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其实有一种寻找同类项的本能。也就是说，人总是生活在一个其实并不能完全让你表露优越感的地方。所谓优越，其实也看跟什么人比，大学毕业生去和农民工比谁有文化，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优越感，因为大学生并不是生活在农民工的群体中。

在一个人所具有的优越感当中，最不可掩饰的，是家庭优越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优越感是培育其他优越感的温床。一个从小没有家庭优越感的人，即便拿了博士学位，他也不会有学历优越感；即便她貌美如花，她也会自我感觉如寻常百姓。

人往往会产生优越感，因为人总会拥有某种优势，某种能力，某种创造，某种成就，使他自我感觉优于别人、越过别人。这其实是很普通的事。人生一场，为什么不要求自己优于别人、越过别人呢，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比别人更为厚实的某种“存折”呢，如果人人都缺少这种要求，社会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应该说，问题不在这种感觉该不该有，可怕的事情是，这种感觉一旦产生并膨胀，就会不知不觉地占据他的主导神经，使他不再具有危机感或自绌感。拒绝吸收，活力下降，虚火上升，气血不畅。久而久之，就会丧失平衡，迷失方向，意志衰退，目光暗淡。甚者更将导致人生悲剧，决非危言耸听。

但是，我们面前有两类人，彼此的人生之履完全不同，目标也完全不同。其中一类似乎具有某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没有优势、没有能力、没有创造、没有成就，也时刻地处处地自感优越。他们为能够利用内部的信息和地位，去发展自己狂热的占有欲，有恃无恐地做着不劳而获的事而自感优越。他们为能够轻易地掠人之美，事事指手画脚，动辄加强管理，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而自感优越。他们以到达别人无法到达的“宝塔”为快事。他们岂止是优越，简直是目空一切。如果有人想跟这一类人讨论优越感，那就无异于给瞎子点灯，无事生非，授人以笑柄，自取无聊了。

是的，这里是在跟另一类沿着正常路径奔着正常目标的人讨论问题。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是，到达目标靠的是自己艰辛的付出与奋斗。其中不少人在事业上做到了有所成就的地步。由于成功来之不易，在兴奋中，他们忘不了自己才华火花的美丽，他们往往会陷入对成功的无休止的欣赏和陶醉，以致经常记不起别人曾经给过他的许多支持与帮助，以及自己曾经有过的许多洋相与闪失。听人讲话开始漫不经心了，公众场合开始自我吹嘘了。每到一处，都禁不住要发表“高见”，三句离不了一个“我”，俨然师爷模样。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甚之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同样是滔滔不绝、夸夸其谈。尽管有时也说几句“请提意见”之类的套话，但骨子里早已被优越之汤泡酥了。非常可惜。这种人大概不清楚，他们的优越感是乘虚而入的。须知，人生一口气，气通过自我炫耀排空了，优越感不就自然进来了吗，会问：难道嘴不是用来讲话的，是的，有嘴当然要讲话，就看怎么讲，讲什么。但凡卓有建树的人，为了凝聚一班人，总是多讲道理，用已有的胜利和光明的前景去鼓舞斗志。尤其是那些谦谦学者，更能做到谆谆教导，悔人不倦，恨不能学生都比自己高明。而关于个人过五关之类故事，一般都能忍住，轻易不动声色。实在要讲，也总是借题突出别人，努力淡化自己，不卑不亢，从不渲染。当然，也有人并不爱好侃侃而谈，只是偶然蹦出一两句关键词，用浓缩的方式去流露他那强烈的优越之感。更有城府很深的人，轻易摸不透他的心思，但优越之感照样会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到必要时才发作。更为可怕。

另有些人在物质上很丰富，诸如：漂亮的住宅，豪华的汽车，先进的装备，殷实的钱库之类。由此自然会自感优越，更不足奇。他们的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大，手脚正变得越来越长，自由度在飙升，行动大大方便了。他们不愿意再多做小事，开口闭口：“让下面人去做吧。”他们待人不再随和，学会了颐指气使，处处自成中心，一切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们的需要才是天下第一差事。礼貌不再讲究，虚伪取代真诚，朋友开始稀少，等级日益分明。有人说：财富，身外之物嘛。他反问：哪有那么多身外身内，活着不就是为了不断改善吗。应该追问的是，改善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加充实。那么，作为一个人，究竟什么叫充实呢，单纯的应有尽有的物质条件能使人充实吗，不。大量严肃的调查结论对此是否定的。真正美好的东西决不可能用金钱换得来。充实寓于精神之中。玩物丧志啊。对物质的无限需求，必然导致精神的无情衰退。你可以占有别人所创造的物质的驱壳，驱壳可以给你带来表面的一时的愉悦，终究无法占领它的灵魂。而真正的充实不在别处，在创造的过程，在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富翁们往往到头来会感到寂寞、孤单、无聊、空虚。真是成千成万。所以，聪明人永远将物质条件视作创造精神财富的手段，仅此而已，别无他求。他们永远在物质创造中寻求精神的充实。到某一天退休了，照样还要根据条件练字、种草、登山、远游、唱歌、读书、写作、交友、思考、研究。休而不闲求充实。只有充实，方能永生啊。

至此，不可不说一说爱因斯坦。这位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贡献比谁小，但他竟然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有什么优越之处。他把自己的贡献仅仅归之于“好奇”，再也不多说什么。他非常朴素地认为,他的创造性的心理活动是被“单调和清静生活”激发出来的。他说：“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豪华－－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他认为那是一种“猪栏的理想”。他非常注意讲良心。他说：“我的生活竟是建筑在我的同胞们如此大量的劳动之上，这种想法常常使我感到沉重。因此我深深知道我对他们所应负的义务。”

