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她从隆隆的抗日炮火声中走来，用女性柔美的双肩担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她以对文物、对艺术、对祖国的挚爱，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文物考古、文物研究和博物馆事业；她用艺术的理想、燃烧的激情、出众的才华点燃了照耀博物馆文物与观众心灵的烛光。中国文博史册将永远铭刻着一代先驱的名字——何正璜。

1914年，何正璜出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富裕华裔人家，原籍湖北汉川的父亲曾在日本学习金融专业，为何正璜1934年从武昌艺专毕业留学日本多摩川美术学校提供了条件。她把留学期间那段令人羡慕的年华比着“一切都不懂的青春”，岛国的异域风情让风华正茂的何正璜尽情地享有青春的快乐。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日本的大街上突然传来“支那执迷不悟，我皇军决采断然处置------”的广播宣传，何正璜从此在日本感到一种窒息的氛围。当年的8月14日，她毅然从抗日的炮火硝烟中返回祖国，寻找报国之路。

回国后的何正璜过着流亡飘摇的生活，游历祖国各地目睹了故土山河的凋零，激起她决意投身抗日报国的激情。接受传统艺术文化教育的一介女生，怎样才能用拿画笔的纤弱双手去擎起守卫家园的历史重任。1940年春天，何正璜为祖国和自己的命运徘徊在长江堤边，她偶然从“大公报”上发现国民政府教育部招考“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的启事。何正璜力排家庭阻力，冒着日军炮火轰炸的危险只身前往重庆应招。何正璜凭着武昌艺专和留洋深造5年美术专业的功底，有幸成为考察团10位成员中的惟一女性。从此，何正璜正式步入艺术考古和文博事业的生涯，并在文物考察工作中与团长、著名美术家、美术史学家、雕塑家王子云结为夫妻。

考察团采用摄影、写生、临摹、拓印、复制、模铸、测绘、记录等多种方式，开赴西北抢救收集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重点是陕西的汉唐帝陵、宗教寺院和建筑雕刻艺术，甘肃的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的佛教寺院等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古迹。从1940年12月至1945年初，何正璜随考察团冒着日寇飞机猖獗频繁的轰炸袭扰，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五省的大部分地区，历时五年、行程十万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一系列科学严谨的考察研究，并对艺术文物实施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这期间，何正璜才真正接着到古代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古代文物精美的艺术性时时感染何正璜，她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

在五年的时间里，艺术文物考察团共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收集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物及各时代的石刻艺术拓本2000余件。绘制各类艺术文物速写图、写生图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图、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等1000余件，摄制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1000余张。拓印各类石刻艺术拓本上千套（张），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酒泉文殊山等石窟中的大量壁画，对陕西的汉、唐帝陵前具有代表意义的石雕艺术精品和部分古建筑雕刻及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石膏模铸。何正璜既要负责考察团活动的文字记录、绘画描图、资料收集等工作，又要负责整理丈夫大量的工作日记及团里的日常事务工作，有时一个晚上整理的文字材料多达上万字。此间，何正璜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生活之辛酸不难想象。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一个年轻女性所要承担的艰辛远比男性要多得多。

在考察团，何正璜的学识、才华大有用武之地，她无论是作为文字记录、绘画描图或团长的妻子，都从不同的身份中扮演了考察团不可缺少的角色。从何正璜以后整理的资料、发表的论文和撰写的日记中，都能显而易见地证实她在考察团里的重要作用。国内的许多报刊曾多次发表过她的文章，其文笔之流畅自然，观察之细腻开阔，情感之真切热诚，历经数十年之后仍对读者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便是何正璜的国学、艺术功底成就了她对我国艺术、文物的杰出贡献。

解放前，何正璜有一次到西安一家古董店想看看青铜壶，店主以嘲讽的口气问：“你有金条吗？”“没有！”她想不通，看一眼青铜器竟要凭金条，这是什么逻辑？但她实在不甘心。在她的再三恳求下，店主只答应让她看一下青铜器的盖子。这件事对她的打击非常大，中国古代文化遗物是民族大众的，只因旧中国的许多文物被私人占有而不能让民众欣赏。

1953年，何正璜被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工作。当时，馆里正要搞一个青铜器专题展览，展厅里放着许多商周时期的各种青铜器。何正璜试探性地问在场的领导：“可以摸一下吗？”这位领导爽朗地笑了：“这些文物以后就归你管了！”言外之意自不待说。何正璜一听激动得浑身的神经都在震动，当着众人的面抱着一个青铜器竟哭成个泪人。她事后对博物馆的年轻人说，自己是带着旧社会的辛酸和屈辱走进博物馆的，因此对文物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从那时起，她觉得自己能成为博物馆的工作者，真正是无比幸福的，一定要痛下决心拼命地干好工作。

