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格雷斯领导下的执政委员会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成绩是组织制定了哥斯达黎加的第九部宪法——1949年宪法。该宪法一直沿用至今，开辟了哥斯达黎加历史的新篇章。

1948年内战结束之后，菲格雷斯宣布废除军队，在贝拉维斯塔兵营举行的仪式上，菲格雷斯亲自举起长锤，砸破了象征哥斯达黎加军队精神的城墙。之后，菲格雷斯将废除军队写入1949年宪法，并规定禁止设置常备军；为警戒和维持公共秩序，应拥有必要的警察部队，应拥有必要的警察部队。如非处于大陆协定或国防之需，不得组建军事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军队应始终服从文人政权；不得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议政和发表政见或其他声明。1948年废除军队至今，哥斯达黎加再没发生内战。

菲格雷斯领导的执政委员会上台后，便着手对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社会、经济、外交进行改革。

在经济领域，哥斯达黎加开始改变以私人部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而且利用国有资本建立了一些公共企业，有目的地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农牧业生产的现代化。菲格雷斯宣布近期目标是通过工业化和最大限度开发国内资源促进生产活力。执政委员会颁布了834项法令，解决内战后的混乱状况，满足经济社会的紧急需求。建立鼓励农业生产部、全国贷款委员会、农业专家学校以及森林委员会等多个机构，推动农业发展；鼓励工业生产，以减少基本消费品对国外的依赖和减少外汇支出；吸引外国工业企业在哥斯达黎加建厂；保护小生产者；加强国库，银行国有化；对5万科朗以上的资本征收10%的税；创办电力局，负责逐步实现电力国有化；建立管理银行系统、公共工程设施、土地垦殖和管理、铁路、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教育、职业训练及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独立机构，每个机构都设置董事局。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打击了金融寡头势力，削弱了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促使新的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出现，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为二战后哥斯达黎加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外交方面，执政委员会批准《泛美互助条约》，把本国安全防务与拉美地区集体安全挂钩。

在社会方面，菲格雷斯给予妇女和黑人投票权，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1949年11月8日，菲格雷斯将权力交给路易斯·拉斐尔·奥蒂略·乌拉特·布兰科和立法大会。执政委员会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却意义重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菲格雷斯已经把哥斯达黎加带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从此，哥斯达黎加开始了20世纪后半叶新的政治经济进程。

1949年11月，菲格雷斯将权力交给乌拉特后，继续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51年10月，菲格雷斯将社会民主党改组为民族解放党，并担任党主席。1953年，菲格雷斯以民族解放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以高票当选总统。

菲格雷斯再次当选为总统后，开始强力推行被称为“菲格雷斯主义”的发展主义战略。“菲格雷斯主义”是二战后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发展理论在哥斯达黎加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冷战格局下，该战略的宗旨是在这个小而有特色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实行现代化，从而缓和阶级矛盾、避免走向共产主义。“发展主义战略”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所谓“私有财产的社会职能”理论。民族解放党1951年成立宣言承认私有制，但是同时强调其具有社会职能，表示要“本着为全体民众谋福利的精神来行使私有财产的这种社会职能”。民族解放党的前身社会民主党就反对共产主义，倡导用战前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模式进行系统的国家改革。而社会民主党的前身之一、国家问题研究中心，是菲格雷斯等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机构，从1940年起就致力于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发展主义的改革模式，把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农业的多样化、工业化、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选举法庭作为主要目标。这些早期的探索形成了菲格雷斯对国家发展的基本思路，并在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

菲格雷斯上台后，依据发展主义战略，宣布实行多党制但宣布人民先锋党非法，禁止其活动，也禁止其出版、进口、展览和出售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书籍。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菲格雷斯认为要“本着为全体民众谋福利的精神来行使私有财产的这种社会职能”，必须依靠国家干预。为此，菲格雷斯对银行、电力、通信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实行了国有化。新建或健全了一些经济职能机构，如全国生产委员会、经济—社会委员会、农牧业技术委员会、全国渔业委员会、全国棉花委员会等，特别是全国生产委员会负责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稳定基本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价格，电力委员会控制发电和销售并制定满足全国电力需求的总体计划。实行进口代替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强力推行土地改革，积极促进农业发展。

利用外资方面加强对民族利益的保护。1954年，菲格雷斯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签署一项新协议，后者缴纳30%的所得税，哥斯达黎加从香蕉生产中的获利大大提升。该公司还向国家提供一笔150万美元的贷款，以改善香蕉业的基础设施。

