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第一个演我写的《莫愁女》而成功的。上海的马晓晖，也是我把她去招来，然后找人把她带到了香港，拉我的《别亦难》《莫愁女》等，使她在国内外也有相当的知名度。

人家给我取名叫“多功能作曲家”，因为我（作曲）路子比较广。西洋交响乐我也写，民族器乐我也写，戏曲我也写，流行歌曲我也写。《相见时难别亦难》也都不知道是我写的，以为是徐小凤写的。

我创作的特点，突出一个“情”字，感情的“情”字。我认为我的作品分二类：“情”一类，就是这个爱国情。另一类儿女情。正因为我《梁祝》出名，人家曾经把我认为是专门写爱情题材的专家。到香港访问我，我就这样讲，就是我的出生，从小受到的教育，促使我还有戏。第二个儿女情，那么这个也算，因为人的感情，对不对？没有爱情就没有艺术。在艺术里边都包括爱情，这是人们永恒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个民族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那么要使我们的民族音乐适应现代化，反映现代人的感情，那必须现代化。所以，我觉得民族音乐如果不现代化，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种没落阶段。

2019年9月，获得第7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何占豪是中国杰出的音乐家，世界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5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同学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被誉为“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不朽的（中国）民族音乐经典”，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整个东方音乐的骄傲”。在不久前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梁祝》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曾经有一位学者感叹道：“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何占豪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他作曲生涯四十余年的全部作品，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1959年《梁祝》蜚声乐坛誉满中外后，他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弦乐与合唱《决不忘记过去》、交响诗《龙华塔》等大型器乐、声乐作品相继问世。在这一时期里，他的作品除了富有戏剧性、抒情性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八十年代，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二胡、琵琶和古筝协奏曲外，他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九十年代，何占豪高兴地看到古筝界新秀辈出，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筝、乐、诗《陆游与唐婉》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进行了改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笛子协奏曲《长恨绵绵》、柳琴协奏曲《花》、扬琴协奏曲《罗兰情》等作品，就包括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何占豪的作品。

同时，他还为世界乐坛培养和推荐了一大批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年轻艺术家。实为“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奖学后进”的中国音乐大师。

何占豪，1933年8月出生于诸暨何家山头村。幼时热爱音乐，后考入浙江省文工团当演员。

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在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1958年与同学陈钢合作创作了基于越剧音调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后，从此成为中国乐坛上的著名人物之一。

我们诸暨，我小的时候盛行是二种戏，一种是越剧，一种是绍兴大板。我爸爸懂得一些绍兴大板。因此，小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些长辈唱些家乡戏，主要还是我奶奶，我奶奶是越剧迷。我的任务就是给我奶奶背凳子。每逢过年就背凳子到戏院里去放好，奶奶领着我去看戏，我就从小受家乡音乐的熏陶。第二，我小的时候就是抗日战争时候，我的姑妈们在高级小学里念书，回来之后，唱很多抗日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所以又受到了这些新的音乐的熏陶。这些音乐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在我脑子里生根了。这样就慢慢爱好音乐，直到自己读书的时候，对音乐特别喜欢。

杭州解放那一年，何占豪才17岁，考入了浙江省文工团。他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在行。1952年，何占豪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在这里，他开始学习小提琴。为了能尽快提高技艺，他特意在星期天早早赶到上海寻师学艺。

我当时考到音乐学院来实际上是来学习小提琴的，希望学成之后回到浙江去，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当时，我们学习的都是外国曲子，总觉得学的这些练习曲、乐曲也好，与我们家乡戏曲这味道总是格格不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把（小提琴拉中国曲子）这一职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所以，我们虽然拉小提琴，但我们自己还是要创作，要学会创作。我从音乐学院进来之后，由于小提琴改革民族化的需要，才开始学习创作的。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探讨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

由小提琴来拉《二泉映月》我们是第一批，也许我灌的唱片是第一张。我们一拉之后，他们喜欢，他们能听懂。所以，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用小提琴拉民间音乐、拉戏曲使老百姓能听懂，他们喜欢了，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了。

