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至今的还有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也都是辽、金建筑的重要作品。华严寺现分上、下寺，其中上寺的大殿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是至今已发现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体型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内部沿墙排列藏经的壁橱三十八间，仿重楼式样，分上下二层，在后窗处中断而做成天宫楼阁五间，飞越窗上，以环桥与左右橱相连接，忠实地反映了辽代建筑的风格，也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物。而大殿的柱网平面和“金厢斗底槽”的形式相近似，内外柱同高，其上用明袱、草袱两套屋架，与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相类似，可以证明辽代建筑直接继承唐代建筑的风格。善化寺大雄宝殿建于辽，普贤阁、三圣殿和山门则是金代遗物。该寺殿宇高大、院落开阔，为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同时这些建筑的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研究辽、金建筑嬗递变化的重要资料。

宋代建筑的总体布局和唐朝不同，它是沿着轴线排列成若干四合院的组群布局，加强了纵深发展，如正定隆兴寺。另外一些组群的主要建筑已不是由纵深的二、三座殿阁所组成，而是四周以较低的建筑，拥簇中央高耸的殿阁，成为一个整体，如宋画《明皇避暑图》、《滕王阁图》和《黄鹤楼图》都是如此。这时四合院的回廊已不在转角处加建亭阁，而在中轴部分的左右建造若干高低错落的楼阁亭台，使整个组群的形象不陷于单调。此外，与纵深布局相结合，在主要殿堂的左右往往以挟屋与配殿烘托中央主体建筑的重要性。从这些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组群的每一座建筑物的位置、大小、高低与平坐、腰檐、屋顶等所组合的轮廓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都经过精心处理，并且善于利用地形，饶有园林趣味。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传入之初，寺院建筑参照印度佛寺模式，以塔为中心，四周建有殿堂。晋唐以后，殿堂逐渐成为主要建筑，塔被移于寺外。寺院主要殿堂比较规范，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殿或藏经楼、方丈室等。东侧有僧房、香积厨、斋堂、职事房、茶堂、延寿堂等。西侧多为接待云游僧人的禅堂等。一些大寺院，门前还有放生池。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许多寺院都在深山密林中，所以第一道门便称“山门”，而三、山音近，故此一般山门又由三道门组成，象征佛教的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三解脱门”。天王殿内，两旁四大天王，中为袒胸露腹的大肚弥勒佛，潭柘寺一副对联写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佛身后为韦驮将军。韦驮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将之首，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佛教护法神。韦驮背对弥勒佛，面向大雄宝殿，降魔伏鬼，保护佛法。一般有两种塑像：一是两足平立，十指合掌，横杵于两腕间，表示该寺不接待外来云游僧人；二是左手握杵拄地，右手插腰，左脚略向前立，表示欢迎接待外来僧人（也有与此相反之说）。一般来说，看韦陀菩萨的韦陀杵的方向：如果韦陀杵扛在肩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大的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三天；如果韦陀杵平端在手中，表示这个寺庙是中等规模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一天；如果韦陀杵拄在地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小寺庙，不能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弥勒佛和韦陀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享受天下人的供奉。弥勒佛热情随和，笑脸常开，所以来的人非常多，香火也很旺盛，可是他生性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无法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却成天板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前来供拜的人越来越少，直至最后香火断绝。佛祖在巡查天下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生出一计，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勒佛负责公关接待，笑迎八方客，而韦陀则作为寺院护法，铁面无私，锱珠必较，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以后，庙里果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雄宝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有一、三、五、七尊不同。通常是三尊，称“三世佛”，有“横三世”与“竖三世”之分。此外，寺中常供奉的还有菩萨。天津独乐寺，供奉的观音达十六米。如此高大的泥塑立像，全国罕见。菩萨中，属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最为著名，其道场分别在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这四山并称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河南洛阳白马寺为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中国寺庙的建筑之美就响应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与亭廊的相互呼应之间，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塔庙，以塔为中心，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着舍利、佛像等，是寺院的中心建筑。唐代以后，佛塔多建寺前、寺后或另建塔院，形成了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佛寺结构。寺院坐北朝南，主要殿堂依次分布在中轴线上，层次分明，布局严谨。宋代时，禅宗兴盛，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度，七堂指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规模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禅堂、经堂、塔、钟楼等。建于山上的佛寺也依此而建。明清以来，佛寺建筑格局已成定式，一般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毗卢阁、观音殿。大雄宝殿是佛寺的主体建筑，东西两侧的配殿为钟楼与鼓楼，伽蓝殿与祖师堂，观音殿与药师殿相对应。大的寺院有五百罗汉堂、佛塔等建筑。中轴线东侧分布僧房、香积厨、斋堂、职事堂等，是寺内僧人的起居生活区；现在寺院对外开放后，生活区一般都后移，或在寺院后侧重建。中轴线西侧主要为禅堂、接待室等，是前来挂单僧人修行之所，现在也基本上对外开放，有的辟为文物陈列室、佛经流通处。

