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874年波旁王朝复辟，他的政治生涯突然中断，官场上的失意日益加重，埃切加赖举家迁往法国。他同其他一些流亡者——著名的有尼可拉斯·萨尔美隆——成立了共和进步党。

1874年退出政界后，专门从事戏剧创作。他的第一部剧作《单据簿》在马德里著名的阿波罗剧院公演，获得成功。以后的30多年里，他相继创作了一百多部风格迥异的剧本，成为西班牙戏剧史上少有的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仇者之妻》（1874）、《剑把》（1875）、《不是疯狂，就是神圣》（1877）、《火柱和十字架》（1878）、《伟大的牵线人》（1881）、《两种义务的冲突》（1882）等，其中的《不是疯狂，就是神圣》和《伟大的牵线人》是他的代表作。1883年他入选西班牙皇家科学院。1904年完成《不安的女人》。1904年，“由于他的剧作的独特的新颖风格，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埃切加赖同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埃切加赖在法国居留时间不长，回到马德里后便将随后的30年生涯全部贡献给了文学事业。只是到了1904年，即他获诺贝尔奖的同年，才又一次接受公共事业的职位，出任财政大臣。1916年9月15日在马德里去世。

埃切加赖少年时代就酷爱戏剧，1874年正式开始戏剧创作。同年上演第一个剧本《存根簿》，获得成功。此后他以高度的热情致力于写作，在后来的18年里，他写了近70个剧本，成为西班牙戏剧史上少有的多产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可谓丰富多彩。如果划分一下类型的话，大体可以分为4种：

《存根簿》（1874）、《在剑柄里》（1875）、《拉维纳的角斗士》（1876）、《在柱子和十字架上》（1878）、《在死神的怀抱里》（1879）、《口唇上的死亡》（1880）。

《没有岸的海》（1879）、《伟大的加莱奥托》（1881）、《两种责任间的冲突》（1882）、《孬种》（1886）、《庸俗中的高尚》（1888）、《被洗刷掉的污点》（1895）。

《是发疯还是圣举》（1877）、《堂胡安的儿子》（1892）、《发疯的上帝》（1900）。

《初露头角的批评家》（1891）、《总是那么可笑》（1890）、《玛丽亚娜》（1892年）。

埃切加赖的戏剧，内容丰富多彩，风格独特清新。他的戏剧结构严谨，戏剧冲突较强，起因、发展和结局都合乎情理，但在浪漫主义的夸张中往往带有感伤色彩和脱离现实的倾向。他的剧作道德感异常突出，令人赞佩，他特别善于把握观众的情绪，以强烈的表现力和戏剧效果吸引着观众。他的戏剧被公认为西班牙后期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认为它恢复了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戏剧，人们尊崇埃切加赖为国家戏剧诗最光辉时代的革新才。”（颁奖词）。

埃切加赖的戏剧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生动、突出，十分典型，富有感染力。如《玛丽亚娜》一剧的主角玛丽亚娜是一个残酷无情却又喜欢卖弄风情的女人，她的举止神秘莫测，性格特殊，像谜一样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直到她最后遭到不幸。全剧以悲剧告终，让观众看到一个命运不佳却又特别罗曼蒂克的女人。

综观埃切加赖的戏剧，总的特点是：内容丰富多彩，题材涵盖面大，风格新颖独特，结构严谨，剧情冲突明显，起因、发展和结局合情合理，语言也具有时代特色。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的剧作以强烈的表现力和戏剧效果支配着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剧坛，他被公认为同代剧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埃切加赖的戏剧成就卓著，1904年，“由于他大量出色的剧作，具有独特、新颖的风格，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同法国诗人让·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埃切加赖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并非由于他的文学品质、戏剧表现技巧、引人入胜的剧情，也不是由于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几乎总是与当时人们忧虑的问题不相干），而是由于他出现得正合时宜，当时的大剧作家阿亚拉和塔马约的火炬刚刚熄灭，时代和社会已明显衰退。在这种背景下，他深信西班牙戏剧需要革命，需要革新，就像政治需要改革一样。

他虽然尚缺乏真正的艺术修养，但是他对观众的兴趣和反映有着准确的了解。他不是为审美家和批评家们写作，而是为广大无名群众写作，通过舞台拨动人们喜怒哀乐的心弦。此外，埃切加赖还十分关心演员的艺术生命，常常主动为某些演员写剧本，使之人尽其才，如安东尼奥·比科、拉法埃尔、里卡多·卡尔沃、艾莱娜.博尔东，以及格雷罗-门多萨夫妇，都曾为他的不少剧本的成功上演做出过很大贡献。当然，应该承认，埃切加赖具有构思剧本的才能，他的每个剧本都是一座完美的制作车间。他的戏剧大厦虽然基础不深，但是保持着高度的平衡和稳固。有的文学史家认为埃切加赖可以和西班牙大戏剧家卡尔德龙相比，甚至超过了他。

1916年，埃切加赖在马德里逝世，终年84岁。

1904年，埃切加赖在西班牙人民心目中是敬爱的西班牙文学创始人，他们对埃切加赖获奖表示热烈赞颂。也就是这些人民，在埃切赖的《伟大的加莱奥特》（1881）上演后为之倾倒，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签名活动，以纪念这位剧作家。

然而，这一阵激情的崇拜在西班牙之外却对埃切加赖不利。事实上，围绕1904年奖展开的争论之一就是获奖者的高龄（埃切加赖和米斯特拉都已年过七十）。

许多评论家批评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奖的精神实质。他们认为，诺贝尔的愿望是将奖授予那些在穷困中奋斗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之初极需公众认可和经济支持，而不应授予这两位广受尊敬、经济独立并且处于文学创作末期的人物。

诺贝尔奖评委会则言辞尖锐地反驳了这一说法，在当年的授奖仪式上表明自己对诺贝尔奖精神的理解，并强调，获奖资格唯一的严格条件就是获奖者的作品具有“特殊重要性”。

在有些地方，两人同时获1904年奖这一事实也被认为削弱了该奖的意义，而且正如所料，埃切加赖在法国只被一笔带过，米斯特拉的重要意义在西班牙也被降低了，其他国家对此几乎毫无反应。例如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迄今尚未有美国人获诺贝尔奖，而对当年获奖者只字不提。

事实上，美国各主要报纸甚至不屑报道授奖消息。比如《纽约时报》上唯一一次模糊提到这次诺贝尔奖是1904年12月31日的报道，说米斯特拉有意将自己的那份奖金建一座博物馆。

尽管1904年诺贝尔奖在国外遭到冷遇，在西班牙本土却引起了一场文学波动。埃切加赖也许是普通西班牙人的宠儿，却遭到了新起一代作家的攻击，即“1898一代”，这批作家迅速作出了愤怒和尖刻的反应。埃切加赖伴随诺贝尔奖而来的名誉在这些作家看来，标志着他们在文学生涯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遭到背叛。他们认为，埃切加赖的戏剧是西班牙生活和文学中所有滑稽可笑的历史误会的缩影。

因此，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卢本·达里奥·巴罗亚及安东尼奥·马恰多·伊·鲁伊兹等一批作家，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此作出批评或举行几次抗议集会，他们还正式签署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宣言，反对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决定。

不过，对埃切加赖持同情心的评论家认识到，这位剧作家不幸就在于他的获奖为时太晚。他的剧作属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没有也不可能代表20世纪初年，而在西班牙，代表这一时期的则是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西内斯，他于19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评论家认为，从当代戏剧技巧和内容出发来批评埃切加赖是不公平的。他们坚持认为，埃切加赖要是早十年获此奖便不会有人反对，只会得到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