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担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与夫人阿鲁丝分居。1913年，在高等社会研究学院讲授“数理逻辑的哲理重要性”，在三一学院向异教人士讲演柏格森哲学。

1914年，又任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同年加入工党。在牛津大学赫伯特·斯宾塞讲座讲演“哲学的科学方法”。在波士顿洛威尔讲座讲演“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撰写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册子和进行公开反战讲演。

1915年，向曼彻斯特哲学协会讲演“物质的基本要素”。1916年，因撰写小册子批评对一位拒服兵役者被判两年徒刑的埃弗里特案件而遭罚款100英镑。变卖图书偿付罚金，朋友们为其买下图书。失去在三一学院的讲师职位。

1918年，在伦敦开设一个含八讲的课题，讲述其“逻辑原子论”，承认过去四年曾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由于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美国国会对使用军队对付罢工者的调查报告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狱中待遇由第二级改为第一级，在布里克斯顿狱中完成《数理哲学导论》一书。

1920年，访问俄国和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1921年，与阿鲁丝离婚，同多拉·布莱克结婚。访问中国和日本。在伦敦和中国讲演“心之分析”。儿子约翰出生。这期间罗素已经因为参与反战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他通过出版各种有关物理、伦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谋生。

1922年，成为工党议员候选人。为M．D．康韦纪念讲座作《论自由思想与官方宣传》的演讲。1923年，女儿凯特出生。1924年，在美国巡回演讲。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西方》为题，面对“争取公众参议社团”人士，同司各特·尼尔林辩论。

1925年，在三一学院塔纳的讲座讲演“物之分析”。1927年在美国巡回演讲。在彼得斯菲尔德附近的塔山开办学校，自任校长，夫人多拉任女校长。在巴特尔塞市政厅为全英非宗教人士协会南伦敦分会演讲《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1929年，在美国巡回演讲。在伊利诺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为当代思想班学员演讲《通向世界的三条道路》。

1930年，在纽约同约翰·库柏·波伊斯辩论“现代婚姻是不是失败？”1931年，在美国巡回演讲。同舍伍德·安德森辩论“家庭是否将消亡？”其兄弗兰克逝世，承袭爵位成为罗素伯爵第三。但是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这么称呼自己，或被别人这样称呼。

1935年，与多拉离婚，退出所办学校，离婚后，勃拉克独自把友前希尔学校办到1939年，并一直主张“自由教育”和“爱的教育”。1936年，在泰恩河上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为格雷伯爵纪念讲座演讲“宿命论与物理学”。与海伦-帕特里夏·斯彭斯结婚，两人也生有一个儿子。

1937年，其子康拉德出生。1938年在牛津大学作系列讲座“语言与事实”。访美并旅居到1944年。与T．V．史密斯和保尔·道格拉斯在广播上谈论“驯服经济力”问题。任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至1939年。

1939年，搬到美国，并很快被任命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参加芝加哥圆桌广播讨论，谈“安全感在增长吗？”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俱乐部演讲“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举行讲座直至1940年。

1940年，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演讲“探寻意义和真理”。由于伯特兰·罗素案而丧失纽约市立学院的任命。

1941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梅里恩的巴恩斯基金会演讲“哲学史”。与亨廷顿·凯恩斯、阿兰·泰特和马克·范·多林共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增长知识”节目谈“黑格尔哲学史”。与雷克斯·斯托特在WEAF电台作“话说自由”节目的广播谈话。

1942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增长知识”节目与雅克·巴曾谈“笛卡尔的《方法谈》”，与司各特·布坎南和马克·范·多林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后又与凯萨琳·安·玻特谈“卡洛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在美国空中论坛谈“印度如何了？”

1943年，终止巴恩斯合同，顺利了结五年合同的终止诉讼。1944年，在纽约的兰德学院讲演，在WEAF电台谈论“与苏联合作”问题。返回英国。再次被选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管委会，年度课目“无论证的推论”。

1947年，在同仁寓所向全英图书会社讲演“哲学与政治”。1948年，在去挪威的特隆赫姆作讲演“防止战争”的途中飞机失事，身穿笨重大衣游泳十分钟后得救。在英国广播公司里恩讲座作头几讲，谈“权威与个人”。

1949年，被授予勋章。为威斯敏斯特学院演讲“原子能与欧洲问题”。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1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马切特基金会讲座演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为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第三节目撰稿，谈“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科学方法的性质与根源”，以及“怀疑主义与忍让”。