好了，人类从爱因斯坦身上足以说明：他的成就同他对优越感的拒绝密不可分。优越感同事业的成就，冰炭不可兼容。怪不得，在我们周围，追求高尚、追求充实的人总是以爱因斯坦为榜样呢。

抛弃优越，立地成佛；追求优越，无异自绝。

优越感的目标属于个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它显示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宛如他自己创造的一支奇异曲调贯穿其中，他并不把自己的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反之，他表达得极为间接，这样我们只能从他给予的线索中猜到。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了解一个诗人的作品。诗人只是用字词，但他的意义却远多于他所用的字词。意义的大部分必须通过研究或凭直觉推出。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仔细推敲，对于个人的生活哲学这一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创造，情况亦是如此。

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的生活方式便不会错，所有的行动都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摘。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这样的行为。

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1840年后，面对西方的军事优势，清朝人开始的反应是认为洋人不过是“船坚炮利”、奇技淫巧而已，不是王道，不但君子不为，还会坏人心智。后来终于承认其军事优势，但仍认为西方可学的也只是这些技术而已，须“洋为中用”。

即使是这个摆脱了被殖民命运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在这一点上的反应也是类似的。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迅速引进了西方文明，但同时也高喊“和魂洋才”，其反应在本质上是双重和矛盾的：

日本对欧洲的认识是双重的，日本一方面把欧洲作为“文明的偶像”，另一方面又把欧洲看成利欲熏心的殖民主义者。……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道德划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划线时，日本又将自己划归西洋。（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的军事、技术、经济等物质优势的同时，中国和日本一方面承认（开始也许不情愿，后来则是震惊），但另一面，又认为自己本身的文明具有相对的道德优势，而物质优势不过是形而下的工具，欧洲人不但利欲熏心，且是没有廉耻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导致两种看来顺理成章的推论：一、精神力量更强于物质；二、一旦我们具备这些物质力量，我们必然是要强于西方的文明。

此种精神在不久之前的中国也并不鲜见，我们虽没有贬称西方大国的联合是“猪和猪的联合”，但也将他们之间的争执说成是“狗咬狗”，断定西方文明已经烂到根底，不过是“垂而不死”罢了，革命（代表着一种精神信念）的最终胜利则必将是属于我们的。而西方的物质力量，即使发展到核武器，如毛泽东所说，也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罢了（吊诡的是，我们在战略上如此蔑视的这些物质力量如原子弹、卫星、导弹等，一旦自己拥有，却变得极其自豪）。我们的优越感一度竟达到这种程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需要我们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甚至在西方各大国之间，也时常表现出这种姿态。如美国在1894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德国等欧洲列强却长期忽视它的巨大战争潜力，认为这不过是文化落后的暴发户、无可救药杂种文明；二战前日本也认为美国人畏战怕死，精神上不堪一击，即使物质优势也不足以弥补。而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兴起更是视而不见，希特勒说，他只要在苏联的大门上踹一脚，“整座房子就会倒塌下来。”

优越感：自我平衡和保护

弱者的优越感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受，当然并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一个从乡下到城市的人，在眩惑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有时也会萌生出极度的反感。从《圣经》里犹太人对道德沦丧的巴比伦的诅咒，到乡土文学中对农村的尽情歌颂，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固然，有时弱者的优越感仅仅是因为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弱者，例如正在衰落中的土耳其帝国和清王朝。毕竟，人要进行自我解剖和承认自己的失败，是一件不但艰难而且痛苦的事。这种痛苦的被迫过程通常是漫长和渐进的：先承认物质力量（其中军事往往是最先被关注到的）、其次承认有学习的地方，最后才承认自己的文明出了问题。

这经常是人们的本能反应：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陌生群体，往往被我们界定为在道德上不如我们。这种物质发达及其派生出来的奢靡、浪费、狡猾、缺乏勇气、冷漠……种种现象，被断言是丑恶和没落的，也是我们纯洁精神的敌人――而“我们”的优越感正是建立在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上。

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净化往往表现为对物质的高度排斥，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里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并不为物质的贫困而难过，相反，印度的哲学和文明，以及这种“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这一真理；印度曾经就是真理。”而“外在世界只有影响了内在世界的时候才算一回事。这是印度的体验方式。”在我看来，这种体验方式并不仅仅是印度的，而是全人类的，只不过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这种优越感和排斥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靠对陌生集团的丑恶想象来维持。在诸多的科幻电影中，我们遭遇的外星人物大多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只要他们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地球上如入无人之境，灭绝所有人类。但他们也许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我们毫无争议地占有道德优势，他们不但相貌丑恶，而且常常道德沦丧、侵略成性……

“战略上蔑视”的优越感并不都是错误的。在一个弱势团体处于上升时期，这一点常常还是它最后战胜强敌的力量来源，甚至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例如苏联集团一旦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获胜产生了动摇，对制度的优越性不再坚信，社会的崩溃过程就开始了。

对于一个亚文化群体来说，这种优越感也是必要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当时比它强大的诸帝国如埃及、亚述等都将因道德沦丧而灭亡，恐怕早已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正是胜利，带来更大的破坏性，因为优越性加上胜利，往往导致骄横和危机感的缺失，最终陷入败局。近代日本的命运和越战胜利后的越南，都是例子。1950年代，刘伯承主政军事学院时，请王耀武等国民党将领教授坦克等现代军事，一个解放军指挥官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轻蔑：“当初我们小米加步枪打赢了他们的坦克，这种军事理论有什么用。”――他的话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弱者的优越感虽然常常成为阻挠改革的顽固力量，但却也保留了一种必要的自尊心，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平衡作用，提高士气，以免一个集团对自身完全丧失信心。在一个弱势群体挣扎上升的时期，它的利弊将交互出现，贯穿整个痛苦的妊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