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圈村委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何家是当地的典型代表，何氏家族自明朝初年就在本地生活，祖庙原在接壤的南庄董堂村，主体人口分布在汶上寅寺镇

时过境迁，大约明清鼎革之际，结盟破裂或解除，而当地的何姓与韩姓仍共一祠祭祀先贤，后韩姓迁出，何家在明朝天启至清朝乾隆年间至少两次修缮韩祠，将古何圈古韩圈合成一村，本地民众皆以韩祠为议事中心，管理村务。后王圈王姓过河东形成王海子地段，韩祠以西一部分与韩家交情不错的原居户仍沿用韩圈名，演变成三家旗号，但依然筑成一村，混居一块没有界线，自古团结对外，分则力衰，合则力强。解放后的说法是三个自然村，还发了三块石碑，三块石碑背面简史没一个是正确的，进一步造成意识形态混乱。鉴于此，对于梳理村庄历史、整顿文化，是促进融合的最大作用。村内原分八个生产组，分野时期五、六、七、八纵队号为何圈村，一到四队号为王海子、韩圈，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五、七队有部分也在韩祠以西，可见并不分彼此，到了改革开放新村规划时，何家向东发展与其它队有了大路为界，分裂状态进一步增大。九十年代末期土地调整，很多人愿加速融合恢复统一，何家腾出一大片土地给四队，四、五、六、七、八、九队在土地形式上互相转换、不分彼此又成一整体，并且多家联姻，属于亲戚窝，彻底统一条件已经成熟，已无何圈、韩圈两个村子之分，实属“一村两名”制度，习惯上韩圈、何圈两名通用，官方称韩圈，民间多称何圈，尤其大部分认为何圈、韩圈都是自己老家村名，皆指古何圈、古韩圈的混合体，又因“韩”是何氏战国时代的国号，韩祠视为韩国社稷象征，故何家向来以“韩”为部名，如同刘备称蜀、汉两名皆可，李世民的队伍也竖着“唐”和“李”两面旗，一个道理。后来一度造成的何圈自然村、韩圈自然村两部分是一种概念误读和危险走向，有违祖制、贻害团结大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年轻一代拟定2011年为何韩大寨统一大义元年，恢复大一统局面，倡议全体何韩人响应一个自然村，一到九队，没有两个或三个自然村子之分，从此形成明文规定，渐成习惯。

何氏一门素来人性不错，多积德行善。明末清初的乱世，崇祯皇帝有个太子藏来山东，在东平、汶上一带教书为业，与何家交情深厚，何家老庙原有一对木版楹联：古藤穿膝，靴登彼岸足生莲；顽石点头，文入固中心映水。是皇太子在私塾教课时写的，此木楹现存泰安文物局。太子的事在清初邑人笔记有详记，提到：“论东平，汶上，凡读书者，求他写斗方扇头，不止一人。”可见太子一向好留墨宝，皇太子还常到何家老庙，在此教学，有时住在里面，太子有时用名张用观，有时依何家用名何言咸，这是易中天提到过的。后来太子到李村(何湾北、寅寺东邻)时被捕，李家被流放到东北，老庄张家也有人被问罪斩首，何家老庙也关门上锁，又在何湾建了新庙，至今庙中有很多楹联墨宝，何圈人还给太子上了封联：社稷不兴，英烈承先帝；杏坛常青，芳华流后人。韩氏也受惠何家，最后一支迁出的韩姓落居南庄董堂何家老庙旁，至今与董堂何家搭邻，后人在旧社会时回老家祭祀，何圈人待他们不薄。何家还仗义助人，史家自东李楼迁出，当时只有何氏一门拉他们一起建设生产，从此何圈村也成了史氏的老家。

村西部程家也是讲究仁义礼信的忠厚门第，有先祖程婴救赵氏孤儿的家风，韩姓迁出后，也保护韩祠，修有功德，与王、李等家族都是何韩人的优秀代表，并颇有其先人程咬金遗响，当代多有在部队系统做出突出贡献者。西头原为河床地带，此处接小清河，古时常患水灾如海，一直被何韩人称为“海子”，王姓迁来后叫王家海子，现修有新桥，连接了彭集街道办的集市，促进了经济贸易交流，西头出尖端人才，孟广银担任瑞星集团董事长，不忘故里，在村东南窑厂兴办企业，承包田地，带动了家乡人民的经济发展，王长城同志现任村委书记，为发展当地建设做了不少贡献，而何家多出“老好人”，一贯奉行谦让、扶立其他家族的贤士，不主张大姓村霸政策，何家与程家、王家、李家等祖祖辈辈几代人为保证这一地区的和谐、团结、民主共荣树立了榜样，多数主持正义，不争权夺利，为村中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也是村风熏陶下的风范。

何韩大村从明到今，多数是划归东平（州）县，也曾划归汶上、梁山县。可以说，这是一个鸡鸣两市三县而相闻的地段，祖祖辈辈的何韩人喝着共同的汶水，孕育了这一方文明。

山东西南泰山和沂蒙山、梁山之间，有个汶水，汶水起源于沂源松崮山南麓，汇集泰山山脉以南、蒙山山脉以北诸水，由东向西流经莱芜、新泰、泰安等地区，注入八百里梁山泊遗址东平湖，尔后泄入黄河。此河全长208公里，大汶口以上为上游，大汶口至戴村坝为中游。戴村坝以下为下游，名大清河。