何正璜曾举过这样的例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面，矗立着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人民大会堂前为什么没有建大银行，那样不是显得更富有；为什么不开一个大百货商店，那样不是显得更热闹。可偏偏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建立国家博物馆，由此可见博物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博物馆是一张名片——给世界上所有参观者的一张名片。它昭示参观者，中国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并有代代相传可歌可泣的革命史。博物馆的教化作用是一般书本知识所无法达到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播者，肩负的历史责任重大。

何正璜有着5年美术专业学习和2年美术专业教学的经历，有着长达5年之久、跨越西北和中原地区2000余年时空的考古经验，尽管当时博物馆的保管、陈列、讲解等工作不分家，但业务工作对她来说都是轻车熟路。如何发挥自己的学识，才能真正做好新中国的博物馆工作，是何正璜考虑最多的事。她说，青铜器已遗传了二三千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奴隶们为王侯们铸造铜器要付出多少艰难呀，这些东西传到今天是何等不容易，如果在我们手里没有管理好，不仅对不起几千年前的铸匠们，更对不起将保管权交给我们的新中国。因此，对待每一件文物，保护就要认真地保护，陈列就要精心地陈列，讲解就要详尽地讲解。她觉得自己能在博物馆里多做一点工作，回想当天的事就觉得这天没白过，就非常心安理得、心情愉快。

何正璜曾说，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将文物进行选择和编排，使久经风雨的文物和那些禁闭几千年的艺术瑰宝重见天日，像一件件历史物证屹立在玻璃柜的内外，向广大观众阐述祖国灿烂的悠久文化。通过陈列传播历史知识、文物知识，成为大中小学生的校外课堂。同时，文物陈列也是对外的文化窗口，让世人从这里了解中国。每当何正璜看到陈列室内观众欣赏文物穿梭的身影，荡漾在观众脸上的微笑是对她最大的酬劳和奖赏。她从1940年加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从事田野文物调查，又从1953年进入碑林博物馆直到1984年退居二线，先后在文博岗位上工作40余年。何正璜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先后调整基本陈列、专题陈列20余次，举办临时展览30多个，共出版专著、发表论文50余部（篇），多次圆满完成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的任务。她对博物馆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并于花甲之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何正璜的二女儿王倩说起一件有趣的事。1980年她去敦煌开会，中央美术学院一位与她住一室的研究生听说王倩来自西安，便谈起她们途经西安在碑林博物馆听一位“老太太”的讲解太精彩了，从文物的历史文化、艺术风格等方面讲得出神入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王倩话锋一转地问：“你看我长得像谁？”对方恍然大悟：“你是她女儿！”王倩的脸上顿时荡漾着自豪的微笑。何正璜的儿女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类似这样观众们对母亲的赞赏。

王倩还记得母亲当年给她讲陕北东汉画像石禾苗图的情景。何正璜对王倩说：“未成熟的谷子，穗头总是向天高高地扬起，只有当它果实成熟之时，穗头就自然垂下了。人也是这样，越有知识文化的人，才越感到不足，才越谦虚。”何正璜的为人正是像成熟的“穗头”，越是饱满越是谦逊。女儿从小在别人赞许的目光和母亲的谆谆教诲中成长，她暗下决心要像妈妈那样干出成绩来。何王璜退居二线前，王倩走进碑林博物馆复制部，她从一个普通的复制技工逐步成长为专业人员，后又调入博物馆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并聘任为专业高级职称，“仿古陶俑复制技术”曾荣获第44届尤里卡斯世界博览会发明金奖。

何正璜说，古文物与美术品是两种行业对同一件作品的两种称呼，经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物有的本身就是美术品，而且有一些文物的价值就是以它的美术价值来衡量的。文物珍品中如汉代茂陵石雕就在于它是美术作品，绚丽的唐墓壁画也是美术作品，精美的铜镜、漆器也是美术作品。中国的美术遗产是极其丰富卓越的，包括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都有惊世之作。不论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也不论陶、铜、牙、丝、瓷、玉、金、石，在古代艺人的绘笔下、刀凿下，都成为一件件不朽的佳作。古代艺师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那尊坚如中流砥柱的西周大铜鼎，是他们在连鼓风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冶铸出来的；那些气势凌人的巨大石狮是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雕刻运来的。这些最好能为文物工作与美术工作所共同熟知并互为作用。何正璜正是这样理解文物与美术的关系，她常说自己是“小桥”，联系沟通文物与美术的“小桥”，在工作中致力于将文物与艺术相融合，将文物与教化相融合。

