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的教长

佛提乌能作教长是与凯撒巴达斯和他的侄子有关，年轻的皇帝-迈克尔在856年结束了摄政的西奥多拉(Theodora)和Drome Theoktistos的管理。在858年，当时的君主伊格那丢(Ignatios)反对凯撒巴达斯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因为据说巴达斯与他的寡媳妇有染。然后，巴达斯和迈克尔谋害伊格那丢(Ignatios)得叛国罪以将他革职，从而空出教长宝座。宝座很快由巴达斯的亲戚佛提乌接任，他在858年12月20日被剃头，接下来的四天，他被依次任命为讲师、副军官、执事和牧师。他在圣诞节被奉献为君士坦丁堡的教长。

当时，伊格那丢(Ignatios)的革职和佛提乌的突然上任导致出现丑闻和教会广泛分裂，因为教皇和其他西部主教要为伊格那丢(Ignatios)的事负责。由于后者的革职没有正式通过教会的审讯，这暗示佛提乌的选举是不正统的，最终教皇尼古拉斯一世尝试确定继承的合法性。他派军队往君士坦丁堡去调查，发现佛提乌井井有条，他们在861年的一个主教大会默许他的当选。他们回到罗马后，发现这根本不是尼古拉斯一世的意思，在863年罗马的一个宗教议会上，教皇罢免了佛提乌，并重新任命伊格那丢(Ignatius)为合法的教长，触发分裂。其后有一次更大的分裂，史称「佛提乌分裂」。

佛提乌分裂

佛提乌在皇后狄奥多拉摄政（842〜856）之初任宫廷教师，约公元855年任东罗马皇帝米海尔三世（Michael III）的首席书记官。 858年，海尔三世废黜君士坦丁堡教长依纳爵，任命佛提乌为新的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但佛提乌只是一位有修养 的平信徒。米海尔三世要求西边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Saint Nicholas I the Great）承认，但遭拒绝。不仅如此，尼古拉一世还公开称佛提乌为「西方的顽敌」，并在863年将其革除教籍。同时，依纳爵所在修道会不满依纳爵被废。依纳爵势力与罗马势力联合。 867年，罗马主教尼阁老一世宣布废黜佛提乌。被开除的大牧首佛提乌针锋相对，他认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权位不在罗马教皇之下。在867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佛提乌指挥罗马教会传教士在保加利亚境内擅改教义，更动礼仪；谴责尼古拉，并判处他以绝罚。他以传播异端的罪名同样开除了尼古拉一世的教籍。从此，东西罗马教会算是正式撕破了脸，开始分裂，史称「佛提乌分裂」。同年，佛提乌自己提出一个委员会并以异端理由将教皇排除在传教之外，去回应「和子说」问题。由于罗马教皇的权威高过整个教会的权威，以及对新转化的保加利亚带有管辖权争议，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作为保加利亚人的灵性之父，佛提乌以其对真正的信仰以及教父的信理所持的极大热忱，无法容忍教宗的神职人员因着教宗尼各老的赞同而犯下的罪行。因此，他准备以合法的方式拯救他的灵性子女，为此，他决定召开一次公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他给所有东方的宗主教寄去了通谕书函，邀请他们或是亲自前来，或是派遣代表出席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这一大公会议，这样，他们就能团结一致，共同检验并判罚教宗尼各老为异端。在这书函中，佛提乌写的部份内容如下：

「教宗尼各老试图以错误的观点与受曲解的言语破坏神圣的尼西亚信经──该信经因着公会议与普遍的决议拥有所向无敌的能力──他们在信经中加上：圣神( Holy Spirit)不但如信经所宣告的由父所发，也由子所发。直到如今，没有人曾听过有任何异端曾宣布过这样的教导。有哪一个基督徒会接受将双重根源引进圣神内呢？亦即，父是子与圣神的一个根源，子是圣神的另一根源，由此使圣三的独一根源，转变为双重神性根源。