汶水下游的大清河，据《东原考古录》载：水清莫如济，故济以清名。济水原在东平县分流南北，南济水为南清河，北济水既大清河。后来济水伏流不见，大清河所属惟汶水。

汶水未入济渎以前，东至戴村坝，西经东平县城（古州城）北统称大清河。

东平县城南古汶河亦曾沿称大清河，后别称小清河，统为汶水。京杭大运河在也在东平县穿过，运河古道在县内分为元运河和明运河，明运河原本西流注入黄河，可此道自清末民初没有通航，而是与汶河水合流混流入黄。所以留下了“自古河流入东海，唯有清河向西流”之说。

《彭集镇志》载：龙宫河位于山东省东平县境内，起点为代村，终点为双楼，流经裴寨、袁楼、西郭庄、庞庄、罗曼、东李庄、孙楼、何圈等地，全长19000km，古为汶水南支。

该河曾常年碧流不断，河两岸，蓊蓊郁郁，青青葱葱，长着许多灌木和杂树。春夏季节，绿树倒映水中，碧森森的河水就像一块墨绿的玉。岸畔曾种植有大片桃林，树身斜斜，绿荫成园，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一朵朵，一簇簇，蕴然成景，如世外桃源。

现该河也基本断流。

小清河与龙宫（拱）河到沙河站镇地段，在两河相夹之地，就是何韩大村，小清河居村北，龙宫河在村之南。

何韩人与周边的村子相互之间联系也十分密切，王圈村是村西王姓的近亲，该村原名司马庄，又名环河村，也曾一村多名，现在成了沙站、彭集、州城三乡重镇，经济十分发达。西北部的程村是村中程姓同宗村落，明天顺年间程氏一族自师柳林迁出来此建有程村，程村小学在上世纪曾经很有名气，多次受到报道。南部的董堂村与东部何村何家是何氏同族，也是早期迁入地之一。从这些关系开说，这些在地理位置上的近邻也都属于兄弟部落，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过纠纷，但还是以和睦为主，自古以来给何韩人的兴盛发展提供了良好周边环境。

何韩大村内部的风气也算是比较好，尤其韩祠以东范围内一向排斥打架斗殴、低劣刁蛮的现象，崇尚通情明理、尚礼友爱。何氏的家风对该村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何氏家族前五代进士及第者颇多，尤其第三代到第五代一门祖孙三辈十多位进士出身，家学渊源厚实，其先祖牌位与宗祠今在汶上县何家湾，另济宁南端滕州滕城古城址上立着始迁祖神道碑一座，高达十数米，铭刻着家学文献，家训中嘱咐子孙写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族人常记家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守治学向善、克孝悌传家之风”。这是三世祖何思问的箴言，何思问，字谘廷，明弘治壬戌（弘治十五年）科进士，任内阁中书，其弟何思明也是嘉靖十五年的进士，在山西永和县任教学训导，敕授修职郎。思问的另一个弟弟何思仁也是嘉靖十九年进士，教育训导，朝廷敕授文林郎，思仁的后代在沙河站丰庄这一门人口稀少，到了维字辈一脉单传，女儿也嫁到了何韩大村四队，以后找丰庄一支的后裔，可能只能找其外甥一门。

汶上县寅寺大街南首的石楼村是何氏祖庭，何家初迁来时在此立寨，因以石头筑楼故村名为石楼。寨中原有家族私塾，文名鼎盛，书法艺术为鲁中翘楚。今为东石楼小学，沿袭当地民风，形成了“读书·练字·做人”的办学特色，重视书法，确立“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促艺、以字益美、以字健身、书法育人”的书法教育指导思想，通过“上书法课，写古诗古韵，建书法长廊，建书法墙，建立特色中队”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爱书法、学书法的良好氛围。学校还配备专门的书法教室、书法活动室和资料陈列室，设立了书法练习台、洗砚池、书法展示长廊等，加强师资和教研指导，定期研究艺术教育方案，全方位举办校本培训、教师书法比赛、优秀作品展。这里诞生了中国书法文化博物馆馆长何树岭，岱宗诗社领袖何树华等人，汶上县被冠以“中国书法之乡”，与此风不无关系。

何家开支祖何麟（武举生员）与其子何世法（国子监太学生）当年就是从这个学堂走出，将良好基因带到何韩大村。何麟，字仁甫，他兄弟四人，分别为何麒、何麟、何豺、何豹。何麟时代，北庭动荡，边备吃紧，民间都尚武报国，公颇负气节，学兵书，善骑射，刀枪娴熟，在县、府通过策略、弓马等科目中武举乡试，为武举生员。明代考武举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正德、嘉靖年间之后更加规范，有试兵法或时务策，何麟在这些方面进行过专业学习，为府邑守备人物、候选将军，后曾到汶城西北军屯任武职，具体职务今天失考。（何麟事迹谱牒中记载简略，写有武庠生，武庠生即先中武秀才，又列为武举生员，他有其中一个儿子和孙子迁到彭集镇东边的军屯乡，据说是他当年在军屯驻守，遂有后人留在那里）。

另外，东石楼村委会现在每年一度举行“善行义举四德评选”，积极表彰、鼓励村中文明先进、善行义举人物（如图1），由于文学艺术生活丰富，还设置有百姓大舞台，正是何氏家学影响下的产物。多数的何韩人也继承了爱好书法、厚德仗义的风骨，谱写了一代代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何韩人秉承了“诗书继世、治学向善”这一传统，村中古老神秘故事颇多，且文化艺术源远流长，产生了一批耕读传家的文人，尤其以传统书法最为有名，晚清何渭卿为府学庠生，东平名士，常在东平一带题碑写匾，时人以得其字为荣，北乡苇子河有财主爱其才，以女嫁之，并赠地多顷，今有其作品传世；清末出生活到1993年的何庆奎老人书画一绝，所绘松鹤图功底深厚，其晚年写有“老来难”手稿，以字构画，书法诗联俱优；现村中何树法、何敬立、何敬忠、史元平、何敬山、何敬进、程军等都有一手好毛笔字，得益于诗书继世的家训。

