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决定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余国祯被派往自流井工作，担任川南行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兼青年工作秘书处主任。

余国祯积极参加自贡罢工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日夜深入盐井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积极筹划成立自贡盐业工人赤色总工会，以便统一领导盐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天夜晚，余国祯在自流井一个古庙召开3000人成立的赤色总工会代表大会散会以后，引起反动军警的注意，余国祯和共产党人蔡涛不幸被捕。

余国祯和蔡涛在狱中，不为威胁所屈，不为利诱所惑，使敌人毫无所获。两个多月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自贡地方法院最后以“不予起诉”结案，宣布余国祯、蔡涛取保释放。

1931年初，余国祯奉命以共青团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下川东特委的领导工作，负责整顿和发展川东共青团组织。下川东特委书记苏爱吾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特委秘书、也是苏爱吾同志的爱人黄梦谷在打听爱人下落时，不幸落入土匪手中。土匪头子见黄梦谷年轻美貌，企图强迫黄梦谷做压寨夫人。余国祯得知情况后，不顾生命危险，只身闯进土匪窝，同匪首交涉，他公开表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土匪放人，土匪敬佩余国祯的勇气和胆量，便将黄梦谷放了。余国祯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救出了黄梦谷，使她免遭土匪毒手。

1931年6月，余国祯奉四川省委派遣，化名杨建寒，别名刘知已，打入刘湘第21军军部特务委员会，他担负特殊的使命，栖身魔窟，置生死于度外，巧妙地周旋于叛徒、特务之间，从内部掌握敌情，保护同志，以减少党组织的损失。

就在余国祯打入刘湘第21军军部特务委员会不久，川东特委书记文强在重庆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被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特务逮捕，关押在第21军特务委员会。敌人抓住文强这个共产党要人，喜出望外，连夜进行了审讯。

余国祯得知川东特委书记被捕关押在21军特务委员会的情况后，决定冒死进行营救。他与另外两名同志，周密策划，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营救川东特委书记越狱逃离虎穴。

由于余国祯身份已经暴露，经过组织同意，当即脱离了特委会。随后，余国祯便担任了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在地下党员张翰年任经理的《成都快报》社做副刊编辑。余国祯以报社作掩护，积极动员进步青年和共青团员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或去国民党军阀部队当兵，秘密传播革命道理，反对军阀进攻红军，开展革命的士兵运动，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春，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共青团四川省委也处于危险境地。3月初的一天，余国祯等6人即被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

余国祯被捕后关押在成都宁夏街监狱。之后转囚于成都监狱。因为余国祯曾经打进刘湘的21军特务委员会，其共产党员身份早已暴露。这次被捕，四川省督办刘湘千方百计要使余国祯自首，一而再再而三派人到狱中劝说，并以封官许愿为诱饵，企图诱使余国祯变节投敌，但余国祯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不为任何诱惑所动摇。

在国民党军队当副官、也是余国祯旧时的好朋友陈北斗劝说余国祯“写张悔过书”保住性命，以后再看情况，余国祯断然回答：“宁愿砍头，绝不变节!”几天后，余国祯听说父亲设法请托资阳县清末举人，刘湘的老师伍鋆向刘湘说情，余国祯即在狱中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要求父亲“不能有此举。男为革命牺牲，不枉父母生养。儿死后，双亲不必为儿悲……你们虽然失去一个儿子，但是中国人民始终要获得解放”！

余国祯被捕后，四川省委多方进行了营救，曾拟订劫狱计划，余国祯也在寻找时机越狱。

1933年初秋，余国祯的爱人雷亚纯根据组织指示，买通监狱看守，余国祯利用看守的“一时疏忽”，逃出了越狱。但因身体虚弱，加之戴着脚镣，行动十分不便，刚走出监狱不远，便被发现抓回监狱。

敌人决定杀害余国祯。1933年5月31日，余国祯被敌人枪杀于成都监狱。时年26岁。

1927年春，余国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共青团华阳县的领导工作。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仍留在团内作领导工作。同年2月，担任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他团结发动青年踊跃参加检查仇货，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反劣币斗争和裁兵裁厘等运动，常常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各大、中学的党团骨干分子遭到封建军阀野蛮的屠杀，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同志在成都已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外地。余国祯按照组织决定在成都坚守阵地，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很短时间内，就把一些学校、企业的共青团组织加以清理、整顿，并重新建立起来，为尔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有利的基础。

