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叫他作诗，写出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去，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的才能消失了，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王安石说：方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的天赋，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优秀得多；但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后天所受的教育还没有达到要求。他得到的天资是那样的好，没有受到正常的后天教育，尚且成为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本来就不天生聪明，本来就是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难道成为普通人就为止了吗？

天圣三年（1025），方仲永无师自通，提笔写诗，震动乡里。明道二年（1033），与方仲永同龄的王安石跟随父亲回金溪探亲，在舅舅家遇见了方仲永。他请方仲永作了几首诗，但他有些失望，因为“神童作家”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聪明。康定元年（1040），王安石再次到金溪探亲。此时方仲永已做回了农民。庆历三年（1043），王安石从扬州回到临川，想起方仲永的遭遇，写下《伤仲永》一文。

这篇文章以方仲永的事例，说明人受之于天虽异，但还得受之于人，否则就将复为众人，进而说明未受之于天者，本来就是众人，如果不受之于人，恐怕连作“众人”也难，而且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表现了王安石早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而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赋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天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唐宋文醇》：劝学之意，婉转切至。为子弟者所宜诵。然学何学乎，宜先辨志矣。

清代沈德潜《唐宋八家本读本》：劝学之语，婉转切至。伤仲永，不独为仲永也。聪明子弟，宜悬为座右篇铭。

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金溪云林三十六峰乡人危太朴《云林图记》曰：“近崖山有神童峰，方仲永者实生其下，荆国王文公所作《伤仲永》是也。”余谓仲永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则仲永何足以当是山之灵，而是山亦何乐藉仲永以受此名哉？予是以叹志者因荆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已失荆公所以垂戒之旨矣。

近代林纾《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篡》：介甫之文，以盘折胜。末段用天人比较，极言天之不可恃。天不可恃，恃学耳。仲永唯不学，所以并没其天。逼进一层，即无天资，复不恃学，并众人亦不得为。造语极危惊，又极精巧。

近代毛庆蕃《古文学余》：受于天者不甚相远也，能亲师取友，则愚可明而柔可强也。不能亲师取友，所谓明强者几何矣。天地生材难，成材尤难，独仲永也乎哉！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