这一带高龄老人还知道在清代何会龙中举时，村中立旗杆牌坊，是远近闻名的“旗杆大门”。村中子弟更袭染文化风气、好习文墨，文学艺术修养得以发展。何会龙是何韩人诗书继世、治学向善的优秀代表，家学载他：“授征仕郎，潜心诗书，才学兼优，好古敏求之心，老益壮，行年八十手不释卷，灯下作蝇头楷书倍极洁秀，学子辈方且以梁灏比之。”翻译成今文是：授予征仕郎一职，能当宅男研习文章诗词书法，才气与学问俱是上等人物，且喜欢文物、历史，不明之事急于求索，此心随年龄增大更加坚强，活到八十多岁还手中不放下书本，晚上燃灯写蝇头楷书，字迹十分干净秀气，府学里的学子们都把他喻为父子状元中的梁灏。”

文化的修养必定有思想的活跃，明末清初换代之时，何麟有一孙（何豺嫡孙）名玺徵，字握赤，岁进士，侯训导，敕授修职郎。在明季大乱之际，家学载他“赋性不佼，见义勇为，执经之珉”（天赋性情不是一般的佼佼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条好汉，尤其爱好手捧诗经读书明志）。清顺治九年，他恐乡民忘本，以追思先祖为义，召聚乡党，宣传前人之志，延续先贤文明，有国士之风，家学上称他为脊梁。三百年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平州何沛然等在学子、乡绅中散播民主思想，为东平早期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活动之一。何沛然也即古何圈人，老谱中写有”十五世，沛然，字雨村，东平州庠生“，其父丹池公写有“讲授生徒，取束自治，光绪辛卯获邀旷典，非其志也”（热心教授学生、传播新文化但不贪取钱财而自给自足，光绪年间曾获朝廷或官方一旷世大典的邀请，那不是他的志趣，性情高傲而不从征），可见父子两人作为文人应该风骨差不多，为传播新思想，掀开东平一带新文化做了贡献，也正应了史林香老人在世时说的何树仁当年在旗杆大门底下多次召集村民们演讲三民主义，传播新思想。据说何树仁江湖绰号魔七（神三加鬼四谓之魔七，上能通神下能驱鬼的魔头人物），生于清末，年青时很刚烈，骑白马挎腰刀，国共两党的人在后街上遇上，掏枪火并，何树仁跳出来把他们都请到院子里喝酒，两军相约不在何韩大寨开火，现在健在的何敬才清晰的记着，很多日军、伪军和其它部队到旗杆门坊时，摘下帽子行军礼致敬。但何树仁毕竟是国民党时期的人物，中共得天下后，他寂寞了后半生，活了99岁，直到2008年老人家静静的辞世。而另一位少年何庆荃就跟随了共产党，解放后成为开国功臣，历任东平县武装部部长、济宁市副市长、人大主任等职务，一直升到正厅级，享受国务院津贴。

老何家外迁子孙中还有一个晚清封疆大吏、北洋军阀元老何宗莲大帅，他的祖籍也可以算是古何家圈（今董堂支）。他在北洋军中的资历，与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相当，是袁世凯拜把兄弟。他一生中战功卓越，入援朝鲜、平叛蒙古，中年曾任封疆大吏，官至弼威将军，在袁称帝后，见军阀割据，混乱残杀，遂借回家扫墓之机，连同家眷迁回山东，在济南城大明湖旁修筑何家花园，经常邀文友吟诗作文。但不久后他又走上了赈灾救民之路，成为大善人。其中在1926年春夏，山东大旱，鲁西鲁北41县大灾。代省长林宪祖召集绅商赈灾，成立山东灾民救济会，推定何宗莲为会长。何将募捐的重点放在当时主宰中国命运的枭雄们，兄弟们很给面子，纷纷响应，吴佩孚大洋10万元，张作霖红粮10万石，齐燮元、张学良、禇玉璞各大洋5万元，寇英杰和靳云鹗大洋1万元，孙传芳红粮9000包等。这只是其中一例，由何宗莲发动的多次救灾养活了不计其数的山东老乡，民国史上有条可查。在民国十五年，何宗莲主修了《东平、平阴何氏家谱》，其写到：“宗莲宦途归来，追远心切，值扫墓之时，聚集族人，宗莲担负全责，始订重修之议，窃念吾家既由东平分迁平阴，则穷源竟委，自以东平、平阴并重，用示数典不忘之义。及展东平谱，载克昌公系居于七世，按次就序，遂合谱而修焉。”他逝世后，国民政府明令在济南建立何宗莲纪念碑，各界数百要人及上千群众冒着大雨参加了纪念碑揭幕式。可惜的是该碑在文革时被拆除，何宗莲旧事在济南城中越来越被人淡忘，只有现在大明湖旁边的少年宫，有些老市民还知道叫何家花园，成为培养山东“小名士”的摇篮。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一批青少年组成的何圈文学会，梳理何氏家学那些被遗失忘记、尘封在时空和故纸堆里的文化，互相交流、提高，促成良好风气。文学会成员中有数学天才何敬虎，敬虎字大虎，山东大学信息安全研究生，后入部队系统任济南军区某部助理研究员，数论上颇有造诣，荣立二等功，军事科技典型精英，被誉为“攻关破堡专家”，供职国家安全局，他对家乡的发展一直很关心，提出很多良好建议。其弟何敬伟，中华律师协会会员，贵州大学法律硕士，法学功底深厚，曾在检察院系统担任反贪局检察官，擅长刑事辩护，熟悉中国的司法制度，对处理公司、合同等法律事务，对各类纠纷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成功办理了大量民、刑案件，多次做客泰安电视台一些栏目，大众报业、《新晨报》曾发表对他的专访。2012年，在山东省首届“我最满意的律所、我最喜爱的名律师”公评中，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名律师”，并且敬伟受家风影响，经常归乡省亲，人誉作风朴实，品质良好，实为青年一代表率。

