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至6月曾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华北大学第二部（社会科学部）主任兼社会科学系主任，兼《北方文化》及《鲁迅学刊》编委。他曾带领学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注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校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等职。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组员。

1954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 被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革命史教材。他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现代革命史专家， 对全国高等院校中国革命史课程建设和师资培养做出了贡献。1969年1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

何干之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教育家，其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领域。作为中共历史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他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开创了中共历史研究通史与专史撰写体系。他长期担任教学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中共历史研究者。

编纂《中国现代革命史》，确立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和教学体系

1950年，高教部政治教育司请何干之出任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编审委员，负责编写《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等人历时四年于1954年编写出教材初稿。此后，《中国现代革命史》教材不断再版，累计印数160余万册，并先后被译成英、俄、越等文字在国外发行，影响广泛深远。

首先，何干之等人编纂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确立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从历史学角度看，中国革命史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和获取政权展开的。党史学界一般把中国革命史研究视为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何干之研究编写中国现代革命史教材的过程也是在研究编写中共党史的过程。当时，中共历史教材多从1921年或鸦片战争讲起，何干之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则从1919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讲起，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作为背景，而且明确以“中国现代革命史”，即“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命名，目的是“为了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这一论断反映了何干之早年的理论探索。1936年他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中国现阶段革命“不是普通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进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先来第一着，再来第二着”，“在第一着中就准备着解决第二着的前提，在第二着未来之前，必先通过第一着”。这一研究“对毛泽东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时间是1938年11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时才明确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更为具体的阐述则是到了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可见，何干之“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不断延续，这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鲜明特点。该书1954年版将历史写到1952年，1958年修订时又延续至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除去印刷周期，可见截稿日期与所写史实之间的距离是何等接近”，“何干之率先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教科书。”

其次，何干之在篇章布局上独具匠心，使“《中国现代革命史》确立的教学体系，一直沿用至今”。以1964年版为例，何干之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将抗日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他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划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两个阶段写入中国革命史教材，何干之是第一人。这一时期划分和阶段命名一直沿用至今。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对后来中共历史教材的编排体系奠定了基础，1980年以后出版的大量中国革命史教材，其框架均参照了何干之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足见这部著作的影响。甚至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章节编排上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如《中国现代革命史》将抗日战争分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三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设“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抗日民主阵地”、“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四章。《中国现代革命史》将解放战争分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斗争”、“人民解放军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三部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设四章，分别是“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何干之的研究还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他评论说“西藏人民由黑暗转向光明，人口将逐渐增长，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将逐步提高，这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他对民族问题的探究，对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丰富了中共历史研究，促使中共历史研究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撰写原则。《中国现代革命史》几经修改，每次何干之都对旧版中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加以修改。如1960年版中把1954年版中湖南工人斗争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65年修改时把之前关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智慧、坚强意志、组织天才和实际精神，打下了湖南工人运动的巩固基础”等词句删去等。这两次的修订都处在“左”倾思想泛滥之际，但何干之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的撰史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风骨。此外，他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是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评价也在党内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占据主流地位。这种秉笔直书、求是求真的治学风格，影响了随后的中共历史研究。

何干之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后编写的党史教材，虽然所依据的材料比过去多了，编写者的认识、观点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框架仍然源于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史从论出”的特点，“此后的中共党史读物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开辟中共历史专题研究新领域

何干之在1960年撰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关系的专著，198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何干之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历史关系，着力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书中各章节几乎开篇都引述一段毛泽东的论述，再展开具体的分析，这体现了何干之从一定的历史实际出发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论断和立场观点的撰史思想。如他引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再分四部分具体分析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教训，阐明孙中山的思想转变。而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走的历史道路的精辟总结。又如他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方针》一节中，引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论断：“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然后从上海、南京保卫战的教训，阎锡山的摇摆不定以及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来阐述对国民党当局不能寄予全部希望的现实。

如果说何干之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提供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通史的样式，那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则提供了专史的撰写样式。从中共历史研究体系的形式来说，这极为重要。书中，他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个阶段梳理出的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奠定了这段历史的撰写范式。尤其是他能实事求是、有所区别的对资产阶级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作出客观评价，对于理解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如他对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他们“始终是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政策的拥护者”，“把贯彻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任务承担起来”。对蔡元培、杨杏佛、蔡廷锴等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两面性也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他们虽然也参与过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但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能够转变立场，支持民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这一探索不仅开辟中共历史研究专题新领域，“而且为统一战线史、国共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等学科的建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长期担任中共历史教学工作，为中共历史学科培养人才

何干之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卓有成就，还长期从事有关中共历史的教学工作。1937年他作为“抗战后第一批到延安的知名文化人”到陕北公学任教，讲授《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后又到华北联合大学讲《新民主主义论解说》、《思想方法论》等。1959年2月，在看到“左”倾错误严重违背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危机后，他主动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课程，并明确表示开课目的是为了反对“左”倾思潮。他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旗帜”，“我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要形成自己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基础”；“中国革命的阶段和革命转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党的建设和领导”等问题的讲述指出，“左”倾空谈主义者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堕入冒险主义的泥坑。他主张对毛泽东思想要用科学态度来宣传和研究。他说毛泽东的最英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高度的科学精神同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尤其是关于战略藐视和战术重视相结合、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结合、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这也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

何干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史研究阵地上耕耘三十余载， 直接和间接培育了两代（即“文革”前一代和“文革”后一代）中共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为推进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增添了主力军。 1956年高教部评定一级教授时，历史学共有六位一级教授，而何干之是其中的一位党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组建后，他先后担任历史系、中共党史系主任，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备受学生欢迎。他还应高教部之邀在京、津、唐地区开设大课。据统计，1957年全国中国革命史的教师约13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听过何干之的课。从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曾授业于何干之，后来他们都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