何占豪，男，教授、作曲。浙江诸暨人，1933年8月29日出生。从小就受家乡音乐的熏陶。他读小学的时候正是抗战刚刚胜利之时。那时候，何家山头一带流行两种戏，一种是越剧，一种是绍兴大板。上小学之前，奶奶常常带他去听戏，一些长辈有时候也唱些家乡戏，在高小念书的姑姑们又从学校学回来很多抗日歌曲，他都觉得很好听。到读小学的时候，何占豪已经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7年获浙江省第二届戏曲会演乐师奖，在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同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小提琴，后转入作曲系，专攻作曲，从师丁善德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与陈钢合作创作以越剧音乐为素材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大获成功，一举而为世界名作。继《梁祝》之后，又创作了《烈士日记》《决不忘记过去》《龙华塔》《别亦难》《草原女民兵》《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音乐作品。称何占豪是“音乐奇才”一点都不过分。他在音乐的海洋里遨游虽说是因《梁祝》成名，但主要还是个农村娃娃时就在襁褓中跟着奶奶学唱儿歌。 何占豪多次荣获国内外金唱片、白金唱片奖，被誉为中国民族交响乐的经典曲目。八十年代以后，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外，还写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情》，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傣寨风光》，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九十年代，何占豪高兴地看到古筝新秀辈出，除了将《梁祝》改编为古筝协奏曲之外，还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作了改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笛子协奏曲《长恨绵绵》、柳琴协奏曲《花》、扬琴协奏曲《罗兰情》等，几乎每年创作一部大型作品。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民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他于教学同时又不断在戏曲音乐园地耕耘，先后为上海卢湾越剧团的《孔雀东南飞》、南京市越剧团的戏曲艺术片《莫愁女》、浙江电视台的戏曲电视剧《别也难》作曲，皆获好评。还多次为浙江各县越剧团作曲，在省戏剧节中获奖。

在为越剧作曲的基础上，他不断进行越剧音乐交响化的尝试，如将《莫愁女》改编成清唱剧，由香港中乐团与杭州越剧院演出获得很大成功。1999年与杭州电视台合作创作一台大型越剧交响音乐会，为越剧音乐交响化开创先河，在杭州、上海演出后，令观众耳目一新。另外，又将越剧音乐作为素材改编创作成音乐作品，如将《莫愁女》主题音乐改编成《莫愁女幻想曲》（二胡与乐队）、《孔雀东南飞》音乐改编成古筝协奏曲、《别也难》音乐改编成二胡协奏曲。经他教学与培养的戏曲作曲遍及全国，其中越剧作曲有陈国良、何占永等后起之秀。为中共党员。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何占豪：（1933－）浙江诸暨人，著名作曲家，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代表作之一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它主要作品有：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交响诗《龙华塔》、二胡协奏曲《莫愁女》、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曾在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工作，后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班学习小提琴，并和几位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探索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

1957年，何占豪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修小提琴。那时，他们经常下乡演出，每次都拉外国曲目。何占豪慢慢发现，听他们拉琴的人越来越少。他开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呢？于是，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等6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起初，何占豪用越剧音调创作出了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第一次尝试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乐。1959年，何占豪与陈钢开始合作。他们用西欧传统的奏鸣曲曲式进一步规范了原来的构思，并根据构思由何占豪写乐曲，写完用小提琴拉给陈钢听，定下来后，再由陈钢写伴奏（钢琴），然后到院长课上听取指导。1959年5月底，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由俞丽拿倾情演奏，乐曲一出就犹如天籁之音，40余年经久不衰。

他小的时候诸暨盛行是二种戏，一种是越剧，一种是绍兴大板。他爸爸懂得一些绍兴大板。因此，小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些长辈唱些家乡戏，主要还是他奶奶，他奶奶是越剧迷。他的任务就是给他奶奶背凳子。每逢过年就背凳子到戏院里去放好，奶奶领着他去看戏，他就从小受家乡音乐的熏陶。第二，他小的时候就是抗日战争时候，他的姑妈们在高级小学里念书，回来之后，唱很多抗日歌曲，他觉得非常好听，所以又受到了这些新的音乐的熏陶。这些音乐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在他脑子里生根了。这样就慢慢爱好音乐，直到自己读书的时候，对音乐特别喜欢。