何圈文学会中还不断整理古籍古迹，求教贤士、遗老，考究文献资料，博览周边的县志、州志，整理出一套传统文化，并由此衍生了乡土民俗、传统艺术、国学经典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时期，程广民、何树民、王长城为代表的韩圈党、村委会成了支持文化事业的关键，乡党子弟也纷纷响应，后继的王长今等人也会不断加强理念创新，整合村中以前的、现在的优秀基因，塑造出地域特色，在这方农耕文化基础上，挖掘出民族文化的精髓与另一种精神面貌，使得先人们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文化基因发扬光大，以人文影响村风，以道德的力量教化民心，推动东平县、山东省的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使得何韩大村成为齐鲁文化振兴的前沿阵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先锋部队。

何子，名休(129年--182年)，后世尊崇为何子，与孔子、荀子、曾子诸贤一并列为先圣。中国东汉时期经学家、儒学大师。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济宁任城区）人。何子为人质朴多智，精研六经，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口讷，不善讲说，门徒有问者，则用书面作答。诏拜郎中，因不合于自己的志愿，以病辞去。他闭门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又注《孝经》、《论语》等。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春秋大义，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党禁解除，被召为司徒掾属，拜议郎，再迁谏议大夫。

何子废官居家期间，“罩思不规门”，撰写《春秋公羊解诂》，这部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之中。

何子是汉初董仲舒以后最有影响的儒家经学者。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儒学中正统《公羊》学派面临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治《公羊》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而不重义理，偏重谶纬之学等，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何子感叹不已：“余窃悲之久矣！”因此，决心继承汉初以来儒学事业，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访》，作为两汉儒学之集大成著作，博采众家精华。

何子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说明他远袭汉初第一代经师的学说。他还钻研《春秋》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学说。何子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畅通；从而提出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子企图重振儒学正统昔日盛况的努力。

何子又是继董仲舒之后发挥政治思想的人。他强调“治世之要务”，力图挽救东汉末年衰败的政局。通过《解估》，揭露桓、灵之际君权旁落的景况，斥责宦官专政的腐败与暴虐，主张选贤与能及轻摇薄赋，反对豪强兼并土地与搜刮民财等等。

何子长于天文历算，与老师羊弼，根据公羊学博士李育的学说，驳难《左传》和《谷梁传》。作《公羊墨守》14卷，《左氏膏肓》10卷，《谷梁废疾》3卷，人们称这三部书为“三阙”，言其理论如三座宫阙高不可攀，称何子为“学海”，十分推重何子的学识渊博。何子还注训过《孝经》、《论语》等，对汉代史事亦颇有研究，作为先贤被载入《后汉书·儒林列传》。

何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于他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理论，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演进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与董仲舒齐名，号为“董何之学”，上接孔孟之学，下续程朱之学。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出色地总结了早期儒学的理论，事实上已成为后世儒学的理论核心，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何子的思想建树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并发扬以“尊王”与“统一”为宗旨的“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就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何子对“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和弘扬，在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何子继承前代学者在“大一统”问题上的立场，于《解诂》一书中进一步阐发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他认为“大一统”是上天意志的集中体现，即所谓“上系天端”，“故假以为王法”。强调指出，“大一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哲学的神圣性，这主要体现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一统权力。所谓“大一统”实际上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而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又是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统”。在何子眼里，这一切乃是宇宙的法则、万物的根本。为此，他提倡“尊王”大义，主张维护中央权威，“重本尊统”，“一法度，尊天子”，反对大臣擅权、贵戚秉政，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

第二，阐发与弘扬“仁义”为先的民本主义原则。提倡“仁义”，坚持民本主义立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何子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东汉末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他认为，为政的中心任务就是推行仁政，实施德治，统治者应该本于“仁义”的立场，努力做到“爱民尊老”、“忧民之急”，以“合诸天道”。他坚持早期儒家“民贵君轻”、“国重君轻”的思想立场，指出“诸侯国体，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何子认为反抗暴君，乃是广大民众的天赋权力，是合理正义的行为，而统治者要想“不失众”，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清明政治，以民为本。具体的做法是：关心民众的疾苦，倾听下层的意见，不废“刍荛之言”；选拔和任用贤能，远离奸佞，“达贤者之心”，“不使壅塞”；限制兼并，轻徭薄赋，使民众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与再生产条件。

何子的“民本”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提倡“仁义”是直接对着东汉后期不仁义之政而发的。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反衬出桓帝、灵帝等人的荒淫无道；所谓“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其矛头所指则是东汉末年贤与不肖相混淆，豪族擅权，贵戚秉政的乱象。正是这种敏锐的现实意识和战斗精神，决定了何子的“民本”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受到时人的尊重与后人的肯定，殆非偶然。

第三，积极倡导“夷狄进至于爵”、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主张。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即已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何子继承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有关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结合自己所处的东汉后期社会现实，提出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民族融合主张，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民族思想。