1928年冬，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余国祯前往川北清理整顿团的组织。同年年底，他被调任共青团江巴县临委书记。在此之前，重庆地区团组织遭到破坏。余国祯同“团临委”其他领导人积极进行清理整顿，发展团员，团的组织又有了较大发展，团员由原来的40多人增加到180多人。1929年秋，余国祯被选为共青团江巴县委书记，继续领导重庆地区团的工作。

1929年10月，共青团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余国祯被选为团省委组织部长。在团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时局，有独到见解，博得同志们的赞许。一位团省委的负责人指着余国祯右额角一道幼时留下的弧形伤痕，无不幽默地说：“这个‘月亮’真是亮得很啊!”之后，同志们便亲切地称他“月亮”或“月亮弯弯”。

余国祯担任团省委组织部长后，曾一度兼任团江巴县委书记，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刘湘在第二十一军军部建立特务委员会，豢养特务，收买叛徒，专门破坏地下党、团组织。团省委领导人只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集中的地下办公机关。日常工作的开展，靠书记、秘书长和部长每天在茶馆或可靠的同志家里碰头，而且又多半是约在黄昏的时候进行，讨论决定了的事大家分头去办。余国祯非常机警，每天出外活动或碰头，总是绕开大街，穿走偏街小巷，巧妙地避开敌人。团省委领导的各次碰头会，他都准时参加，从不缺席。他出色的工作，受到了省委领导的好评，称赞他“是工人运动中一位对党忠诚苦干的，难得的好同志”。

1930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决定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余国祯被派往自流井工作，担任川南行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兼青年工作秘书处主任。川南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组织自贡工人大罢工，并计划组织荣县农民暴动和组织第十六路红军(在荣县)、第十七路红军(在富顺三多寨)。余国祯参加自贡罢工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日夜深入盐井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与工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有时则同开明盐商及财界中间派人士接触周旋，争取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增强革命力量。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分别在长土、大坟包、郭家凹等地建立各井灶工厂委员会，踏踏实实地巩固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同时积极筹划成立自贡盐业工人赤色总工会，以便统一领导盐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基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天夜晚，在自流井至贡井途中的一个古庙内，由陈仲秋主持召开成立赤色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约3000人，代表们情绪极为热烈。散会时天降大雨，工人们冒雨回家，并在沿途高呼口号，以致引起反动军警的注意。次晨，川南警备司令部在贡井、小溪进行大搜捕，余国祯和蔡涛不幸被捕。

余国祯和蔡涛在狱中，不为威胁所屈，不为利诱所惑，不为私情所动，立场坚定，坚不吐实，使敌人毫无所获。以后，川南警备司令部只好全案移送自贡地方法院审理，首席检察官廖耀渊也一筹莫展，始终抓不到什么证据。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自贡地方法院最后以“不予起诉”结案，宣布余国祯、蔡涛取保释放。从被捕至获释，共历时两个多月。

余国祯出狱后，随即返回重庆。

1931年初，余国祯奉命以共青团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下川东特委的领导工作，负责整理和发展川东共青团组织。余国祯同下川东特委书记苏爱吾及其爱人黄梦谷(特委秘书)和小交通员共4人，住在特委机关里。

1931年2月初，苏爱吾出去开会，过了约定时间还未回来，余国祯预感情况不妙，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次日派小交通员侦察毫无结果。傍晚，余国祯顶着凛烈寒风，沉着机警地潜入苏开会地点——兴盛和旅馆附近打听情况，终于弄清了出事经过，由于叛徒告密，苏爱吾已被捕。

情况异常危急，余国祯连夜带领黄梦谷和小交通员潜入码头，乘木船去各县报警，准备整顿组织，交代任务。

木船行至中途，又遇一股土匪。土匪见他们无物可劫，便将黄梦谷拖到距江边不远的匪窝龙王庙内，妄图加以侮辱。余国祯不顾生命危险，只身找到戒备森严的匪窝，同匪首交涉。他公开讲明：“我们是共产党员，同你们无仇无冤，你们不应该强奸妇女。”余国祯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救出了黄梦谷，使她免遭残害。