他当时考到音乐学院来实际上是来学习小提琴的，希望学成之后回到浙江去，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当时，他们学习的都是外国曲子，总觉得学的这些练习曲、乐曲也好，与他们家乡戏曲这味道总是格格不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应该把（小提琴拉中国曲子）这一职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所以，他们虽然拉小提琴，但他们自己还是要创作，要学会创作。他从音乐学院进来之后，由于小提琴改革民族化的需要，才开始学习创作的。

由小提琴来拉《二泉映月》他们是第一批，也许他灌的唱片是第一张。一拉之后，他们喜欢，他们能听懂。所以，事实上就是说用小提琴拉民间音乐、拉戏曲使老百姓能听懂，喜欢了，所以走这条路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走上舞台，国人称它是“他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梁祝》这个题材，虽然当时他已经做过试验，他曾经用越剧的曲调写过一个四重奏，用四个人拉的小《梁祝》。除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之后，党委书记孟波同志毫不犹豫地在第三个题材，就是认为并不很重要的《梁祝》上勾了一勾，说你们就写这个吧！所以，回忆起来，领导是很重要的。

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已经半个世纪了，该曲所造的辉煌众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的两大主创何占豪和陈刚曾经为了“三大事件”有过“矛盾”。为了庆祝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50周年，《可凡倾听》特地请到了何占豪、陈刚前来做客。在和主持人曹可凡的交谈中，两人侃侃而谈，聊起了那“三件事”。

事件一：金唱片

何：第一件事情，我1983年第一次到香港去，一到香港，香港的一个唱片的老板就把我叫去，要发金唱片给我，去之后他给我看，我一看我就有点傻了，因为当时就是名字，因为实际上，开始我也不是计较名字，何占豪、陈钢什么的，因为开始是我代表一种实验小组，小提琴民族化，那他作为后来的协助者，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作曲，编曲，两个人写的，我们实验小组应该是主要的，应该是这样的。一到那里，我看了一张唱片，老板给我一张唱片，就是陈钢，何占豪作曲，陈钢改编，然后陈钢一个大照片。

曹：没您的照片？

何：没我的照片。当时我就问那个老板了，说他哪里改编了？有没有什么地方改编了？他说没有？那我说为什么加改编？他说速度改编了。我说速度么是指挥呀，今天慢一点，明天快一点，这怎么就改编了？还有什么改编吗？他说滑音，这部分原来滑到那里，滑到这里，我说滑音是以我为首，我们实验小组搞的，他不懂，他不会拉小提琴。我说不对吧，我说你们是炒作。那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陈钢好像是个人有些什么意识。

曹：那我想问下，当时您到香港发现那个金唱片署名是变成陈钢，何占豪，而且陈钢改编，你回上海之后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个事情？

何：我讲了呀！

曹：你当面跟他讲？

何：我当面讲的。

曹：那他怎么回应呢？

何：他说这不是我搞的，那我有什么办法？他说真不是我搞的，说他们有一次请我去，我讲了，我讲么他们就说我改编，不是我的原意，陈钢，何占豪这个名字也是他排的，他讲了呀。我能怎么说？曹先生，我能怎么说？我说你这样不对，以后把我名字摆到前面来，我说你为什么……但是先应该跟我说，你这样一个事情起码要给我，你唱片印出来你起码要跟我讲一声吧，也是因为我到那边，我才知道，你觉得这不大礼貌吧！　陈：我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不对的，第二是我是不知道的同样的事情，爱尔交响乐团，演出的时候他们把何占豪的名字漏了，这个事情我压根都不知道，就是谁演出，怎么演出，我压根都不知道，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情我是全然不知，但是漏掉我的名字也是常常有的，我们不要太计较这个，但是梁祝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梁祝。

事件二：《黑色浪漫曲》

（陈钢写过一篇文章，名“黑色浪漫曲”，讲述了他的个人一段爱情悲剧，但之后很多人包括何占豪也认为，陈钢是将“梁祝”指代为自己爱情悲剧的写照）

曹：您写过一篇文章叫《黑色浪漫曲》，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你的初恋的过程，你还记得当时你跟她在北京分手的那样一个场景吗？