何子认为，“夷夏之辨”并非种族和地理之辨，而是道德之辨。夷狄与中国、诸夏的区别，实际上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夷狄如果能慕仁义，行礼乐便可以摆脱野蛮状态，逐渐融入文明社会，成为中国和诸夏的一分子。这样，他便从夷夏对立的现实大地上一举而升华到夷夏混同、“王道太平”的理想境界，为未来的“大一统”社会描绘出一幅美好灿烂的图画：“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毫无疑义，何子这一思想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首先，它超越了狭隘的夷夏之防，肯定了夷狄向文明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它清除了夷夏之间绝对对立的界限，强调了夷夏关系的可变性。其三，它完整地描绘了大一统理想政治之下的民族平等局面，强调夷狄一旦告别野蛮，走近文明，就能和华夏民族平等和好相处。这样，便为后世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第四，全面深化以“张三世”为中心的进步历史哲学观念。以“张三世”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进化观，是儒学历史哲学体系中的主导倾向。何子正是以“张三世”说为自己历史哲学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并赋于其新的内涵的。他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系统化的历史哲学理论，把242年的春秋历史划分成三个不同而又前后递进的发展层次，从而揭示历史不可能倒退，而是由低级阶段逐渐向高级阶段演进的，人类社会总的趋势是进化，即从衰乱走向升平，再从升平走向太平，历史变易，社会进化乃是普遍规律，不可逆转。由衰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历史进化理论的提出，是何子对儒学先师“三世说”的创造性发展。它在历史哲学问题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代表着儒家历史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体现着何子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和理性的启示，何子的“三世说”新义，曾深深地鼓舞了后世追求社会进步的儒生，尤其是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病入膏肓、滑入深渊，何子思想启发了无数进步的文人志士，使他们沿着这一思路，结合当时的实际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何子之孙何桢自济宁迁潜山（安徽境内庐江一带），到了元朝时期，统治阶级豺狼横行，何子有一个后代叫何世隆，万五公子，天纵神勇，决策果断，纠集了一支起义军占领州县，割据滁州为一方枭雄，又很讲忠信与义气，很多乡民、豪杰都慕名而至。虽然兵荒马乱闹革命，物质贫乏，但世隆尽心抚慰民众，事务都处理的很绥善，境内得以安定。

元惠宗至正14年，公元1354年岁次甲午七月，朱元璋也起兵来滁阳结交他，世隆率弟兄们积极响应，朱、何会师，群雄结盟，各路义军共襄统一大业，以韩林儿为主建龙凤政权，何授以万户侯，接着又升为副督元帅，留守江北重镇，而当时朱元璋以左副元帅守太平，二人是亲信密友共同掌握要职。后朱元璋称帝建鼎大明，至洪武六年（1373），何世隆元帅征讨辽东，至辽阳，扫平辽东行省，又诏以何世隆部督辽东，改为卫所，驻定辽中卫。后又赠为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司，配偶张氏赠为夫人。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十六中载：何世隆，滁州人，神勇而决，当元季群雄割据，世隆纠义兵守滁城，以信义为众乡慕，岁甲午秋七月，太祖驻兵滁阳，世隆率所部归附，授以万户侯，仍守滁。丙申升右副都元帅，时州境当兵革之后，民物凋弊，世隆尽心抚绥，众赖以安。壬寅五月以病终于官。

何世隆在明廷官方史书中所记载并不详，在开国功臣中排名也不靠前，有失客观，主要原因是当年归附的并非朱元璋，滁阳会师，不排除是朱元璋仰慕何世隆大名来拉拢或投奔，后来朱当了皇帝，明廷史官就爱写某某投奔、某某归附、某某来降等字眼，其实在一段时期内与朱元璋同为统帅且比朱年长，论资排辈都高于朱。后朱元璋取代龙凤政权而称王，何世隆虽被器为重任，却不是惟马首是瞻臣僚，两人的关系很复杂，故在开国功臣里，何世隆排名比较靠后，甚至不如自己的孙子何文辉排名靠前。

何文辉，字德明，颇有祖父之风，性情严肃威毅，沉静果断有谋略，朱元璋为获得何世隆的支持，自降一辈认文辉作义子，在《皇明开国功臣录》卷十五中，何文辉与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记在一起，并列成为大明开国名将。文辉历任大明天宁翼元帅，江西参政、左丞，河南指挥使、大都督府佥事、世袭指挥使，攻克江西、福建、陕西，镇守陕西、成都、北平等地，战功赫赫。配丰氏，生五子，环、清、淇、宽、暄。

何环，又名澄，膺杨卫指挥使，调四川成都护卫指挥使，娶王氏，生三子：祯、堙、佑。明史中有载何环于洪武二十二年征鞑靼阵亡于军中，其子何祯又袭指挥使。

何清，又名理，文辉公次子，早年任锦衣卫指挥使，后官至都指挥使，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琪，或写淇，文辉公第三子，洪武二十三年从湖广长沙卫指挥签事调云南越州卫指挥签事，平叛龙海子阿资有功于三十一年升越州卫指挥使司。在留守屯田制度下，举家迁越。何琪为越州何氏始祖，参见《越州何氏族谱》。

何宽，又写作罙，文辉公第四子，官授州同知，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暄，或写作瑄、渲，文辉公第五子，中兵马指挥，娶前事都督商公女商氏，生四子：禧、祺、禄、琥；生四女：一蜀王妃，一永川王妃，余适宦家。

何文辉五个儿子中，次子何清军功与勋位尤其突出，早期官居指挥使。洪武三十年三月（公元1397年4月），黎平古州上婆洞（今锦屏启蒙）侗族农民起义，何清被朱元璋命为参将，随皇六子楚王朱桢南征平定叛乱。当时，皇六子楚王朱祯为大帅，皇十二子湘王朱柏为副帅，左军都督杨文为总兵，右军都督同知韩观为副总兵，锦衣卫指挥使何清、凤阳卫指挥使宋忠为参将，领兵三十万进讨，同时命都督顾成率贵州驻军策应。何清随朱祯率军由芷江、天柱、铜鼓向起义军大本营古州开进，顾成领兵由都匀、榕江东进夹击义军。起义军最终失败，朱桢、何清等奏凯回南京复命。