在社会政策方面，菲格雷斯继续实行40年代的《社会保障法》、《劳工法》，推行更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公共工程计划。建立了哥斯达黎加电力局；1954年成立了住宅和城市化委员会，后改组成住房与城市化局，为贫困居民修建住宅，以改善居民住房状况。1955年成立劳工部，扩大社会保障，推动社会福利计划的实施。制定新的工资政策，将节假日奖金制度化，增加工资层次。1957年颁布《基本教育法》，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发展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大大增加小学的数目，开办教师培训学校。

菲格雷斯的种种为政举措，为哥斯达黎加政治民主和经济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955年1月，在美国和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支持下，前总统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瓜迪亚率领反叛分子入侵，这些反叛分子有千余人（包括部分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全部穿便衣参加作战，人侵前曾分别在尼加拉瓜索摩查的—些庄园里训练了数个星期，并聚集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如飞机、大炮等），1月9日，第一批流亡分子和入侵军乘飞机在机场着陆，占领了利亚克萨达；同时，另有数百名流亡者越过哥斯达黎加的北部边界；第三股入侵者驾着小船离开尼加拉瓜。由于利亚克萨达的联络被入侵者切断，只是在接到相邻的扎尔塞罗市长的来电后，哥斯达黎加政府才得悉利亚克萨达已落入叛乱者手中。菲格雷斯总统面对这种情况，积极备战，把国民警卫队人数增加到4000人，并成立了一支由10000人组成的预备役部队。之后立即派兵北上，约有98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被送往前线，在不同的地点与敌人交战。叛乱者在好几个地点受到挫折，但没有被包围，仅仅是后退，经重新组合后，在其他地方恢复进攻。但是哥斯达黎加国民警卫队守住了阵地。

菲格雷斯—面组织战斗，一面向美洲国家组织吁请援助，得到了五架喷气式飞机援助。后来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巴拉圭和美国组成—个委员会，谋求终止这场战争。由于哥斯达黎加国民警卫队在缴获的作战装备中有索摩查支持叛乱的充分证据，尼加拉瓜遭到美洲国家的谴责，索摩查迫于压力—面否认同叛乱有关，一面不得不撤回了尼加拉瓜对叛乱武装的支持。1月20日，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两国接受美洲同家组织关于建立缓冲地区的方案，冲突遂告结束。冲突结束后，菲格雷斯总统减少国民警卫队的规模，停止对预备役部队的训练。

1958年，菲格雷斯任届期满离任，将总统职位交给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马里奥·埃昌迪·希门尼斯。但菲格雷斯并没有淡出人们视野，也没有退出政治生活，相反，离任期间的他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

1958年5月13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访问委内瑞拉时，遭到了当地反美分子的袭击。最后，尼克松平安返回美国，但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受伤。事后，美国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此事，菲格雷斯被邀请发言，菲格雷斯称委内瑞拉反美分子的行为是一种野蛮、暴力、愚蠢的行为，并对尼克松表示了慰问，但同时，菲格雷斯也表示，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政治的干预是导致拉美人民反美的原因，菲格雷斯借此表达出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不满。

菲格雷斯在离任期间还支持拉美各国的民主运动，支持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和佩德罗·华金·查莫罗创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统治，同时还支持以胡安·博什为首的多米尼加革命党推翻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的统治。并在1959年参加了哥斯达黎加政治学院成立大会，该学校不仅是个培训学院，还是一个拉美民主政党合作的中心。

菲格雷斯曾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但后来因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菲格雷斯宣布与其断绝来往。

1970年5月，菲格雷斯以民族解放党候选人身份再一次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

菲格雷斯第二次执政期间，提出“同极端贫困作斗争”的口号，建立了社会援助混合委员会，实行收入再分配计划。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展，使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大，工业产品在出口份额比重不断上升。1972年成立哥斯达黎加发展公司，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广泛投资于各行业，并将大西洋铁路国有化。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菲格雷斯政府在1972年推出了“旅游申报”制度，规定饭店业主可向国家旅游局申请为其划定等级，参加“旅游申报”的饭店可享受减免税等多项优惠；为了吸引游客，哥斯达黎加国家旅游局与航空公司及旅游批发商共同实施了“联合宣传”，增加航班次数与航线。在社会领域，成立了社会援助研究所，1970年使医疗保险覆盖了绝大部分人口，并在第二年废除了享受医疗保险人员工资上限的规定。1973年，颁布了公共卫生保护法，把慈善机构和医院纳入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障局管辖之下并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同年，又颁布了《卫生总法》，规定所有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都纳入国家社会保障计划。1970年建立了农村援助警卫队，代替了原来的财政和别墅村庄保护警卫队。还建立了哥斯达黎加国家气象局，修改宪法将投票年龄从21岁下降至18岁。此外，菲格雷斯还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教育方面，加强初级和中级教育以及大学的建设，1971年创办了哥斯达黎加科技大学，1973年创办了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结束了哥斯达黎加只有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历史。还启动了一项全国教育发展计划，扩大教育预算、保障教育所需经费，延长义务教育期至9年，加强学前教育，修改教育评估和鼓励制度，开始了学校营养、食品和健康计划。1973年修改宪法，正式规定了九年义务免费基础教育制度。在文化方面，菲格雷斯建立国家交响乐团，建立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建立文化部、青年部和体育部。

