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识丰富，文章出众，能言善辩，客家话说得流利，也会说英语，成为优秀的谈判代表。在持续几年的谈判中，他以大局为重，怕小便多影响工作，便不顾医生的忠告，尽量少喝水，有时整夜未睡，第二天靠坚强的毅力照样谈笑风生，出现在谈判桌旁。他带病谈判多年，坚持数年如一日。美国在真刀真枪的“绞杀战”中失败了，在几年“拉锯战”的谈判中仍旧未占便宜，中方取得板门店谈判成功。何渠若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时，撰写了《谈判总结与谈判方案》，此文已被收藏于军事博物馆，在朝作战期间他荣获了国际勋章和以金日成名义颁发的自由勋章。1973年9月12日何渠若病逝于沈阳。

美国“绞杀战”失败后，不得不与中朝握手言和，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桌上又打起“拉锯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 （谈判代表）中有一位 “书生”，身材较瘦，文武双全，谈吐文雅，不急不慢中充满睿智和哲理。他就是曾任志愿军坦克师政委的何渠若，他们的部队在上甘岭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 《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被唱遍祖国大江南北。

参加抗战

1939年，在抗大毕业后，他除了短时期在机关工作外，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副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渠若作战勇敢，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1942年冬，他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担任狙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和群众撤退的任务。他指挥一个连的兵力，缠住敌人，杀伤近百名敌人，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战斗部署，树立了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

渠若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好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初时，他所到的连队，原是平江起义时建立起来的连队。他到连队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之成为一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队伍。上级称这个连像一只小老虎，放出去就打胜仗。

解放战争

1949年，他任某团政治委员，认真抓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宣扬先进典型，亲自培训各级领导干部，把这个团带成了一个先进团。进军大西南时，冒雨经过150多公里的急行军，在战士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又以勇猛顽强的作风，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歼灭大批敌人，活捉了国民党政府军中将司令萧以觉，夺取了入川作战的第一个胜利。此后，在大西南剿匪的军事行动中，又累立战功。建国后，对部队思想建设也有不少建树。

火线结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戴敏和何渠若都在16军，戴敏在组织部，何渠若在140团任政委，两人在工作中有过接触，彼此心仪已久，组织上也打算促成这桩姻缘。但戴老当时有“三不”誓言：战争年代不谈个人问题；不干出模样不嫁；不了解的人不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戴敏坚决要求上前线。当时的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说：女同志一个人出国上前线不方便，组织上不同意。戴敏明白首长的意图：想去朝鲜战场，就必须结婚。戴老思忖再三，终于与何渠若结为伉俪。当时，何渠若31岁，戴敏24岁。结婚第二天，他们就双双开赴朝鲜战场，新婚蜜月，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在朝鲜战场，两人只能在战斗间歇或开会时，才能见上一面，大多时间是以纸条沟通情感、互相问候。他们结婚23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两年。1958年，何渠若将军回国后，他的双胞胎儿子说什么也不承认这个父亲，晚上要睡觉时，一个劲儿撵何渠若将军走。何将军只好等孩子们睡着后，再悄悄地回来。彼此工作繁忙，一家人很难团聚。直到何将军躺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时，全家人才聚到一起，请军队的一位摄影师拍了照片，凝固了这生离死别的“全家福”。

首席代表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根据停战协议，中方要在朝鲜开城板门店常设首席代表，与朝方一道，同美、韩方展开谈判。由于“文革”冲击及其他原因，“首席谈判代表”一职曾空缺了3年。1971年，我国决定派员重返板门店谈判会场。经过慎重挑选，197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何渠若，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总理批示：首席谈判代表要常驻朝鲜且参加使馆党委。从此，何将军走上了外交谈判战场。

来到朝鲜后，何将军首先利用业余时间，将18年来的“军停会”档案进行整理，和朝鲜开城联络处处长苗杰、副处长冯卓文一道，耗费10个月时间，最终形成了《十八年军停会斗争策略》，受到外交部等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何将军说，外交无小事。为展示中国形象，何将军做好“中立国”的工作，节假日举办宴会、电影招待会，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一次放映电影时，放映机因潮湿出现故障，外国客人只好中途退场。从此以后，哪怕只有一个人，联络处每到周末都要放映电影，保证放映机正常运转，此后再没出现故障。

身先士卒

每次晚宴结束后，何将军都要换上工作服，与工作人员们一道洗刷餐具；何将军回国手术后，特地嘱咐戴老在沈阳买了10多种菜籽，背到朝鲜开城，在联络处院里种菜，自给自足，尽量给朝方减轻负担。何将军对同志们关怀备至：因为妻子家庭成分问题，英语翻译胡传忠工作7年没能入党，经何将军耐心工作，终于使工作勤恳、业务过硬的胡传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在沈阳的炊事员老董，因家里住房困难而分心，何将军便设法与地方政府联系，终于解决了老董家属的住房问题；一名翻译因没能晋职而沮丧，何将军回国治疗小肠疝气时，在病床上嘱咐妻子戴老，找军区有关部门，为这名翻译解决了晋职问题。

板门店谈判时，每天枯坐六七个小时，有时竟长达12个小时，且中间不休息。一旦有人起身上厕所，对方便会认为是退场抗议。何将军身体不好，战争年代就患上了肠粘连、胃病，后来又得了小肠疝气、心脏病，兜里天天揣着各种急救药物。为了维护中国代表团形象，在谈判前一天晚上，何将军就开始禁水，以免谈判中途上厕所。在何将军朝鲜期间的日记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字样：心脏病又犯了、凌晨一时就寝、人很疲累等等。

1972年冬季的一天，何将军正在谈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但他仍然坚持到谈判结束，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翌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何将军回国治疗，最后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何将军回国前叮嘱同志们好好工作，不辱肩头使命；战友们希望何将军早日重返朝鲜，继续抗美援朝第二战场的谈判战斗。但谁料想，何将军这一去竟成永别。1973年9月12日，时年53岁的何将军，永远离开了亲人和战友们。

告慰英灵

1984年2月17日，民政部批准何渠若将军为“革命烈士”。鉴于何渠若将军曾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战后又亲历板门店谈判，呕心沥血，直到牺牲在外交谈判岗位上，沈阳军区和省民政部门决定，将何渠若将军骨灰移葬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何渠若将军在朝鲜战场战斗了8年，在板门店谈判了3年，且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诸位烈士中，级别最高，所以将何渠若将军安葬在了烈士陵园主碑后面第一排显要处，与吴国璋等3位将军并肩同眠。举行隆重移葬仪式时，沈阳军区原政委宋克达、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光中，为何渠若将军墓碑揭幕。

铿锵遗孀

何渠若将军临终前有个愿望：把自己多年来的基层政治工作手稿结集出版。时年46岁的戴敏含泪答应了。从此，她开始艰难地整理何将军的战地日记，几乎跑遍全国寻找何将军的老首长、战友，补充、核实相关内容。一次，她到北京寻找何将军的一位战友时，由于该战友地址已变，带的钱仅够返程路费，她便到菜市场拣些烂茄子、西红柿，洗干净后充饥。从1973年到1996年，戴老奔波了23年，终于将《战时基层政治工作实录———何渠若文稿选编》出版了，了却了何将军遗愿。

妻子：戴敏

何渠若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时，撰写了《谈判总结与谈判方案》，此文已被收藏于军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