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 至泸上学习西医。

1926年 回益林开办医院。

1929年 第二次赴沪，与张赞臣合组诊所，并与之共创《世界医报》。

1934年 任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30年代开始就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

1938年 与张赞臣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1943年 开办上海大同疗养院。

1956年 奉调至京，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1958年 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无言先生幼年以儒学、理学、史学诸典籍奠基 (曾于1909～1911年在淮安高等小学插班毕业)，少年时随其父奉仙公习医，悟性高而精勤不倦。他以医学经典名著《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奠定学术基础，并系统学习内、外、妇、儿各科名著，术业大进。18周岁即应诊于乡里。鉴于当时欧西医学东渐，在沿海城市已逐步形成主流，先生又受当时”医学衷中参西”的影响，于1920年即南下上海学习西医。内科从师于俞凤宾博士，外科受教于德籍名医维都富尔。在此期间，开始对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深感兴趣。1923年返回故里继续业医，并在益林镇主办益林小学，自任校长。1927年至1929年冬，曾应聘担任旧国民政府顾祝同军部第二师任军医官，转战皖、豫、鄂、赣诸省，主治以外伤科病证居多。1929年冬，先生辞去军职，去上海业医定居。

1930年，应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包识生先生之请，担任该院外科学教授;嗣后，与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

1931年，先生又与张赞臣先生共组联合诊所。1932年，由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馆长聘请先生担任该馆名誉理事。1934年，中央国医馆复增聘先生为该馆编审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 ”外科病名表式”以颁布全国中医界采用，获得好评。是年，还编写、出版了他所撰著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和《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又以改进中医为素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当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先生还针对旧国民政府和余云岫等 ”废止中医药”的举措和主张予以撰文批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应章太炎先生之请，担任苏州国医学校外科主任。并应聘为上海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

1937年，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聘请谢观先生担任名誉校长，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先生先后任副校长，先生自任教务主任，张赞臣先生任总务主任。学制为三年制，共举办三届。先生除主管校务外，主讲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在五年办校过程中，从未缺课，虽大雨滂沱，身衣淋湿，亦阔步上台讲课，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尊崇。1938年，曾受聘于中华职业学校之中国医学专修馆担任讲席。1939年，先生所撰著的《伤寒论新义》在中华书局出版。1942年，因不屈于日伪政府的登记、造册，停办了学校。1943～1946年，先后编写、出版了《湿温伤寒病篇》和《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指西医所说的肠伤寒，”斑疹伤寒”为西医病名，这两部著作可谓是温病学早期中西医学术汇通性的编著”1947年，创办上海大同疗养院，自任院长，请丁福保先生担任名誉院长，开办不足二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

先生长期在上海业医，经治疑难重病和伤寒、温病殊多。由于崇尚经方，伤寒、温病用石膏、大黄者亦多不胜数。在辨证精审的基础上，用量大而效验卓著，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经治病例请参看余氏医案)。故在民国时期，他是国内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

先生在上海业医，曾深受谢观、陈无咎、丁福保等前辈之教益，而在学术临床方面，又十分推崇 ”南北二张”“南张”指嘉定张山雷，“北张”系天津张锡纯。生平治医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对于中西医学，力求贯通融会，故亦有将之列为“汇通派”医家者。

建国后，先生拥护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1952年又编写出版了《金匮要略语译》，完成了他系统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夙愿，并被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 ”三大家”之一 (另二家是曹颖甫和陆渊雷)。1954年，先生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即席发言，并向大会秘书处另写有关开展中医工作的四项提案。

1956年春，应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之请，由沪来京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室 (其后数年改为文献研究室)工作，又为卫生部主办之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讲授部分课程(《金匮要略》等)，还参与审订中医九种教材。1957年，无言先生将其父奉仙公遗著 《医方经验汇编》(解放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其个人医案著作 《翼经经验录》刊印合订本(未公开发行)，分赠有关人员。1958年，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并参加北京中医学院”十大经典医著”的编纂设计。此外，还承担一些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和会诊工作。