到丰都后，余国祯安排好小交通员，派人护送黄梦谷到重庆向省委报告情况。然后他再到川东各县去巡视，安排好紧急应变的措施。余国祯十分愤慨地对同志们说：“若非处境艰危，我一定要把叛徒抓来审判。”

1931年6月，余国祯奉四川省委派遣，化名杨建寒，别名刘知已，打入刘湘第二十一军军部特务委员会，从内部掌握敌情，保护同志，减少党组织的损失。余国祯栖身魔窟，置生死于度外，巧妙地周旋于叛徒、特务之间，完成特殊的使命。

同月，川东特委书记文强(原为省委军委书记，同余国祯早已熟识)去重庆汇报工作，因被叛徒沈天泽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特务逮捕，关押在第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敌人抓住文强这个共产党要人，喜出望外，连夜进行了审讯。

次晨，余国祯在关押文强的窗外出现。恰巧，一个看守兵也走了过来，他便机智地骂道，“昨晚在中山公园抓捕的‘暴头’真该死呀!我看何必审问，他是游击区来的，千刀万剐也活该!”看守兵问余国祯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昨晚审问他，自己招的供嘛!”

余国祯走后，文强当即发现门缝中塞进来了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的纸片，他拾起来一看，上面写有“有已在”三个字。文强恍然大悟：余国祯骂我是假，救我是真。

经过周密的筹划，在一个大风大雨之夜，余国祯趁值班的机会，同薛彦夫等3人冒着生命危险，剪断刘湘特务委员会机关的铁丝网，营救文强越狱逃离虎穴。由于余国祯身份已经暴露，经过组织同意，当即脱离特委会，连夜赶往成都。

文强越狱后，刘湘下令在重庆戒严，大搜捕3天，却一无所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3年春，余国祯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他积极领导恢复、整理和发展四川共青团组织，动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劳工从事工人运动，或去国民党军阀部队当兵，秘密传播革命道理，反对军阀进攻红军，开展革命的士兵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天早晨，余国祯同陈平三(地下党员)去成都鹤楼养肺医院，见到张翰年(地下党员，当时任快报经理)，谈话间，恰逢《成都快报》社长方镇华来访，商计聘请副刊编辑的问题。张向方说：“聘请副刊编辑的先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当即将余国祯介绍给方镇华。此后，他就在《成都快报》社工作。

余国祯文笔犀利，常在快报副刊发表短文，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勾结当地军阀策划各种阴谋活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了成都各界人士开展“驱吴”运动。余国祯在快报副刊上连续发表短评，历数吴佩孚乱川祸国之罪，淋漓尽致，如投枪匕首。他写的一篇时评中阐述了“所有现政府一切措施完全无效”之种种理由，切中时弊，对社会各界震动很大。

《成都快报》的后台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是同吴佩孚勾搭的重要人物之一。方镇华认为这几篇文章违反了邓的意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余国祯对此毫不妥协，据理力争。此后，方镇华常常多方刁难。为了隐蔽自己，并经组织同意，余国祯于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快报》社。

1933年初的一天，余国祯途经资阳南津驿老家，正在店面上做手工活的母亲，忽然看见对面茶馆内有一青年，帽檐低垂，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她仔细一看，见这青年帽檐下有一道月牙形伤痕，原来他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正想呼叫时，儿子却不断摆手示意。她若有所悟，镇上恶霸于子云不是经常说余国祯参加了共党，捉住要杀头吗?想到这里，老妈妈咬紧嘴唇，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余母事后得知，余国祯已是三过家门不入了。

余国祯在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住在成都鹤楼养肺医院。该院院长都鹤楼曾是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时的部下，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是余国祯的好友。因此，鹤楼养肺医院又是团省委与团中央直接通信的联络机关。

1933年春，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成都敌特机关得知团省委的联络机关在鹤楼养肺医院，立即派特务追踪缉拿团省委领导人。