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建筑在初期受到印度影响的同时，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明、清佛寺的布局，一般都是主房、配房等组成的严格对称的多进院落形式。在主轴的最前方是山门——整个寺院的入口。山门内左右两侧分设钟、鼓楼。中央正对山门的是天王殿，常做成三间穿堂形式的殿堂。穿过天王殿，进入第二个院落，座落在正中主轴上的是正殿，常名为“大雄宝殿”。正殿对于整个佛寺建筑群体是中心建筑物，它不论在建筑体积和质量，都在其他单体建筑之上。正殿左右配殿或作二层楼阁形式。正殿后一进院落，常建筑二层“藏经楼”。另外，多在主轴院落两侧布置僧房、禅堂、斋堂等僧人居住的房屋。北京的大型佛寺，如西四牌楼的广济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小型的寺庙，一般只有一进院落——进山门迎面就是大殿，两厢为僧房。佛寺建筑群组中常布置一系列附属建筑，如山门前的牌坊、狮子雕刻、塔、幢、碑等。北京现存的佛塔都是砖石建造的。著名的有广安门外辽代建造的天宁寺塔（斗栱密檐型）；阜成门内元代建造的妙应寺白塔（屠坡型）；阜成门明代修建的慈寿寺塔（斗栱密檐型）；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印度金刚宝座式）；卧佛寺在西山余脉聚宝山（寿安山）南麓，寺首创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原名兜率寺，或名寿安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称十方普觉寺。因寺内有元至顺元年——二年（1330—1331年）铸造的一躯释迦牟尼涅盘铜像，所以一般叫卧佛寺。

碧云寺在西山东麓，各组殿堂成阶梯状层层上升；始建于元代至顺年间，初名碧云庵，明代正德年间（十六世纪初）扩建；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在原有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天宁寺塔在广安门外，是国现存的密檐式砖塔中比较典型的一座。此塔隋代已有，现存的这座塔是辽代建的。喇嘛寺：喇嘛寺在国信奉喇嘛教的是蒙、藏两个兄弟民族，所以喇嘛寺的建筑也因宗教内容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而和佛寺有所不同。北京的喇嘛教建筑是从元代开始出现的。喇嘛教建筑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和佛寺相近的宫室式木建筑；另一种是属于碉房式的砧石建筑。北京的雍和宫和东、西黄寺都属于前者，只有颐和园后山的一组喇嘛寺是碉房式的。木建筑的喇嘛寺仍旧采用了四合院式布局，寺庙前半部的山门、天王殿、大殿，都和佛寺差不多。但大殿以后的部分常有高大而雄伟的建筑，在布局上也有所变化；例如雍和宫的后部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用复道将高大的万福阁和两侧的永康阁、延宁阁连接起来，气势十分壮丽。喇嘛教的塔不同于佛塔。它是由印度的屠坡演化而来的。中国的喇嘛塔也有用为僧侣坟墓的，但建筑在寺庙中的喇嘛塔，却和佛塔的作用相同。

伽蓝七殿：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但是，印度神庙和佛寺建筑的模式并没有被接受。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相传中国第一座古寺，东汉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马寺，就是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署枣鸿胪寺改建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邱、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在这种文化一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个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词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柯庙，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饬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

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当时的寺院习称“浮屠祠”，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庙前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风，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或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禅宗兴起后，提倡“伽蓝七殿”制。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建筑。明代以后，伽蓝制度已有定式，殿堂塑像也大抵一致。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再后是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厨、斋堂、茶堂、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云游僧人而名。山门一般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常盖成殿堂式，殿内左右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　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大肚弥勒，弥勒是释迦的继承人，称为“未来佛”。弥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掌管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山河大地，又称为“四大金刚”。弥勒像的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天尊。大雄殿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像。供一尊佛，或释迦佛或毗卢佛或接引佛，有的供三尊佛，或三世佛（中释迦佛、左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或三身佛（法身、报身、化身）。主尊两侧，常有左右胁侍，即老“迦叶”、少“阿难”，或塑文殊、普贤两菩萨。殿内东西两侧面，多塑十八罗汉像或二十诸天。佛去背后多塑一堂“海岛观音”。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是寺中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最后是藏经楼，珍藏佛经的地方。大雄宝殿两旁的东西配殿，西为伽蓝殿，供像三尊，中波斯匿王，左陀太子，右给孤独长者。两侧常供十八位伽蓝神。东为祖师殿，多供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其它尚有库房、客房、厨房、浴室等等，分布四周。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也较普遍。以寺为主，或包以园林，或附缀园林，或穿插园林。与寺庙均衡、对称、封闭相反，园林的配置则追摹自然，灵活多变，园林中水涧溪流，似源头无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似境界无穷。这两种相反的艺术格局构成了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有自然情趣、意境层深的欣赏。如苏州的灵岩寺、杭州的灵隐寺、天台山国清寺、广东韶关南华寺、湖南衡山祝圣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成都文殊院等等，都属于此类格局。