为什么圣神要发于子，也发于父呢？因为如果他之由父所发是圆满而完全，那么，为什么还要由子所发呢？并且，子不能作为父与圣神之间的中介，因为圣神并非子的属性。如果在天主性中存在着两种原则、两种根源，那么，天主性的合一就被摧毁了。如果圣神是由父及子共发的，那么，他之惟独发于父必定或是圆满的，或是不圆满的。如果是不圆满的，那么，为两个位格而言，（圣神的）被发就会比只发自一个位格更勉强、更不圆满。如果并非不圆满，那么，他为什么必须也要发自子呢？

如果子分享了父自身的位格品质或属性，那么，子与圣神就丧失了他们自身的位格特征。在此，我们就陷于半萨贝里异端（semi-Sabellianism）。若认为在天主性 内存在着两种原则，一个是自主的，另一个则由第一原则获得其起源，这样的主张毁坏了基督教的天主概念的根源。与其这样，不如将这两个原则阐述为三个更好，因为这更与人对圣三的理解相符。

但是，由于父是原则与根源，不是因为天主性的特性，而是因为位格属性（父的位格并不包括子的位格），因而子不能是原则与根源。 「和子说」实际上是将父的位格一分为二，或是子的位格成了父的位格的一部份。因着「和子说」，圣神距父有二级或二步之遥了，因此，圣神比圣子就更低了一级。如果圣神也是由子所发，那么，在天主的三个位格中，惟有圣神有超过一个的根源或原则（ἀρχή）。

因着圣神也是由子所发的教导，父与子最终就彼此比父与圣神更为亲密，因为子不但拥有父的本性，还拥有父的位格属性。圣神之由子所发，或是与其由父所发相同，或是不同，在此情形下，在圣三之中就存在着对立。 〔圣神的〕双重之发是无法与下面的原则相调和：即不为天主的所有三个位格所共有的特性，排外地只属于三个位格中的一个。如果圣神也是由子所生的，那么，为什么没有是从圣神所发的，由此天主的位格之间的平衡才会得以维持？

因着圣神也是由子所发的教导，父显得偏爱子。与子相比，父或是圣神较大的根源，或是较小的根源。如果是较大的根源，子的尊严就受到凌辱；如果是较小的根源，这就凌辱了父的尊严。拉丁人使子比圣神更大，因为他们认为他（子）是一个原则，不恭敬地将他置于与父更紧密的地位。通过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将双重原则引进圣三，拉丁人冒犯了子，因为他们使他成为早已有了根源者的根源，由此，他们使他成为不必要的根源。他们也使圣神分裂为两部份：一个是源于父，一个是源于子。在结合于不可见的合一之中的圣三内，所有三个位格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子也有份于圣神的受发，子的身份就受到了损害，位格属性就被破坏了。

如果借着（父之）生子，圣神由他所发的能力也被赋予了子，那么，圣子本身具有一个根源，却成了另一个与他同等的、且与他有着相同的本性的位格的根源，而他作为子的身份又怎能不被破坏呢？按照「和子说」的教导，我们无法理解为何圣神不能被称为孙子呢？如果父是子的根源，而子是圣神的第二根源，那么，父就既是圣神的直接根源，又是圣神的间接根源了！在天主性内的双重根源，不可避免地得出双重结果的结论；因此，圣神的位格也必定是双重的。因此，「和子说」的教导将两个原则──双重根源（dyarchy）──引进天主性，这破坏了天主性的合一性──父的唯一根源性（monarchy）。 」

谴责不久之后，佛提乌与巴西尔一世重新修好关系，成为拜占庭皇帝孩子的导师。佛提乌于流放期间在Skepi修道院写的幸存信件，前君主给拜占庭皇帝施加压力去恢复他的职位。伊格那丢(Ignatios)的传记者论述佛提乌伪造了一份巴西尔一世的族谱和有关规则的文件，并把它放在皇家图书馆里，因为他的朋友是图书馆员。根据这份文件，拜占庭皇帝的祖先不仅是所有人认为的农民，而且是亚美尼亚阿尔萨德(the Arsacid Dynasty of Armenia)王朝的后代。不管是否，这个故事揭示了巴西尔一世对佛提乌于文学和意识形态事物的依赖。佛提乌召回后，伊格那丢和前教长相遇， 并公开表示他们的和解。伊格那丢于877年10月23日过世，佛提乌在三天后即取代了他的位置。

