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是甘密最旺盛时期，占90%的种植甘密和胡椒者为潮籍人士，而以佘有进为主，他的甘密和胡椒种植园经营得很成功，因而有“甘密王”之称。

1836年甘密园丘有250个，种植物面积2350亩，到了1848年有800个园丘，面积跃至26834亩，产量30922担，占新加坡农作物的75%。1848年，甘密和胡椒种植者潮籍人士1000人，粤籍人士400人，没有闽籍人士的；经营甘密和胡椒商潮籍人士有200家，闽籍人士100家。甘密和胡椒的种植总是毗邻而种，因为这两种作物都是互相支撑，对每个园丘是赖以生存的条件。而种甘密的肥料消耗过快，如消耗将尽，则需放弃而另垦一园丘。这样，甘密园一直向新加坡岛的北、东、西、东北、西北推开去。今日之叫做林厝港、刘厝港、蔡厝港、杨厝港、曾厝港等，这些都是种植甘密的遗址。由于全面开发垦荒种植甘密和胡椒的缘故，新加坡也由此获得开发。在新加坡的历史里程碑上叫做“甘密时代”，这个时代的主人翁是佘有进。毫无疑问，佘有进为早期新加坡作出重大贡献。他无愧是当时新加坡潮州人的领袖。

1851年他被授予特别陪审员。

1864年受委为首席高级陪审官，加上1854年平息闽潮两帮私会党的争斗，因而拥有相当大的权势，有“佘皇帝“的绰号。

1872年，受封为太平局绅。他是获得这种荣誉的华人之一，并获得名誉推事的衔头。同年，他建立自己的住宅，位于驳船码头，建筑形式和风格都是中国特有的。

1875年，他被推举为乌节路潮州华人坟场（泰山亭）的信托人，这个坟场的面积75英亩。每月平均埋葬约45起。

1883年9月23日，他与世长辞，享年七十有八。在中巴鲁有条街，叫有进街，就是为纪念他的。他的遗孀则在1905年逝世。

1837年，佘有进和吡叻富商陈阿汉的长女结婚。过门没几个月，她即死于天花传染病。大约一年后，他与亡妻的妹妹结婚。生有四男三女，长子佘石城，次子佘连城，三子佘松城，四子佘柏城。除佘松城外，其余三子均受封为太平局绅。

19世纪的新加坡，财富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在华人、华侨中的领袖也不例外，不过多具有高尚、谦虚、克勤克俭、精明能干、慈善的品德和素质。这些品德和素质为以后的华人、华侨领袖立下了好榜样，成为后人领袖的优良传统。

佘有进具有华人、华侨领袖的高尚品德和素质。他白手起家，靠自我奋斗成功。事业有成之后，将其部分财物捐献于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

1845年，陈笃生医院建立时，他任总务，负责膳食供应工作。同年，他领导潮籍人士建立义安公司，并自任总理多年。义安公司并不是个营业机构，而是潮籍人士的慈善信托机构。莱佛士书院创办时，他任董事。

1849年崇文阁兴建时，他担任总理。

佘有进也帮助殖民地政府维持和平与秩序。

1854年，闽潮两帮私会党因米粮问题，双方挣执不下，而致以械斗，由城市蔓延到乡村，政府无法维持秩序，只得央请佘有进与闽籍陈金声出面调解，才得以平息争斗。

19世纪华人、华侨领袖往往和殖民地政府发生联系，这是他们的本身生意兴盛与安全保证的重要条件。殖民地政府为了酬谢他们服务于社会的贡献，也授予他们种种的衔头和勋章。佘有进之能得衔头和勋章是以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得来的。

1864年，佘有进在六十岁退休。他用他的余年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不失为一个突出的学者。著有《新加坡华侨社会史》。

1847年与1848年佘有进撰写两篇论文：《华人赡养父母的汇款》和《新加坡华人的人口、邦群和职业》。

第一篇文章，是讨论华人各阶层侨民汇回中国的汇款问题。他说，每年商人与苦力汇回中国总额差别很大。商人汇百元，而苦力只汇一两元至数十元。有几年每年汇款总额高达7万元，有几年每年汇款总额降至三四万元。

第二篇文章，是评述新加坡华人的人数、方言群和职业的概况。

依照佘有进的估计，华人人口为4万人。但警察局1847年的人口调查华人只有2.47万人。

他把华人居民分为不同的六个群体，即

1.从福建来的福建人;

2.在马六甲出生的华人;

3.从广东省潮州府来的潮州人;

4.从广州来的广府人;

5.从福建和广东来的客家人;

6.从广东省所辖的海南岛来的海南人。

他对工人阶层的评述大体如下：“他们多半是很贫穷的，他们原来打算在这里逗留三四年就返回他们的故乡去，但是居住三四后能够返回故乡的十人中只有一两人……有很多人在这里住上十年二十年仍未能回去，最后死了把他们的遗骸安歇在这殖民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染上了当时流行的抽鸦片烟的恶习，后来就‘上’瘾了，许多华人劳力者赚到一点钱以后就把钱消耗在抽鸦片烟或消费在赌博上，虽经过许多年劳苦之后仍毫无积蓄，所以他们一天比一天更难返回故乡了。”

他把两篇论文拿去给英文杂志《罗根》，这家杂志社把它们翻译成英文发表在1847年第一期和184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