陈：那当然记得，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吧，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因为写《梁祝》的时候，当时因为两个人，我是24岁，何占豪是26岁，两个很纯情的学生，在一个很纯情的时代写了一个很纯情的作品

曹：那个女孩当时在什么地方？

陈：那个女孩在北京，所以我们一直在通信，没见面。

曹：那是部队文工团。

陈：部队文工团，唱歌的，那我们大概在学校里见过一面，就是这样，也是，当时也是年轻很浪漫很单纯嘛，同时我在写《梁祝》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同她通信过程就是我同何占豪合作的过程，当时所有的两个人就是很快，三个月就把它写好了，写完以后呢，她就是在电台里听到了《梁祝》，然后六月份，我是5月份演出，6月份到上海，一见嘛，大家终于见面了，都很激动，但是第二天这个悲剧就发生了，因为她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他说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右派的儿子相好呢，这个这样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第二年我到北京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就在北海约会了，都是北海，北海公园，正好那个广播站在放音乐，放的就是《楼台会》，后来我就写了篇《黑色浪漫曲》，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我觉得并不是记录我个人的一个爱情悲剧，我是想写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警示，就是我们如今的社会经常会发生一些1600年前梁山伯与祝音台那样的，这样的命运，所以我想写的并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故事，而通过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吧，也通过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警示，当然你我们如今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只是个历史记录。

何：《文汇报》，登出《黑色浪漫曲》，我的同事都打电话来，我也没看，当时我不定《文汇报》，当时我定什么另外报，我没看，说你陈钢写文章好像这蝴蝶啊，爱情啊，他的初恋啊，好像这《梁祝》是写他的恋爱啊。我说不可能吧，他说那当然啊，你看啊什么事情，我想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曹：那这个写的时候，跟他的初恋，跟你的恋爱都没关系？

何：《梁祝》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关系？哪有关系啊？

曹：那时候就你失恋了，所以你特别痛苦啊？　何：没有！没有!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嘛，“楼台会”是怎样写的？是这样写的呀。我想怎么会全国这么风行说是，好像是陈钢恋爱的缩影。陈钢他自己不承认这个事情，昨天报纸上就登出来，是人家误会的。

曹：我也看了文章，当然他也没有明确说哪一个旋律是他失恋以后所写成的。好像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个事情。

何：但是他写的很具体的呀，就是写“楼台会”的时候，写《梁祝》的时候，这个眼泪，心绞痛，眼泪直下，这个有的呀。创作“楼台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男生宿舍，我体验，我写的呀，那么我拉给他听的时候，他也没有流泪呀，哪里心绞痛，没有绞痛呀。我觉得他炒作，你这么炒作人家当然要误会了，哦，是陈钢的恋爱。　事件三：斯卡莫奖　（2002年，陈钢获得了美国斯卡莫奖的荣誉，何占豪对陈钢以《梁祝》为成绩去领取一个国际奖，是不妥当的。）

陈：斯卡莫奖是这样，是2002年，我也是很意外，接到了这个通知，当时评上奖的是四个人，他是个领域奖//当时签证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没到美国来领奖，那么他们很慎重，到北京来颁奖，那颁奖以后，它这个证书上是这样写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说明问题的对吧，你看它的获奖通知书上写的，授予您超级明星金杯奖，就是那个上面，以表彰您在音乐作曲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是一个，另外奖状中间就写，您用卓越的艺术搭起了国际交流的桥梁，这个就是两个，一个是艺术的成就，一个是国际交流。

曹：我插一句啊，这个是他颁给您的时候您是不知道的，不是您自己去申请的？

陈：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不是我申请的，就是它颁给我，但是当时媒体上是有一个报道是不够准确的，就是音乐周报上，陈钢因梁祝得这个，所以我想这个引起这个

何：我不想去追究他获了这个奖，好像我生气，不是，绝对不是，是中国的权威音乐报，《音乐周报》登出来的，陈钢因为创作《梁祝》而获美国斯卡莫奖，这是《音乐周报》登出来的，不是我猜出来的，作为代表性、权威性的音乐报登出来的，这当然我要问他了。