在879年11月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佛提乌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正式承认。教皇约翰八世也有出席，及准备承认佛提乌作为合法的教长，教皇受到拉丁教会的谴责。佛提乌在几方面作出坚持：在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重要分歧上、要求向教皇道歉、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及西方教会在尼西亚信经上增加了「和子说」。最终，佛提乌拒绝道歉或坚持「和子说」（filioque），教皇把他由保加利亚召回到罗马。然而这一让步，纯粹是名义上的，如保加利亚在870年回归拜占庭礼已经获得了一个自主教会。如果没有保加利亚君主鲍里斯（Boris I of Bulgaria，852-889）的同意，教皇无法行使其请求权。

在巴西尔一世和他的继承人利奥六世之间的争执，佛提乌与拜占庭皇帝同一阵线。在883年，巴西尔一世指责利奥六世的阴谋和限制王子到宫殿； 如果他没有被佛提乌和Stylianos Zaoutzes（Leo的情妇Zoe Zaoutzaina的父亲，）劝阻，他甚至会被利奥六世蒙蔽。在886年，巴西尔一世揭发和惩罚Hikanatoi John Kourkouas家庭长老及其他官员的阴谋。在这一阴谋中，利奥六世没有被牵连，但佛提乌很可能是反对巴西尔政权的阴谋者之一。

根据官方的说法，巴西尔于886年因狩猎受伤而身亡。 Warren T. Treadgold认为，当利奥六世成为皇帝后，他的恩师佛提乌也被废黜。其后，佛提乌被拜占庭皇帝的弟弟史蒂芬取代，并放逐到亚美尼亚的博尔迪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Bordi in Armenia.）。从教皇斯蒂芬（Pope Stephen）的信件确认，利奥摆免佛提乌。在887年，佛提乌和他的门徒（protégé）Theodore Santabarenos被审判叛国。这审判是由高级官员安德鲁(Andrew the Scythian) 所领导的判决。虽然证据都是指出佛提乌是值的同情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审判最终无罪。但Pseudo-Symeon的记绿清楚表示，佛提乌被赶到Gordon的修道院，他后来死在那里。然而，似乎在他剩余的生命没有继续被侮辱。

佛提乌在流亡期间仍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利奥（Leo）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恢覆了他的声誉；大约在888年，利奥在他兄弟的丧礼演说中，提及佛提乌的毫不逊色，及将他描绘成合法的大主教、统一教会的角色，与以往教长不同风格的处事方式。佛提乌确实在他死后才被平反。据一些史书，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君士坦丁堡。此外，根据伊格那丢反乌斯传记（anti-Photian biographer of Ignatius），在他死后，他的前教长党派努力要求他被封为 「圣人」（sainthood）的荣誉。此外，利奥内阁的领导成员Leo Choirosphaktes写了一些诗纪念当代人物，如雷欧的数学家和教长史蒂芬，他也为佛提乌写了一首。

东正教教会崇敬佛提乌为圣人，他的节日是2月6日。

佛提乌在公务之余，博览群书，勤于搜访古籍，编了一部《群书摘要》(Bibliotheca)，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不少古典著作都有赖于佛提乌的辑录才能流传下来，这部作品特别丰富了历史作家的作品，可惜其原稿现在很大程度上遗失了。

一些早期学者推测，佛提乌实际上是在巴格达编修这部《群书摘要》，当时佛提乌在巴格达的阿巴斯法院担任大使。因为许多提到的作品很少在所谓的拜占庭黑暗时代期间(630-800年)被引用。并且人们知道，阿巴斯人对希腊科学和哲学的作品感兴趣。然而，这一时期的拜占庭时代的专家，如保罗·莱默尔，表明佛提乌是不可能在巴格达完成他的《群书摘要》。因为在《群书摘要》的引言和后记里，佛提乌清楚地说，当他获悉他被任命做大使时，他给他的兄弟寄出一本他曾看过的书《自从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和评价文学》。此外，阿巴斯人只对希腊科学、哲学和医学感兴趣；他们并没有希腊历史、修辞，或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他们也没有翻译基督徒的著作。然而，大部分在《群书摘要》中的作品都是由基督徒所写的，而且包含很多历史、语法、文学作品和修辞，而不是科学、医学或哲学。这进一步表明，佛提乌的《群书摘要》里大多数的作品是不能在阿巴斯帝国被阅读的。

