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1924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年11月，第二期中共黄埔支部成立，杨其纲任书记，余洒度任组织干事。1925年1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血花剧社，开展对军队和民众的政治宣传工作，余洒度是血花剧社的重要演员之一，曾受到校长蒋介石的表扬。2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余洒度是骨干成员之一。同年9月毕业后，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26年4月，蒋介石解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后，决定成立黄埔同学会，并指定余洒度和蒋先云、曾扩情等人为筹备员。6月，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任会长，曾扩情任秘书，余洒度任宣传科科长。

1927年6月，张发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余洒度任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八一南昌起义时，根据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的电报指示，卢德铭和余洒度等率警卫团乘船自武昌东下，参加南昌起义。为防止张发奎在九江解决警卫团，部队在8月3日到达湖北阳新黄颖口时，弃船上岸，由陆路奔赴南昌。因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团长卢德铭等三人于8月10日离开奉新准备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后，由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余洒度率警卫团到达修水后，与浏阳工农义勇队苏先骏部会合。为隐蔽目标，保存革命武装，部队改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责民任副师长。在部队内部成立了党的师委会。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加秋收起义，余洒度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和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于1927年9月9日率部参加秋收起义。9月19日，第一师所辖一、二、三团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余洒度在起义受挫的情况下，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沿湘赣边界往湘南转移，保存实力，以求发展。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举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以陈浩为团长。三湾改编后，余洒度仍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和工农革命军的主要负责人，在前委书记毛泽东领导下参加向井冈山进军。10月3日，参加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同意毛泽东给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部拨给一百支枪，以改善其装备，并扩大红军政治影响。10月中旬，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南郝县与桂东交界的水口村后，党的前敌委员会派余洒度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报告工作，并请示机宜。此后，余洒度离开秋收起义部队。

离开秋收起义部队后，余洒度于1927年10月19日向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上，这是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到上海后，余洒度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了党的组织。1929年，在上海参加谭平山、章伯钧等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国民党统治，主张团结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进行民族的社会革命。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余洒度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受邓演达委托担任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临时召集人，与黄雍、陈烈等一起负责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埔学生起来反对蒋介石。后来，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吸收和联系黄埔学生数千人，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1931年8月17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邓演达，当天晚上，又逮捕余洒度、陈烈等二十余人。11月29日，蒋介石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为了拉拢黄埔学生，巩固黄埔系，蒋介石对余洒度、陈烈等采取宽容态度，送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受训结束后，全部分配工作。此后，余洒度就投靠了蒋介石。

1932年3月，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自兼社长。余洒度参加复兴社成立大会，成为复兴社骨干成员。同年7月，蒋介石又成立复兴社的训练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余洒度任训育主任，刘健群任班主任。该研究班结束后，刘健群和余洒度率该班毕业学员五百余人组成华北宣传总队，赴华北各地进行确保华北、内蒙古不受日本侵略的抗日宣传，并积极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鼓吹继续进行反共内战。1933年，余洒度在北平主办和发行大型日报《北方日报》，后被任命为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1934年，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检举余洒度走私和贩卖吗啡，被逮捕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了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决定将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加秋收起义，余洒度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命令余洒度立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9月8日，余洒度接到前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了师部（实际还是一个警卫团），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师参谋长，并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大会，正式举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参加秋收起义。部队在进军途中，因收编的邱国轩部反戈一击，遭受重创。余洒度率部改道经浏阳、平江、修水边界，辗转到达文家市，与毛泽东同志会合。秋收起义的几路大军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在文家市，毛泽东同志主持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集中讨论了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与余洒度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往湘南，坚持农村斗争。

部队退却的路线应沿湘赣边界经萍乡、安源、莲花、宁冈一线，至湘南。原因之一，这一线都是山脉，崇山峻岭，便于部队隐蔽行动；第二，这一带是工农革命军的兵源之地，可以扩充部队；第三，这一线敌人力量薄弱，各县都尚存有工农武装，部队经过这些地方，可以扩大革命影响，可以吸收革命力量。余洒度却持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次起义本来并没有失败，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反攻。他针对毛泽东主张退往湘南的主张，提出部队不应该退却，而应该攻占浏阳然后可以直取长沙。余洒度的主张与当时中共中央个别领导人的“左”倾冒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否定了余洒度的想法，以“前委决议”的形式，作出了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

余洒度对毛泽东的领导很不服气，对于自己这个一师之长也要听命于别人颇觉委屈。部队开到莲花县时，在一次会议上，余洒度与毛泽东发生争吵。余洒度继续反对毛的进军路线，极力主张反攻浏阳直取长沙的冒险行动，并把毛泽东的战略退却说成是毛怕死。毛泽东很生气，会议没有开成。9月底，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毛泽东在整编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以前的领导，把部队指挥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现在好了，我们决定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由陈浩同志任团长，他一定能够指挥我们取得胜利！在整编中，部队改变了过去旧军队的气息，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改编后，余洒度仍然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和工农革命军的主要负责人，在前委书记毛泽东领导下继续前进。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古城，余洒度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秋收暴动的经验教训，再一次改变了部队去湘南的计划，决定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团结改造当地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余洒度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给袁文才部拨给100支枪，以改善其装备，并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的建议。10月中旬，部队经湘南到达与桂东交界的水口村后，党的前敌委员会派余洒度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报告工作，并请示机宜。此后，余洒度离开了秋收起义部队。

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期的工作是积极的。然而，他作为工农革命军的师长是不合格的、是不称职的：

1、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夕收编邱国轩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的过程中，没有亲自调查、没有对其部队进行混编、没有对官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只委派“参谋彭楷、副官佘浩两同志前往邱部工作，察考其是否诚意，迭接彭、佘报告，均云邱部忠实可靠，可以随意指挥。”就轻意相信了邱国轩。正是余洒度在用人问题上的轻率和随意，所以有了邱国轩及其所部的反叛之举，给起义部队造成重大损失。

2、1927年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余洒度自恃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自认为行军打仗有一套，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瞧不起，自始至终坚持“取浏阳，攻长沙” 的观点。他这种不顾现实，不服从前委领导规劝和不听取大多数前委委员的意见，不认可毛泽东关于时局正确分析的行为和做法，令包括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等前委委员在内的领导人深为失望。

3、文家市按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工农革命军退萍乡往湘南转移。余洒度当时就不同意，但党的前委决定，余只得勉强服从。9月24日在芦溪战斗中，因余洒度越权指挥，部队一时混乱不堪，总指挥卢德铭为掌控部队、冒死冲杀，后中弹牺牲。这时余洒度自认为是当然的总指挥了，权力欲再度膨胀。而在随后的莲花战斗中，余擅自释放恶贯满盈的敌保安队长李成荫，几陷革命军于危险之地。面对毛泽东等人的责问，余竟强词夺理，大耍军阀作风，并索要更大的指挥权，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一师之长的形象。

4、余洒度对部队中的旧军阀主义习气不改正，对随意打骂士兵的问题不制止，对士兵反映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的问题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