978.9万元。

由于外逃形成的很多“半家户”（一家人分成两块，有的逃到了苏联、有的则留在新疆），给社会遗留下很多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好的政策，给“半家户”及时的照顾：当时正值春耕，田地荒芜，牛羊无人管理，中央和自治区从兵团抽调人员到这些地方进行“三代”（代耕、代管、代牧），待外逃群众回来后，所有代耕、代管、代牧的土地、财产、牲畜一律交回群众。后来，在通过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员无望的情况下，成立边境团场，划定边境带，“三代”人员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为稳定新疆局势，防止苏联的渗透、破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与苏联长期在边境展开斗争，顶住了苏方的强大压力，寸土不让、保全了国家领土，有些人在冲突中献出了生命。

1964年后，苏方对新疆外逃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安抚、收买和训练工作，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安心当地生活，苏联就把他们遣返回中国，既卸掉包袱，又借此撇清苏联与新疆边民外逃的关系。苏方几次要求中方接收“自愿返回中国的人员”，由于与中方所要求的遣返所有6万多名外逃人员相去甚远，遭到中方的拒绝。在中苏关系决裂和对抗时，中方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被抓获的窜犯边境零星人员，经审查都带有刺探情报和策反的任务。

“伊塔事件”发生后，中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边防，增强了边境武装力量，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肃清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消灭了这一危害新疆稳定的祸源。在此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意识教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苏边境解冻，原外逃人员回国探亲，他们羡慕国内的发展变化，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绝大部分的“半家户”不想到苏联去了，想把在苏联的家人拉回到中国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把此带到了新的苏中关系中。苏联不仅不改强夺新疆人口和劳动力的一贯做法，还利用在新疆的真假侨民加强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并没有因为新的苏中关系而改变旧有的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为“伊塔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伊塔事件”的发生又使中苏关系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