菲格雷斯在第二次执政期间，积极实行多元的外交，摆脱了过去对外封闭的状态，转向开放。强调发展与美国、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强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菲格雷斯在此期间制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推动世界和平及加强对外合作，改善国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努力”；主要特点是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哥斯达黎加对外关系的重要变化是与当时的苏联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并与东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和拉美地区一体化活动；参加“77国集团”；参与加勒比多国海运公司及香蕉出口国联盟的创建工作；支持古巴解除封锁、支持巴拿马收复运河以及提出建立最高人权法院、坚持捍卫人权等。在菲格雷斯执政期间，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从45个增加到81个。

菲格雷斯的外交政策遭到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对此菲格雷斯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哥斯达黎加仍属西方联盟，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小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1974年5月，菲格雷斯任届期满，将总统职位交给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的丹尼尔·奥杜维尔·基罗斯。菲格雷斯虽然离任，但在政治舞台上依旧活跃。菲格雷斯曾犯过一个重大的错误，收留美国金融诈骗犯罗伯特·韦斯科，1972年，韦斯科因诈骗2.24亿美元而逃离美国。菲格雷斯决定收留韦斯科，并给予其公民身份。1976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厄尔·卡特要求引渡韦斯科，遭到了菲格雷斯的拒绝，由此引发了政治骚乱，使菲格雷斯丧失了1978年总统竞选的资格。直到1981年，菲格雷斯才承认收留韦斯科是他一生中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菲格雷斯离任后，前往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学习，并多次获得荣誉博士学位。1979年，菲格雷斯继续担任民族解放党职务，1985年9月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美洲危机期间，菲格雷斯还积极促进中美洲冲突各方实现和平。1990年6月8日，菲格雷斯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逝世，享年84岁，他去世后，被授予“祖国之父”的称号，他是哥斯达黎加历史上第二个被授予“祖国之父”称号的总统。

菲格雷斯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他著有很多作品，包括《公民的信件》（1956年）、《贫穷的国家》（1973年）、《1948年精神》（1987年）等。

菲格雷斯在1942年和亨丽埃塔·伯格斯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结婚，两人共有两个孩子。1952年，菲格雷斯和伯格斯离婚。后来，菲格雷斯在纽约和凯伦·奥尔森·贝克结婚，两人共有四个孩子，贝克后来成为哥斯达黎加立法议会议员。

他的儿子何塞·玛丽亚·菲格雷斯，曾在1994年~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总统，他的女儿菲格雷斯·伯格斯担任哥斯达黎加驻美国大使，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是哥斯达黎加外交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菲格雷斯既是工程师、哲学家，也是咖啡农场主和经济学家，他被哥斯达黎加人民亲切的称为“唐佩佩”（Don PePe）（PePe是何塞的昵称，Don西班牙语指先生，“唐佩佩”即“何塞先生”之意）。

——我将赢得更多对抗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斗争，比他们（共产主义）20年来赢得的数量还要多，理由很简单——这是策略问题。

——我们活在一个陈旧的社会当中，它正在消失。在这个社会里，划分为“统治阶级”与“人民”。

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被杀戮和战争所覆盖，出现了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他赢得内战后，取消了军队。通过创建独具特色的民主模式使暴君不再出现。他是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哥斯达黎加最富有远见的总统。

——《新闻日报》（纽约）1988年1月4日

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一个身材矮小（身高只有160厘米）的哲学家，可以说他是一个农民哲学家。他在危机的时刻，往往做出男人应有的行为。

——《纽约时报》1990年6月9日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是西半球资历最深的政治家，他实现了他所在国家的民主与和平。

——《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9日

哥斯达黎加没有经历中美洲的压迫、战乱以及战乱带来的贫困和压迫，全部是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的功劳，这位民主战士离世时还不满84岁。40年前，菲格雷斯做出了大胆的选择，解散哥斯达黎加的军队，后来他曾说这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举动，这种改革比古巴革命的意义更为深远。哥斯达黎加的例子表明人们的道德意识是很高的，是可以告别武器的。

——《纽约时报》1990年6月17日

菲格雷斯是哥斯达黎加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拉丁美洲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为政举措为哥斯达黎加政治民主和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至今，他是哥斯达黎加当之无愧的“祖国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