1963年9月7日，因高血压、脑溢血在京逝世。

附余氏小传说明:早在1942年，上海名医姜春华先生曾为先父无言公写有一小传，对先父中年以前的经历及学术临床特色多有精要、中肯的表述。现针对先父毕生情况，由本人予以增补、定稿。

(姜春华先生1942年所写 《余无言先生传》复印件1页，见文前)

由于余氏先父长期在上海以“经方派”著称，他经治的案例很多，兹择选伤寒、温病各一治验，供读者参阅。

(一)热病阳明经证

“上海羊尾桥陈姓妇，年42岁，仲夏病热，初恶寒而旋不恶寒，延及四日，病势愈进，赤膊赤足卧于地上，烦躁不安，反复颠倒，面赤肤红，有如中酒，多汗如珠，大渴引饮；脉洪大而数，舌绛而干，先饮以西瓜汁，次进以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

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生石膏六两 肥知母八钱 炙甘草三钱 西党参四钱 天花粉四钱 粳米一两。

煎服法及疗效：嘱患者家属，先煎石膏，次下诸药及粳米，俟米熟汤成，滤清与服。迨西瓜购来，取汁先与饮之，患者呼快不已，自汗即渐少；再服汤药后，不二小时而汗出热退，烦躁渐停；续服二煎，得睡一夜未醒，次日晨，其病如失矣”。(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二)湿温肠出血证

“同乡旅沪之许长林者，年53岁，1943年患湿温伤寒(西医诊为肠伤寒)，病已二周，热度颇高，其后忽发肠出血，肛门血出，涓涓不止，体温渐见低降，周身苍白而无血色，气急微促，手足厥冷，脉沉细而数，扪其胸腹四肢，亦均发凉，而反赤膊、赤足，若畏热者。询其欲得冷饮，先予以西瓜汁，次以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

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生石膏四两 肥知母四钱 炙甘草三钱 西党参四钱 粳米一两 黄芩三钱 川连一钱五分 鲜生地一两(捣汁冲) 粉丹皮四钱。

进剂后，热势渐减而便血止；但嗣后反又发热，大便干结未解。遂于上方各药减量四分之一，再加粉葛根四钱，大黄三钱，期其表里两解，再令以西瓜汗续与之。……迨服药之后，先得微汗，约二小时而表热顿解，至夜间大便解后，里热亦除，病情转危为安。”(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余氏先父诊治此病，打破了西医诊治肠伤寒的学术观点。西医认为肠伤寒不可用泻药，而先父则认为：“若早下之，则内热、内湿有去路……”。再者，先父在多年临证中，十分膺服天津张锡纯先生，对“衷中参西”相当赞赏。故先父在中医界，既是经方派，又有中西汇通派之称。

值得予以表述的是，余氏先父在治医数十年中，论著颇多，早年业医时，他曾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他的中医学术临床，早年受先大父奉仙公的严格要求，对仲景学说尤为精熟。在他的多种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伤寒论新义》(1940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和《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由中医书局刊行)，二书均突出“图表注释”，对仲景原文精义，多所阐发。今以《伤寒论新义》为例，先父在该书自序中说，他编写此书“方法有四。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呼应也；二曰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也；三日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以资汇通也；四日以新注经，即以个人之心得及诊疗之经验，以资参考也。”反映了该书注释仲景原论的主要学术特色及其思路与方法。

《伤寒论新义》的问世，受到当时中医界的重视，先后再版九次之多；近些年，台湾台北市亿珉文化事业集团还刊行了此书的精装本，反映了该书在两岸的学术影响。而早在初版时，当时中医界的前辈学术名家丁福保、谢观、陈无咎等就曾热心为此书撰序推荐，认为是对古籍整理、采用新法的积极贡献，据他们回忆，建国之前，上海市针对仲景学术作系统整理、研究的，主要有三大家，均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编注，他们是曹颖甫、陆渊雷和余无言。

余氏先父还有多种其它论著，如具有“衷中参西”观点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湿温伤寒病篇》、《斑疹伤寒病篇》等书刊行于世。晚年他将生平重要治案整理、编纂为《翼经经验录》，又曾与先大父奉仙公的《医方经验汇编》合为一书印行。应该说此合编本，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比较重要的学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