1952年，与帕特里夏离婚，同美国的英语教授伊迪丝·芬奇结婚。1955年，以其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工作被授予银梨奖杯。

1950年代，他广泛撰写有关战争危险的文字，并越来越感到需要行动。他于1955年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在同意信寄达前不久逝世），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或称《爱因斯坦——罗素宣言》）。他还向各国著名科学家征集签名，召开了一次世界性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应对由原子武器出现面临的危机。由于签名的科学家很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宣言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后，该会议逐步演变为《维也纳宣言》。

1958年，为促进核裁军活动，而后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罗素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自传，并参与了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调查。

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参与一个核裁军的游行后被拘禁了7天。他反对越南战争，于1967年5月和萨特一起成立了一个被称为“罗素法庭”的民间法庭，以揭露美国的战争罪行。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梅里奥尼斯郡彭林德拉耶斯逝世，他的骨灰被撒在威尔士的群山之中。其爵位由他与多拉·布莱克的儿子约翰·康拉德·罗素继承，为罗素勋爵四世。

罗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却使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罗素坚持个人的基本自由不应受到侵犯。他认为，实践中的个人学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人除了经过应有的法律程序以外，不应接受处罚；另一方面，应当有一个范围，在这中间个人的活动不受政府控制。这个范围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通常还包括经济上的经营自由。罗素承认这些自由是有限制的，即便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意见的自由也以不危及国家安全为先决条件。至于经济上的经营自由，罗素是在一定范围内赞成的，他反对经济权利的集中——不管是集中在国家手里（斯大林模式）还是集中在卡特尔手里（帝国主义），同时，他希望对私人财产的所有和使用实行严格的限制。他不是不同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自己的成果这一原则，但他认为继承财产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在不依赖继承的财产这种罕见的情况下，他也反对大企业的私人所有制和土地的私人所有制。

正是由于罗素的主张对自由的限制，他甚至把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者。他早期的两部严肃的政治理论著作分别于1916年和1918年出版的《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在这些书中，罗素提倡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体系有一个要求，即工人管理工业，而不是由政府管理。罗素认为，国家权力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恶，应该被限制，他还把“国家权力过大”看作“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社会重建原则》是罗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和平而撰写的政治理论著作。他在该书中企图创立一种政治哲学，以提供一种比较好的政治模型。在《自由之路》中，罗素则纲要似地论述了他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他相信“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建议，而且是一种能得到自由的制度，但又没有在完全无政府主义政体下所最可怕的经常诉诸暴力的现象”。

作为一位哲学家，罗素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元论等几个阶段，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方面，由此出发建立了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

作为一位逻辑学家，罗素在数学逻辑方面具有巨大的贡献，他和怀特海共同写就了《数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他所提出的“罗素悖论”推动了20世纪逻辑学的发展，他所主张的逻辑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学历史的发展。

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他写过几十篇历史论文和散布历史专著，这三部是：《自由和组织》《1902－1914年协约国政策》和《西方哲学史》。其中，《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哲学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思想和发展，其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作者的历史眼光不亚于作者的哲学见解。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读书界的畅销书，确立了罗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正是被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学道路。

在《悠闲颂》（1935）中，罗素比凯恩斯先行一步，向那些总是一味赞扬节俭反对消费的传统经济学家挑战。他写道：“只要一个人把他的收入用于消费，那么他也就是把面包送到别人嘴里。......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恶棍乃是节俭的人。”他认为“节俭这可恶的罪行”是能够导致失业的。罗素说，如果节俭者使用手里的钱，哪怕是用于饮酒，赌博或者拿来请客招待朋友，那都是极好的事。那些经济学教授们，把罗素的这一观点轻率地说成是一位偏离本行的哲学家所犯的可笑错误，对之根本不予理睬。而自凯恩斯的《利息、就业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后，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经济学说的一部分。

罗素对教育理论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指出：“教育应该培养求真理的愿望，而不是相信某种特殊的信条就是真理。”他主张的教育方法，应“减少很快的讲授而多事于讨论，给学生以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受到鼓励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更多地尝试使教育的内容能使学生感到一些兴趣”。对于教师来说，“不仅不应当要求教师发表千篇一律的意见，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教师各抒己见是健全的教育所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教育不应该是使人轻信的教育。他指出，这样的教育，“经过一个时期很快就会引导到思想的腐朽”。此外，他认为青年人的性教育在教育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他指出：“在青年人性问题上所采取的传统做法会使人变得愚蠢、虚伪和胆怯，而且还会使相当多的人患精神病或类似的疾病。性的好奇心与其他各种好奇心一样，一旦得到满足，很快就会消失。因此，防止青年人为性问题所纠缠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按其所求，告诉他们关于性的一切事情。”关于教育，他于1926年著了《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一书。但是，罗素未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一所符合他理论的学校，于是他着手创办了一所学校，招收了20多个孩子。这个学校以进步路线为指导，而不是以放任自流为指导。但由于吸收的儿童中有问题的太多，而且未能做到自由与权威的平衡，学校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罗素同时也是个文学家，虽然他直到80岁才开始创作小说。1952年，他匿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x小姐科西嘉历险记》，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近郊的撒旦》《显要人物的恶梦》，它们是用寓言形式写成的。罗素的散文在英国文学中也享誉甚高。