在这之后，何清担任了都指挥使，应在洪武末年或建文帝即位之初，那么，都指挥使是什么职位呢。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掌权力，进一步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就是说，中央行政、军事、司法分开，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最高机构。

建文二年（1400年），皇四子朱棣在北平起兵，何清北上征讨朱棣，与大将军李景隆会兵德州，都指挥使何清与燕王朱棣相遇交锋，因何清之父与朱棣本是义兄弟，况且朱棣口号是“清君侧”，意思是要为朝廷铲除奸臣，很多南军也没怎么抵抗，归顺朱棣。

朱棣称帝后的永乐元年，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安抚人民”的任务，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微妙复杂，何清出水西门走水路，沿大运河北上，潜回先祖何子故里任城（即济宁）地区，在济宁以北梁山水泊的运河段入汶河，先落脚与朱元璋家乡凤阳一样号称中都的汶上城南门，其家又定居梁山东野的石楼，对外称为洪洞迁民，这就是后人又称永乐二年自山西洪洞县老鸹窝迁来的真相。

根据家谱记载，何清先居汶城南门，又定居石楼，陵在城南，有皇帝御祭碑文，其父亦有太祖皇帝御祭碑文，其中写道：“命镇守要地，出破坚城，所至有功，无所畏避。南征闽越，北取中原，凡随大将旌旗所至，威望凛然。朕之与尔，义至君臣，恩犹父子”。

石楼位于梁山东野、汶城西郊，枕大运河，具体位置在今兖州-梁山的省道570公里处，路北。何氏迁居此村时，因村中筑有石基楼房，故名石楼，即当时的遵义乡忠信里，石楼即遵义乡忠信里，也是遵义乡的中心驻地，该乡大致范围东近汶城边郊，西包括梁山脚下今梁山县韩岗镇一带，北到沙河驿站（今东平县沙河站），南到次邱一带，据说楼前悬着“忠信遵义”四字匾额，故石楼的楼又名忠义楼，在楼旁建的乡学又名忠义学堂，后百姓俗称乡学、石楼学堂。何清不力战朱棣，是因为支持为朝廷“靖难”，是义，朱棣称帝后，宁可弃官躲避不肯为其所用，实忠于建文帝，正是忠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何清之所以选择石楼，一方面也是因为韩氏盘踞韩岗一带，有韩家十八营之说，自古何韩一家，何清与韩氏家族保持了很好的结盟互助关系，有利于早期的立足与发展。

不久后，四弟何宽迁来石楼寻找兄长，据族老说当年是来送嫁妆，到了后也不愿意走了，定居汶上城西北东平州董堂。家学载何清娶汶邑孔公女，汶上孔氏是曲阜孔府大宗户，当时是衍圣公最近的一支，了解孔氏家学的都知道这一点。又据家谱记载，老四何宽是州同知，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文官，是个饱读经书的人。明朝建国，重视武学，太祖朱元璋提倡“军官子孙，讲读武书”，促进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同时也促成了军阀门第读书治学的风气，何清、何宽都有这种秉气，尤其何宽敬仰自己的汉代远祖何子（何休），因世人一向把董仲舒、何休并称“董何之学”，故何家所居董堂村不足为奇，何子被世人号为学海，故从明初在董堂的老庙时就挂着“道传学海”的联，后来家族分支滕公府号为“学海堂”也是因为何子，因为清、宽的父亲何文辉是唐代何蕃后代，而何蕃又是何子后代，在南方何氏族谱有世系不乱，故鲁邦何氏正是何子后裔，迁来济宁汶上也是返回祖里，何子的墓碑正在济宁任城区何岗村。

何宽时期，继续沿袭兄长的思想，巩固与韩氏家族的结盟，并在董堂建立了何祠，在董堂以北建立了韩祠，一南一北相邻。两祠文化延续明、清、民国三朝，至文化大革命时才被彻底毁掉，20世纪80年代还有遗迹残址可观，新村规划逐渐覆盖无痕。现在还口头相传，早期的何家老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结合何世隆、何文辉、何清几代人在明廷的影响，是准确的。

正统年间，何清长子何恕因在兄弟行中居首，以大哥身份约束众兄弟，何恕，太学生，老谱记载其支脉析居石楼西圈店庄；其弟何忠，太学生，荩侯，支脉析居石楼南庄；又一弟何怒，四品中宪大夫，支脉析居石楼后井上庄；同一时期，何恕另两个弟弟何纪、何宣析居石楼东边辟小汶河畔之地立为何家湾，形成以石楼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股，后人口众多，这一带成为望地。

成化年间，二世祖兄弟们接连谢世，排行在末的老七何著敦亲睦族，注重祭祀先人与先贤。何著，进士出身、候补训导，因河差卓异，褒奖知县，敕授文林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疏浚山东泉源河道。(《淮系年表》)。何著在疏浚山东泉源河道中兢兢业业被上峰赏识，提拔为县令。

