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山的人们

采山的人们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故乡的吃食

家常豆腐

油茶面儿

撕日历的日子

年画与蟋蟀

露天电影

撕日历的日子

（照妖镜）

朗诵与逆向思维

红颜读书郎

光与影

后记那个唱着说话的地方在哪儿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代表作品有《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我的童年，是在大兴安岭的山野中度过的。由于地广人稀，我认识的动植物比人要多。老人们说故事的时候，动植物常常是人的化身，所以我从小就把它们当人看。我会跟猫和狗说话，跟樟子松和百合花说话，跟春天的飞鸟和秋日的蘑菇说话。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写本童话，把我跟它们说过的话写出来。

那时在我眼里，世界就是我们的村庄！这个世界的美好是短暂的，春天一闪即逝，冬天无比漫长。我被寒流鞭笞的日子，远比闻花香的日子多得多。而这个世界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夜晚偎在火炉旁，老人们总有传奇故事可讲。那些神仙鬼怪故事，令我无限惊奇和充满遐想。

春天往农田运粪肥，夏天铲地、拉犁杖，秋天起土豆，冬季拉烧柴，这些是我童年做过的季节性的大活。小活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劈柴挑水，喂猪喂鸡，洗衣做饭，晒干菜，糊窗缝，擦屋子，扫院子，叠被子，等等等等。做这些看似枯燥的活儿时，也有浪漫的事情发生。比如夏季铲地，在野地采酸浆解渴时，顺便会采一把野花，回家栽在罐头瓶里，照亮我们的居室。劈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从松木桦子里劈出肥美的白虫子。这时我会眼疾手快地捉住它，喂给鸡吃。鸡再看你时，眼神都是温柔的了！拉犁杖的时候呢，犁铧往往把土里的蚯蚓给掘出来，在后面扶犁杖的父亲见了，会把蚯蚓捡起来，放进盛着土的铁皮盒里，这是上佳的鱼饵。我们家有一杆鱼竿，就放在地头的草丛中，随用随取。田地旁的水泡子是死水，钓上来的鱼有土腥味，但我们有办法征服它。我们把鱼剁碎了，炸鱼酱吃！大酱雄赳赳的咸香气，将腥味这个捣蛋鬼收编了。鱼酱鲜香可口，上了餐桌，总会被我们一扫而光！而拉烧柴的时候呢，总能在雪地看见奔跑的雪兔。要是逮着它们，家里的灶房会飘出炖肉的香气不说，我们还有漂亮的兔毛围巾可戴了！当然，最美妙的活计，是采山。夏季采都柿和水葡萄时，逢着粒大饱满、果实甘甜的，我总要先填到自己肚子里。吃得心满意足了，再填充带去的容器。都柿可以酿酒，吃多了会醉。有一年我跟人采都柿，挎着都柿桶回村时，一路摇摇晃晃的——不是因为桶太沉了，而是因为我吃醉了。被果实醉晕的感觉真好！那时，大地成了天空，而我成了一朵云。

当然，我们的童年也有忧伤，也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有离愁。那时有老人的人家，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备下一口棺材。月光幽幽的晚上，我经过这样的棺材时，就会头皮发麻。最让人恐怖的是那些英年早逝的人。他们未备棺材，这时寂静的山村就会回荡起打棺材的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像鬼在叫。所有的棺材，总是带着我们熟悉的人，去了山上的墓园，不再回来。这让我从小就知道，原来生命在某一年不是四季，而是永无尽头的冬天。进了这样的冬天，就是与春天永别了。

“九久读书人”的陈丰女士策划出版这套“我们小时候”丛书，使我有机会回望和打量自己走过的路。书中的篇章，写作时间不同，但它们却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那就是我的童年。而童年的光影，在我心中从未暗淡过，因为它永远是生命中最明亮的部分。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夏天，我从山村步行到县城，看了场电影《沙家浜》。里面的人物对话时，咿咿呀呀地唱，所以我认定沙家浜那地方的人，说话要唱着说。

我一回到家就问父亲：“电影里那个唱着说话的地方在哪儿？”

父亲笑了，全家人都笑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抱有童年的幻想，希望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群人，唱着说话。不论他们唱出的是悲歌还是喜歌，无疑都是满怀诗意的。可是，那个唱着说话的地方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