曹：这个报纸是你们音乐界的权威报纸？

何：权威报纸！《音乐周报》。

曹：因为《音乐周报》是一个专业报纸，所以可能就引起何占豪先生的一些想法。　陈：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个理解，但是别的各种报纸报道都不一样，有的没有这个话，但他们是从网上剥下来的，不是正式文件，但是当时我是把这个何占豪还有他女儿都打电话问了，我是把这个都读给他们听了，因为我觉得别的我没什么好讲的了，因为这个是给我，我怎么他们给奖，我该不该得奖这不是我的事情，

何：不管你申报不申报，人家给你这个奖，你要问问，这个你不好给我的，这个你不好讲的，这个音乐是大家的东西//那么我想可能是报纸搞错了咯，没有那个了，我也就不响了，好了，过了没多少天，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蝴蝶的爱情感动斯卡莫》//这是他自己写的，他有许多作品，我不好评论他的作品，哪一个好，那么他自己讲的《蝴蝶的爱情感动斯卡莫》，并不是什么《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不是另外的小曲子，这个协奏曲，这么大的标题，说明你这个得奖，主要第一位是《梁祝》

陈：那个题目不是我写的，那个题目是他们《音乐周报》记者加上去的，我就是讲讲为什么斯卡莫的经过，但是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写过就是这属于中国作曲家整体的光荣，我还特别提到，这虽然是个综合奖，并不是给梁祝的奖，但是我的成就里当然应该包括《梁祝》，也当然应该包括何占豪。

何：那么既然《梁祝》不是你一个人写的，即使你不申报，你怎么能一个人去拿这个奖呢？你现在又否认，这是你自己讲的，而且他自己也讲，就是与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站到了一定的位置，他这里边有话的，占了一定的位置，这么大的标题不是站了一定的位置，可能是首要的位置，所以我说这个是讲不通的。

后记 ：《梁祝》诞生50周年，两位也已经摒弃前嫌，在多个场合里握手出现，甚至友好拥抱，正所谓一世缘分，和蝴蝶的爱情一样，两位的友谊也应该是永远的。

四十多年来，何占豪始终不渝地沿着民族民间音乐渗入骨髓，只要人民需要，他就创作。他的作品均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刻划入微的音乐形象，浓郁的民族风格，震撼人心的戏剧性与抒情性，吸引着国内外不同层次、不同口味的广大观众。

青年演奏家特别需要作曲家为他们写曲子。比如，世界著名的有一个叫许可，许可就是现在日本都很红的二胡演奏家。她就是第一个演他写的《莫愁女》而成功的。象上海的马晓晖，也是他把她去招来，然后找人把她带到了香港，拉他的《别亦难》《莫愁女》等，使她在国内外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何占豪在五线谱中爬行，慢慢地又爬进了流行歌曲，八十年代末那首在大陆颇为风靡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歌是香港红歌星徐小凤唱的，曲可是何占豪写的。

八十年代末那首在大陆颇为风靡的《别亦难》，歌是香港红歌星徐小凤唱的，曲可是何占豪写的。

人家给他取名叫“多功能作曲家”，因为他（作曲）路子比较广。西洋交响乐他也写，民族器乐他也写，戏曲他也写，流行歌曲他也写。《别亦难》也都不知道是他写的，以为是徐小凤写的。何占豪的创作既有“高雅音乐”，也有“流行音乐”，用他的话来说，“只要文化市场需要，他就生产”。因此，他在圈内总是以高产、稳产、效益好为同行所羡慕，他的作品很受欢迎。 他创作的特点，突出一个“情”字，感情的“情”字。他认为他的作品分二类：“情”一类，就是这个爱国情。另一类儿女情。正因为他《梁祝》出名，人家曾经把他认为是专门写爱情题材的专家。到香港访问他，他就这样讲，就是他的出生，从小受到的教育，促使他还有戏。

民族音乐需要提高，必须要看到外国近代的音乐方面的先进技巧。要使中国音乐向外国学习，而且又要得到提高，要得到老百姓的喜欢，就必须要外来形式民族化。那句民族音乐现代化呢？就是他们的国家是个民族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那么要使他们的民族音乐适应现代化，反映现代人的感情，那必须现代化。所以，他觉得民族音乐如果不现代化，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种没落阶段。何占豪表示，探索是他永恒的主题，只要人民大众喜欢的，他就会一如既往地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