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诸暨劝学所（教育局）长、图书馆长等职。倡导文教，贡献良多。　何蒙孙秉性方正，热心公益，自奉俭朴，笔润所得，多用以济贫、铺路、修坝或为乡民排忧解难，望重四乡。最为感人的事，是先生教子有方，长子燮侯出任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先生书“俭以养廉”横幅勉之。而燮侯校长遵循父训，身体力行，上面核定他的月薪800元，但他只取其半，余数作学校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其　无私办学之品德深得北大教职员工的敬佩。1907年，他主持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新校舍建筑主任，有日本建筑商赠送厚礼希望中标，被他严辞拒绝。辛亥革命爆发，清室下台，其时学堂尚有数十万元巨款结余，何燮侯手下许多人以为改朝换代已成现实，这些经费无人会追问，管事的甚至提出伪造账册，按职位大小私分这笔经费，何燮侯却坚决不同意，他亲自核对账目，据实办好手续封存。这在政坛更易，贪污成风的年代是极少见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有这样的贤父子，是诸暨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绍兴人的荣光。　蒙孙先生的法书，笔者仅珍藏乙帧，164×45cm，纸质，行书。写七言绝句一首，曰：“二株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承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癸丑（1913年）四月维夏，雨窗无事，临米海岳四种，请宪章先生雅正，蒙孙何颂华时年五十有六。钤颂华之印、颂华两印。是幅布局错落有致，给人以清新高雅的感受，结字严谨，用笔潇洒滋逸，为先生中年杰作，深为笔者所爱慕。　1934年6月，何蒙孙偶踣中风，不幸弃世，四方吊唁者达数千人，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