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以“言不尽意”知人论事，认为看人须观内在的神，而神却常不可言传。庄子则有“得意忘言”之说，被玄学家王弼扩充为解经、证玄、调和乃至认识艺术的新方法。名家之“言不尽意”与他的“得意忘言”均重神、意，但前者轻言、象，后者则以意为目的，以言、象为手段。顾恺之接受王弼的思想提出“凡画，人最难”，“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认为传神很难，画之妙不在形体而在内在精神气质。但从其著述及作品遗迹（摹本）来看，他的“以形写神”说亦是重视形似的。至唐，传神论主要作为人物画的审美标准。五代后山水画、花鸟画大盛，写意论更为流行，传神论渐成肖像画的专用语。历来传神论者，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类贵神贱形；另一类形神兼得，由形似求神似。一般文人写意画家为前者，宫廷、肖像画家为后者，从理论意义上看，彼此是相互补充的。前者并非完全否定形似，要求的不过是约形；后者也并非外形的酷似，而是要求更严罢了。为达到传神的目的，对观察与描绘方法古代画家主张整体、运动地观察对象，反对孤立、静止的表现方法，这一原则在元代以后传神论述中取得一致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