弘治年间，三世祖何思问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因为朝廷要查看这批重要干部的家底，何思问创修宗室谱牒，制订宗法义律。何思问，字谘廷，弘治辛酉（公元1501年，即弘治十四年）科举人，壬戌（公元1502年，弘治十五年）科进士，于弘治辛酉年中举人那年创修了何氏族谱，《汶邑何氏族谱》《滕州何氏支谱》《东原何氏家谱》《平阴何氏家谱》都对他有一些记载。《汶上县志》功名录里也有他的记载，只是在举人榜单里，这份名单本来就不详细周全，没有采集入何思问中进士后的信息。他的信息在他撰写的文章里也有一些披露，文中载：“余就读于乡学，受教于名宿，矢志求道，庇德荫而举进，中道命途多舛，宦璫专横，匡扶无望，荣禄无争，辞归择栖故里矣！”翻译成今文是：“我从小就读于家乡的学堂，受一些名士宿儒教诲，也曾立志求道，承蒙祖上德荫与皇恩浩荡，中进士后被举荐入阁，中间经历不少磨难可谓命途多舛，无奈宦官奸党专制横行，我匡扶社稷的理想实现是没有希望的，本着荣禄无争的心态，便决然而去，归来故里憩居。”由此可见，何思问见宦官奸党争斗太甚而辞职挂冠归乡。从此隐居孤村课侄教孙，延承了何子家学并将纲纪伦常记述在谱牒上，他的儿子何霆，嘉靖二年进士，任菏泽县训导；第三子何大壮，万历十三年进士，任禹城县训导；侄子何卿，万历八年进士，任高密县教谕，提升平度州学正；长孙何煜，万历壬午举人，葵末进士，历任直隶巡抚，浙江监察御史，大理寺右丞等职；侄孙何惠民，嘉靖四年乙酉科举人，补授山东商河县知县，后升平度州知州，诰授奉政大夫。一时何家文士达宦辈出，也使得鲁邦何氏进入有序的族权时期，后辈与后代们更是号称“国学文脉世家”，何湾村祠堂里至今挂着“道传学海”、“学海世泽长”等木刻楹联，历来以何子之学为家学正像、国学余脉，传承文化，崇儒重礼，治教隆道。

据《北京晚报》报道，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近几年越来越受关注，各校纷纷在课程中增加了与“国学”有关的元素，教育部的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张健在报道中介绍说，目前国家提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少应该包括国学经典、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三部分。但一些学校认为，学学《弟子规》、背背《论语》就是国学教育了，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经典、艺术、民俗的相互关联性和整体性，没有从各年龄段的差异性去构建完整的中小学传统文化课堂。国学应该是精通多个门类的文化，目前，并没有哪所高校专门培养“国学人才”。据悉，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已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至2015年5月末，国家以及教育部已完成了幼儿园到大学等近700册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研发工作。其中，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又根据全国各省/直辖市的地域文化的不同样貌分别编写，首次提出了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是“青少年完美人格教育”，通过验收后将向全国推广。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对此举表达了积极欢迎的态度：“教育部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可谓高瞻远瞩，令人期待。”他认为，这些年的国学热并非偶然，可谓大势所趋。“因为在当今世界各民族中，以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保存了最为完整的传统文化，里面积淀了大量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今人好好学习和借鉴。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在世界地位的显著提高，不论是学校、政府以及媒体，还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充分意识到国学的重要性。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深入每个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和理念，而这恰恰依赖于国学的教育和传播。”因此，学校增设国学本科，系统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满足社会和政府对于国学教育的需要，正是迫在眉睫之举。而且从长远来看，能使传统学术与思想得到真正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也认为国学推广有助于满足社会需求，中国不同于以宗教立国的西方，是以人文教化来立国的，必须要有一套“文教”的传播系统，才能实现“正人心，美风俗”，也就是来实现的稳定社会的效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强调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近些年来国内频频出现教育滑坡、素质低下的事件和现象，正是和传统人文道德教育、国学教育的缺失有关。“现在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设立这个专业。补上这一课很有必要。”另一方面，梁涛还指出，当前社会需要一大批的人才去讲授、传播国学，他相信国学专业的设立对中国教育事业，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在这一点上，何韩人的意识与行动走在了国民教育的前头，至少在本世纪初或更早，就开始明确展开传统文化复兴之路。文革时，国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文革结束六、七年后，公元一九八三年，何家在鲁邦地区乃至全国作为第一个恢复统绪的家族，整顿家学，带动了鲁地的风气渐与传统文化接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导下日新月新，并在东平、汶上一带推广，在青少年中进行普及、熏陶，注重国学文化、传统艺术、民俗风气相结合进行传播。

《庄子·天下》所说：“其在于《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西汉时期，公孙弘与孔臧联名奏请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也就是说古时从京城到全国各地，一乡一村是有讲学之所的，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使人民有教化。

结合当前国学复兴在全国的势头，提出教化体系，也是国学从民间复兴的体现。

对于乡村建设与民俗学，讲究礼治，礼是发于人性之自然，合于人生之需的行为规范，是人类社会祥和的基础，由于人们对”礼“认识不到位，识礼者少，故社会秩序乱象常见，各种摩擦、冲突频繁发生，问题解决不了，矛盾不断，人们相处不能和谐。

每个人，有礼则有节，守礼则文明，隆礼则相安而致治。一个群体，比如某个村，丧失了礼节，则易暴乱，悖礼相争而致相分。可见礼节这件事，在人群中，是决不能少的，人与人交流感情，事与事维持秩序，村与村保持友好，皆是礼节的力量。我们相信没有人希望在无礼的行为背后引发的是：“某人岂有此理、没有常识、粗卑不堪、不近人情……”这一连串的名词。

讲礼要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由自己本分做起，首先自己确实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知道什么是在做好事，什么是行坏事，眼明心明，其次恭敬别人，别人不敬自己首先反思自己有哪里不对，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淡交往的可能都是实在人，天天坐一块称兄道弟的不一定靠谱，别人不愿意与自己多交往要自我约束与收敛，而不要撇着脸哭着闹着非得让别人尊重自己。