时值余国祯巡视川北未归，四川省委也很快探知他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派人日夜轮流到北门外马路上等候余国祯，通知他不要再去鹤楼养肺医院。3月初的一天，余国祯去该医院处理善后事宜，他和都鹤楼等6人被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医院亦被查封。

余国祯被捕后关押在成都宁夏街监狱。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他坚不吐实，使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刑侦队大失所望，遂将他转囚于成都县监狱。当时，四川省委曾多方营救，但却无结果。

在被关押期间，余国祯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狱中的一首诗写道：“人怕死，人怕死，人人怕死人人死，日难过，时难过，日日难过时时过”。四川省督办刘湘千方百计要使余国祯自首，曾多次派人到狱中劝说，并以封官许愿为诱饵，诱使他变节投敌，都遭到余国祯严厉的斥责。

余国祯的旧友陈北斗(此时已在国民党部队当副官)也曾多次到狱中劝说他“掉头”、“反正”，均被严词拒绝。陈假冒余国祯之名，写信诱骗余父到成都，以劝其“掉头”。余国祯对陈说：“要我改变态度，宁可不见老父!”陈又厚颜相劝：“写张悔过书，照样可以做官。”余国祯断然回答：“宁愿砍头，也不变节!”几天后，陈北斗又去狱中对余国祯说：“先设法出来，以后再看情况。”余国祯回答：“要我叛变绝不可能，我的一生早交给共产党了!”陈又说，“二爸(指余父)来成都几天了，眼睛已哭肿，要不要他来看你一下?”余国祯昂首回答：“请二爸回去，我的事他管不了。”并厉声喝道：“你滚出去!”

在狱中，余国祯非常乐观活跃，善于团结狱中难友开展斗争。他带着刑伤未愈的身体，主动帮助难友写申辩状词，使一些难友得以释放，难友们感动不已。

余国祯被捕后，四川省委多方进行了营救，曾拟劫狱未果，后同余国祯约好等待时机越狱。

1933年初秋，余国祯同狱中难友关系日密。他的爱人雷亚纯根据组织指示，买通监狱看守，经常给余国祯送饭。一次，她在饭篮底层暗藏了一颗地瓜手榴弹(直径约二寸)送给余国祯。第二天，余国祯利用看守的一时疏忽，装着给犯人送饭的模样，混过狱门武装岗哨。他越狱后，因长期监禁身体虚弱，加之脚镣未除，行动不便，外面接应的同志又未赶到，刚走出监狱不远，便被狱兵发觉追上。正在危急时，余国祯以手榴弹掷向敌人，因仓促未拉保险，没有爆炸，又被抓回监禁。

敌人决定杀害余国祯，但并未放弃最后的劝降机会。法官对余国祯说：“你年纪很轻，为什么要堕入共产党?只要你反了，一切都不成问题。”余国祯回答：“我可以反，但只要你把国民党内最会说的人找来，能把我说服，我就反。”法官信以为真。次日，请来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宋绍曾、陈紫舆等劝说余国祯，同余辩论。余国祯正气凛然，义正辞严，直驳得宋绍曾、陈紫舆无言答对，狼狈不堪。

余国祯牺牲前，在狱中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说：“有人说你请傅大章表叔托伍钧(资阳县清末举人，刘湘的老师)向刘湘说情，恳祈父亲不能有此举。男为革命牺牲，不枉父母生养。”“儿死后，双亲不必为儿悲……你们虽然失去一个儿子，但是中国人民始终要获得胜利的”。

在同宋绍曾、陈紫舆辩论后的第二天，1933年8月18日，余国祯被敌人枪杀于成都监狱中。时年26岁。

余国祯被敌人杀害后，同狱难友在狱中培植了一个小花坛，以志悼念。

1956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余国祯为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属签发了“光荣纪念证”以示纪念。

余国祯烈士墓位于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莲花山资阳市革命烈士陵园。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2005年12月立碑，碑刻“余国祯烈士之墓，生于1907年，中共党员……1933年5月31日在四川伪省政府门外被害”。

2007年1月，资阳市革命烈士陵园被资阳市政府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