参考资料

家庭背景

伯特兰·罗素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19世纪40年代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父亲安伯雷子爵在当时是一名极端开放的无神论者。罗素的母亲也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她在罗素2岁时便去世了，在两年之后，他的父亲也去世了。

罗素是这个辉格党家庭的第二个儿子，在双亲去世以后，罗素和他的哥哥富兰克·罗素（未来的罗素勋爵二世）就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与当时其他上流社会的子女一样，罗素兄弟由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则罗素的教父是当时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尔。

罗素思想的形成是受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祖母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影响。罗素的童年是孤寂的，他经常一个人在自家荒凉失修的大花园里独自玩耍与思索。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对大自然、书本和数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尤为迷恋数学。这也是他后来取得的思想成果的第一步。

婚恋

罗素一生先后七次陷入情网，并先后同其中的四位结婚。

罗素于1889年遇到阿鲁丝·伯尔萨尔·史密斯，当时罗素仅17岁，他一下子就爱上了她，并冲破家庭的阻力于1894年12月与阿鲁丝结婚。婚后一段时间，生活相当快乐。可在1902年，有一天下午他骑自行车外出，突然感到不爱阿鲁丝了。

过了9年，他爱上了奥托琳·摩勒尔夫人。她是罗素为之拉选票的加辛顿自由党政客的妻子。但由于阿鲁丝威胁说要同他离婚，并传讯奥托琳夫人，并由于奥托琳夫人不愿离开她丈夫，或者不愿引起人们的诽谤，罗素未能如愿。从此，罗素离开阿鲁丝，直到1905年，他们才以朋友身份相见。而从阿鲁丝的信件看，她一生都是爱罗素的。

1914年，罗素到美国波士顿做演讲，并担任哈佛大学的临时教授，在此期间，他对奥托琳·摩勒尔夫人的爱情逐渐消逝，而爱上了一位美国姑娘。那位姑娘以她将与罗素生活在一起，并且如果阿鲁丝愿意与罗素离婚时他们就结婚为条件，随他到了英国。但罗素对她的爱经不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情绪上的冲击。

1916年，罗素又遇到了康斯坦斯·马勒逊夫人，她是演员迈尔斯·马勒逊的妻子，她自己也是演员，艺名是柯列蒂·奥尼尔。他们相爱了，罗素在她的美丽、年轻和勇气，以及在她对他的爱情中找到了脱离围绕着他的那种“恨的世界”的避难所。

1919年，他又开始在多拉·布莱克与柯列蒂·奥尼尔之间犹豫不决。罗素第一次与多拉·布莱克见面是在1916年，亦即爱上柯列蒂·奥尼尔的那年，当时她是格通学校的学生。由于多拉愿意生孩子，这使她对罗素更有吸引力。他们访问了苏俄和中国后，于1921年9月回到英国，并很快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他们于1932年分手了。

1936年，罗素又与帕特丽夏结婚，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彼德·斯宾塞，她是一度在他的学校中教过书的青年妇女。他们的儿子康拉德于次年诞生。

罗素于1949年与帕特丽夏·斯宾塞离婚，并于1952年同伊迪丝·芬齐结婚。这次结婚非常愉快，当时罗素已经是80高龄，这是他最后一次结婚，它给罗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上的安宁。他们一起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创立这个奖（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近似的，两个人不但都接受怀疑论，而且都怀有乌托邦理想，并且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共同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瑞典文学院评）

罗素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早期所完成的著作而赢得的。（英国哲学家艾耶尔评）

很少有人能像罗素一样，横跨文理，在哲学、数学、历史、文学、教育学等领域，同时取得超常的建树。不过，罗素将近百年的漫长一生，从来不是一位安坐于书斋的学者，他的行迹遍布世界，对各种异域文化充满好奇与同情，且从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国，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与和平主义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