对于佛提乌的《群书摘要》，我们几乎会对所拥有的克特西亚斯(Ctesias)、伊拉克利亚的门农(Memnon of Heraclea)、卡农(Conon)，及已遗失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和阿里安(Arrian)等的作品感到失望。 《群书摘要》里的神学和教会的历史有很充分的代表性，但诗歌和古代哲学几乎完全被忽视。佛提乌似乎不认为有必要处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自然会熟悉的作者。他的文学批评，通常以敏锐和独立的判断来区分，摘录的长度差异很大。许多传记可能取自于米利都的赫西丘斯的作品。

一本出版晚于《群书摘要》的词典(The Lexicon)，可能是佛提乌的一些学生的主要工作。这词典的目的是作为参考书，以帮助读者去阅读古典和神圣作者的著作，因为他们的语言和词汇已过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词典的唯一手稿是加利亚斯法典(Codex Galeanus)，它进入了剑桥三一学院和巴奥利以斯(Berolinensis)的图书馆，可惜两者都不完整。但在1959年，塞萨洛尼基大学的Linos Politis在希腊格雷韦纳的沙法达修道院(Zavorda)中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手稿，即「Zavordensis 95」抄本，它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佛提乌最重要的神学著作是《亚菲路志》(Amphilochia)，收集了大约300条给基齐库斯(Cyzicus)大主教亚菲路斯(Amphilochius)有关圣经疑难的问题和答案。其他类似的作品，包括有四本他的论文书，记载他反对摩尼教(Manichaeans)和保罗派(Paulicians)，及以拉丁文写成有关圣灵巡游的争论。佛提乌还写了一封很长的神学建议信给保加利亚新任的鲍里斯一世。许多其他的书信也仍然保留至今。

佛提乌也是两篇《王子的镜子》的作者，写给保加利亚的鲍里斯‧迈克尔(Epistula 1, ed. Terzaghi)和智者利奥六世（巴西尔一世的劝告书）。 《王子的镜子》是在中世纪早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写作的一种文学作品，当一个年轻和没有经验的统治者即将登基时，《王子的镜子》是给他的教科书。

对佛提乌生活中最影响的，就是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n)的尼古拉斯，他是记载佛提乌的对手伊格那丢(Ignatios)的传记作者。

圣化修道院(Holy Transfiguration Monastery)的第一本英译本是佛提乌的《圣灵的神秘》(Mystagogy of the Holy Spirit)，于1983年出版。另一个翻译出版于1987年，前言是由埃特纳(Etna)的屈梭多模(Chrysostomos)修道院院长(现任的大主教)所写的。

佛提乌是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不仅是9世纪的拜占庭，而是拜占庭帝国的整个历史。作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甚至是他的一些反对者和批评家。他是那个时代最多产的神学家，他的名声不单是因为参与教会冲突，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和文学作品。

分析他充满智慧的著作，Tatakes认为佛提乌是「心态转向实践而不是理论」。他认为因为佛提乌，人道主义成为东正教作为中世纪拜占庭民族意识的基本要素，这是返回到晚期罗马（早期拜占庭）时期。 Tatakes也认为，在理解了这种民族意识之后，佛提乌在与西方教会的辩论中成为希腊民族及其精神独立的捍卫者。阿德里安·福斯考克（Adrian Fortescue） 认为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人」，并强调「虽然在教会大分裂的历史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他将永远被记住为那时代最伟大的学者」。

A. Ehrhard评价佛提乌是杰出的传道者，但不是最重要的神学家。他的神学作品主要是收集及摘录自希腊教师及其他来源。他有渊博的学识，在中世纪应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但他没有原创性…但他发现和子说（Filioque Grievance）似乎是原创的。

然而，Shaun Tougher指出，「但是佛提乌的离去对于一个伟大的拜占庭历史似乎是无声无息」。利奥（Leo）肯定不允许他回到政治领域。肯定的是，他从这个舞台上的缺席，说明他安然地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