西安碑林的陈列主要有两部分，即石质碑刻和石质艺术造像陈列。碑林石刻艺术陈列室的建立无疑是何正璜的一大创意，也正是因为何正璜是艺术科班生、美术留洋生才会对石刻艺术生出这份特别的感情，才会想到将石质书法艺术和造像艺术分裂开来，通过专题陈列在艺术类别和风格给人以不同的享受。在何正璜的积极倡导和筹备下，碑林博物馆“西安石刻艺术室”正式建立。何正璜想到请著名史学家、北京市领导人吴晗为石刻艺术室题字，何正璜猜想凭着自己从小与吴夫人的特殊关系是能得到应许的。但是，吴晗觉得自己分量还不合适为碑林石刻艺术室题额，便亲自请书艺、名望极高的陈毅老总题写。今天，当观众到碑林看到“西安石刻艺术室”的匾额便是陈毅亲书。幸运的是，正是当年吴晗另请陈毅老总题写了这款匾额，何正璜才在“文革”免遭杀身之祸，但仍受了不少牵连。

20世纪40年代，何正璜先后在《旅行》杂志发表数十篇考古游记。世事沧桑，战火不断，何正璜自己和后人竟然都没有留存这些杂志。万幸的是，上海劳动局的一位退体干部王鸿森，在垂幕之年多方打听到自己从《旅行》杂志收集的十几篇考古游记的作者何正璜在西安，他将每篇文章用蝇头小楷抄写于宣纸并装帧成册，不远千里专程送到西安何正璜手中。这本《何正璜考古游记》终于在2005年出版。伴随《游记》寻找何正璜和老一辈文博人的足迹，让人感慨的不仅仅是文字间流淌的激情和学识，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前辈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艺术评论界这样评价何正璜：渊博的历史考古知识、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坚实的美术绘画功底和诗人的才艺、学者的丰盈、智者的聪慧、仁者的关爱，成就她散文、游记、随笔卓然超群的境界。

何正璜接待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特别多，在接待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她从首相一下飞机便参与接待，陪同在陕的全程参观访问。何正璜曾想到日本人放狗咬她的事，但她没有因个人恩怨影响接待工作。她认为，大平正芳是在中日友好大门关闭几十年后，带着友善、团结的愿望重启中日友好之门，他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贵宾，自己是受组织安排代表中方进行接待。自己的工作只能尽职尽责、有礼有节。

当她得知大平正芳首相是日本香川县人，便侧重向首相介绍他的同籍遣唐使空海和尚的事迹，从空海远渡重洋赴长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回去后不仅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而且成为传播中日友好关系的使者。还介绍了日本的拼写字母“片假名”又是怎样由空海根据汉字创造的等，对大平正芳首相了解中国文化和中日友好关系的源远流长历史起到一定的作用。何正璜在讲解、翻译时，尽可能通过介绍汉唐文物，把中日文化的交流交往历史联系起来，让大平正芳首相对中国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何正璜的讲解给大平正芳留下美好印象。第二年，大平正芳的儿子出访西安时，特地带来了由父亲签名的照片送给何正璜作纪念。

何正璜丈夫王子云当年留学法国，她深知法国是艺术很发达的国家，既对法国文化比较了解，也对法国艺术比较有感情。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来西安参观时，她在讲解中着重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特别是在中西方艺术文化的对比中，增加对中法两国的联系和感情。她向总统介绍石雕、陶瓷雕刻时说：“法国是一个最先承认我们的西欧国家，也是一个艺术很高超的国家。”总统回答说：“是的，但我看到中国这些古代艺术之后，也感觉十分惊讶。”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访问延安，专程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陪同讲解的也是何正璜。陕西悠久的历史积淀人所共知，但丰富的文物藏品却难与观众见面，陕西的历史文物保存在碑林里，既无法展示也不安全。何正璜精彩的讲解不时赢得总理和贵宾的赞许，她不失时机地告诉总理，像这样精美的文物还很多，可惜大多压在库房里没有地方陈列，像陕西这样的文物大省应该有与之相称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何正璜的提议得到周总理的首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从此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在位于大雁塔西侧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拔地而起，该馆成为我国当时最具现代化的博物馆。而依托文庙而建的碑林博物馆也从此真正成为以收藏碑刻和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题博物馆。

1994年，何正璜在西安病逝，她将自己的一生与艺术、文物融为一体，将中外文化艺术、古今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博物馆的保管、陈列、讲解、教育、宣传融为一体。她是老一代文博先驱的典范，为我国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她艺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榜样作用至今仍激励着文博工作者。

有《写意花卉》、《西安清真寺写生》、《西安小雁塔写生》等。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有《大乐队》、《飞天》等。著有《考察日记》（1940-1942）、《考察散文》（1940-1946年）、《汉唐陵墓考察纪》（1943-1944，与王子云合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西北少数民族图案选集》、《唐代的战马》、《唐代石刻线画》、《话说李寿石椁》、《永乐宫观画记》、《一串被遗忘的珍珠——麦积山石窟》、《女帝御寝》、《咸阳考古》等论文。专著有《古都西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