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3:46
《何博士备论》是古代军事著作，属于中国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今本缺2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成书于北宋元祐年间，南宋《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均有著录。关于本书的卷数各种版本和各家书目著录有所不同，成书较早的《遂初堂书目》未著录卷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四卷，而《明辨斋丛书》、《子书百家》、《百子全书》则作二卷，《四库全书》、《指海》、《浦城遗书》、《长恩书室丛书》、《半亩园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明抄本又作一卷。关于篇数，苏轼荐状称二十八篇，现存各种版本均为二十六篇，佚二篇。有的版本在目录中虽然著为二十七篇，多“邓禹”一篇，但实无内容，如台湾版《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邓禹”下注说：“缺，谨按，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此一篇，系从陈君子准处所录，附注其目于此。”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
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它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明“穴研斋”抄本，下同），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正确的谋略。认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战略策略，所以战胜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
对“智”在战胜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因而推崇韩信、曹操 “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 “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东汉末孙坚所以“功业不就”就是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而致。
它还提出君将要和谐，应赋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
《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曾誉“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但其对某些人事的评论，亦有偏颇之处。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以特奏召，廷试，除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苏轼荐，换承奉郎。五年出为徐州教授，轼又奏进所撰《备论》，荐为馆职，不果行。是编即轼奏进之本，轼《状》称二十八篇，此本仅二十六篇，盖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对策论兵得官，故是编皆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苏洵作《六国论》，咎六国之赂秦；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去非所论，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轼屡称之。卷首惟载轼荐状二篇，所以志是书之缘起也；卷末有明归有光跋，深讥是论之谬。且以元符、政和之败，归祸本于去非。夫北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溃乱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转咎去非之谈兵。明代通儒所见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欤！
六国论
秦论
楚汉论
汉武帝论
李广论
李陵论
霍去病论
刘伯升论
汉光武论
魏论上
魏论下
司马仲达论
邓艾论
蜀论
陆机论
晋论上
晋论下
苻坚论上
苻坚论下
宋武帝论
杨素论
唐论
郭崇韬论
五代论
何去非撰。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他好学古兵法，元丰五年(1082年)以“对策”长于论兵得官，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历任武学博士、徐州教授、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令、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通判、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等职，卒年七十三岁。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深得当时大诗人翰林学士苏轼的赏识，于元祐四年(1089年)向朝廷奏荐，加授“承奉郎”。五年又以去非所撰《备论》奏进，荐为馆职，未获准。何去非参加过《武经七书》的校定，其军事著作除《何博士备论》（28篇）外，还有《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这后两种，可惜今佚。
《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
作者有感于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衰败形势，为适应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图强，重整军备的需要，对战国至五代各王朝的兴亡成败和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以古喻今，从中寻求历史借鉴。每篇以引一朝或一人事迹为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评论，然后历数古代正反事例，来论证作者的观点。所以书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关键要根据“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主张“兵以义举而以智克；以顺合而以奇胜。”(《苻坚》)在战略决策方面，强调要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的向背。他以六国为例，阐述了不要“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要联合与国，共同抗敌的道理。
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指出刘濞失败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方面，反对侥幸取胜，主张要先计而后战，“度有功而后动”；作战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要善于捕捉战机，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认为用兵最忌没有奇变；主张集中兵力，反对把用兵看得很容易，麻痹轻敌，指出：“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他还认为弱能胜强，其原因是弱能思奋，强则易懈，所以胜败不在多寡，在有节制，使百万若使一人者胜。对于兵法的学习和运用，他以霍去病为例，详细论述了学法不泥法、缘法而生法、离法而会法的道理，指出：“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
“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霍去病》)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要加强纪律，反对徇私情。他以李广为例。说明纪律的重要，认为李广是难得的将才，士卒也都拥戴他，但最后败在纪律松弛上。指出：“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号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李广》)要求将帅要有智有勇，认为“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杨素》)他还认为真正的智是“谋夫策士”组成的智囊团，主张要向刘邦那样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
《何傅士备论》从军事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评论历史人物，史论结合，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敢于否定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兵书。苏轼称赞“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用现代的观点看，其中对某些人物的评论也有偏颇之处；某些观点也是错误的，如主张愚士卒之耳目等。
《何博士备论》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砚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砚斋缮写”五字，前有元祐四年(1089年)正月苏轼荐何去非奏状和五年苏轼知杭州府时再荐奏状，张蓉镜手书封面，后有黄丕烈等跋。现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两种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浦城遗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半亩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斋丛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留香室刊本、日本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刊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等。
《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