所谓“尚礼友爱”四字，通常会有人认为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狭隘的实践，必定是累人累己。有礼在心，拳拳可识，礼是恭敬人的善行，是从内到外，无论顺境逆境对别人的支持与谅解，礼节是不妨碍他人的美德，不是见别人落势就讥笑，见到人家富了、牛了就献媚，不是喝了两口猫尿开始胡说八道连吹带叫。礼和节是放在一起来讲的，所谓节、节操，对于男性一样可用，有些人没有节操，经常自己做没有骨气、人格的事，骂他几句难听的还继续和人搭讪，没有自尊心，对于这类人，不必尚以往来，这是守礼。

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声，对方三番五次表示出厌烦，就要自觉退让。邻居相处，平平淡淡见面说个话打个招呼，对于常礼就可以了，有些人没意思，没眼力架，坐在人家家中从来不说好话，常年为人厌烦，还自认人家对他不错，其实人家从小到大都没与之说过几句话，根本就不熟，这是不识礼数，大人没有教养过如何去做客。所谓两户或两人关系不错，是互相聊得来或心中认可对方不攻击，所谓熟，是互相理解、帮助和支持。

懂礼的人，见失意者，不说得意语，见老年人，不说衰丧话，不逞强，无道人之短，施恩求忘，受恩思报，开罪于人须记得解，开罪于我应宽恕，但宽恕两次三番之后就不必再容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人自当亲近，且敬且尚，小人自当远之，免得沾染霉气。

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分水岭，在这之前的一代人多数受教育环境很差或被时代耽搁，属于没有质量的一代。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几乎都受到了新式教育，从小接受了五讲四美、思想品德之类的基本灌输，虽也有混混痞子之类，但较前代进步、优良很多，将来种种低劣、刁蛮行为要在改造村风的过程中继续朝知礼明理、互助友爱方向发展，不求人人为尧舜，但求群众的处世价值观、文明意识等整体提高，这方面的建设在年青一代中推进并不难。

在近几年强大的宣传、推广同时，曲阜市于2015年6月推出“百姓儒学”工程，市里每个村庄都将配备一名儒学讲师，力争形成“村村讲儒学户户颂和风”的新景象，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这项举措以普及儒学知识，提高村民素质，营造和谐村风、民风为目的，深入每个村庄举办推广儒学知识和传统文化，与村民沟通交流、座谈。儒学讲师结合村庄特点，突出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和“勤、善、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围绕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传统理念，突出孝敬老人、关爱少年儿童、和睦邻里的现实主题，形成健康向上的民风。

但曲阜只局限在儒学而非国学，济宁市、泰安市乃至山东省文化部门应该做更大力度的国学实施方案，所谓国学复兴于民间，应大兴于官方具体扶持、实施之后。

村后的小清河，在村子西北角靠近居户，历史上此河水势浩渺，水涨时铺过河床，涌入村中，村子地势明显北高南低，此河旧时常有“小龙”（“灵蛇”）涌地而出，有“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另一条为村南龙宫河，又名龙拱河，相传一条巨龙拱地而成。北部早先筑有高大土坝，比居户房子还高，至解放后渐渐废弃，九十年代初期地势还很可观，今地势被削平很多，仍可见其高。村民们将这一地带开辟成良田，村中以前还有苹果园、桃园与砖瓦厂、楼板厂作为经济支柱，现在也大多退林还耕重辟成良田。尤其新世纪以来，何韩人思想灵活变通，加速经济发展，以刘秀云、王长城、何树民、程广民、何敬池为代表的韩圈村党支部结合创业承诺，对于田地使用进行新的规划，成立了秀云土地股份合作社（又名何圈土地股份合作社），积极对外联系，进行土地规模流转，通过与瑞星集团合作，以850元/亩的价格流转土地400亩，种上了有机山药，建起了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解决了近200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村集体、群众双增收。同时，韩圈引进了投资近百万的扳手磨光厂、投资五十万的水泥瓦厂，新建了出栏率2000多只的肉兔养殖场，超额完成了创业承诺，真正实现了创业带富，富民强村。

沙河站镇立足实际，因地制宜，通过推进土地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倡导“一村一品”，发展特色种植，成功实现了土地收益的成倍叠加，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韩圈村委一直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制约着村民致富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村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行了土地流转，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引导群众从传统的种、养向特设种、养方向发展，大大增加了群众收入。

采访芦笋种植户程珍业：我种植芦笋6亩，每亩产在8000块钱上，比种植其他作物多收入7000块钱，并且管理上村里合作社统一管理，销售也不愁，统一给销售，这个项目很好。

采访韩圈村党支部书记王长城：我们村共有土地1826亩，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流转土地900亩，全部种植有机菜，秋调准备在流转土地400亩，扩大种植规模。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沙河站镇种植有机芦笋1000亩，有机山药2000亩，丹参700亩，黄葵500亩，牛蒡23000亩，平均亩产值8000元以上；推行二种二收、三种三收模式17800亩，平均亩产值过万元。目前，全镇已形成韩圈有机蔬菜种植、小辛庄、前河崖裸地种植、前河崖肉兔养殖等30多个特色种养专业村。

2010年4月10日，东平县委书记陈湘安在副县长常庆智、县政府特邀顾问梁绪路的陪同下，带领县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农机等农口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全县农民增收工作进行了调研。

陈书记一行首先来到沙河站镇芦村牛蒡种植基地，又实地察看了沙河站镇韩圈山药种植现场，并就如何发挥带动作用、促进农民增收提出了具体要求。陈书记具体落实种植规模及产业发展情况、农民人均收入情况、种植业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例等情况。当了解到种植业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很高时他强调，我们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发展好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讲富民强县，只有农民朋友真正富裕起来了，我们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加协调有序。当了解到农民朋友在致富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时，他叮嘱随行的乡镇政府和农口部门的负责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做好为农服务工作，多想富民之策，多询富民之计，确保我县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