提起新疆，映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甘甜可口的哈密瓜和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凡到过新疆的人都知道这里是我国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随处可见的清真寺会使人产生一种身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感觉。但你可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这里的居民都是清一色的佛教徒，并且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佛教石窟艺术，只是到了公元十一、二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逐渐渗入，佛教才在当地渐趋衰亡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石窟是指开凿在河畔山崖上的佛教寺院，其性质如同地面建筑的寺庙，关于为何要到荒山野岭开凿石窟的原因，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多种看法，共同的认识是石窟可以长久保存，正如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载：“以国城寺塔终非永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是在“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余年来的风风雨雨也印证了这一事实，曾经辉煌一时秦宫汉阙、名寺圣殿留给后人的不过是考古学家从废墟中发掘出来的残砖碎瓦而已，只有那些远离繁华都市与战火纷扰的石窟得以保存为一片净土，蔚为壮观的雕塑与精美绝伦的壁画为我们展现出历史的原貌，因此，以敦煌为代表的石窟艺术被世人誉为佛教文化宝库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佛教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石窟艺术起源于古代印度，随着佛教的传播于公元三世纪左右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并以此为据点逐渐东传，于公元五－八世纪在中原各地盛极一时。可以说，新疆是佛教系统地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并拥有我国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受到新疆石窟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因此，探讨中国石窟的渊源和艺术传承就必须深入了解新疆石窟。新疆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目前发现石窟遗迹的有4个地区，由西向东依次为古疏勒区（今喀什）、古龟兹区（今库车、拜城）、古焉耆区（今焉耆）和古高昌区（今吐鲁番）。从建筑形制上来看，新疆石窟比较多的发现有中心柱式塔庙窟、塑立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供僧人日常起居的僧房窟、供僧人修禅打坐的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还出现了中央设坛立像的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常有在洞窟前接砌土坯前廓或完全用土坯砌筑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中常绘有壁画，原先多数还有塑像（现绝大多数已毁）。6世纪以前的绘塑内容主要是反映小乘佛教题材的释迦牟尼、交足弥勒菩萨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故事。6世纪出现了具有大乘性质的千佛。8世纪以后，中原北方地区盛行净土经变及一些密教形象传播到本地区，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

概括而言，新疆石窟可划分出三种艺术风格：其一为“龟兹风”，以克孜尔石窟为典型代表，主要见于古龟兹国境内，具体特征为塔庙窟、大像窟和侧道式僧房窟多见，壁画题材多为反映小乘“唯礼释迦”性质的本生、佛传和因缘故事，券顶壁画布局常采用菱格构图形式，画法上大量运用“西域式”晕染。此类石窟时代最早，为佛教初传中国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实为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之滥觞，对河西及中原地区开窟造像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研究佛教由西向东传播及石窟造像渊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二为“汉风”，顾名思义为中国内地的艺术形式，具有代表性的是库木吐拉石窟及新发现的阿艾石窟，这批洞窟的时代晚于“龟兹风”石窟，它是佛教在中原地区发展成熟以后，随着唐王朝对西域统治力度的加强，安西大都护府驻防龟兹，大批汉人和汉僧入居西域而带来的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壁画的题材为敦煌等地流行的反映大乘净土思想的内容，装饰图案也为唐代所习见的各式花卉、卷草及云朵纹。“汉风”窟是佛教由东向西回传的重要例证。

中国的寺院建筑样式与宫殿相似，更多地融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美学特征，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基座，分为普通基座与高级基座；以显示建筑寺庙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的基座，人们常称为须弥座，须弥是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体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开间，平面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数开间都是单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以单数为吉祥。开间越多，等级越高，如大雄宝殿用九、五开间，以象征“帝王之尊”。其余大殿一般为三间。间的纵深为进深，开间与进深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使整体建筑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屋顶，寺院建筑的体身部分，体型都显得庞大笨拙，但在屋顶上却利用木结构的特点把屋顶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顶造型有底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庑殿、歇山屋顶又有单据和重檐两种。飞檐，又使屋顶上独具风韵，那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而轻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典别具一格的屋顶造型。琉璃瓦饰，建筑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上置有多种琉璃瓦饰，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因它有张牙舞爪欲将正脊吞下之势，故又称“吞脊兽”。大吻产生于汉代，称鸱尾。最早的鸱尾呈鱼尾形，鸱是大海中的鲸，佛经上说它是雨神的座物，能灭火，故造鱼形以厌胜。檐角上常排列一队有趣的小兽，小兽的大小多少视寺庙宫殿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共有十个，其顺序是：由一个骑凤的仙人领头，后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狡猊、押鱼、懈豸、斗牛、行什。这些排列的小兽，或象征吉祥安定，能灭火消灾，或是正义公道的化身，能剪除邪恶。这些造型精美，神态各异的小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梁思成语）。

我们游历大江南北，纵观这些巍峨壮观、千姿百态的宏伟建筑，我们会有一些感悟：

第一是自然风光之美。佛教寺庙多建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依山傍水，林草繁茂，鸟语花香，曲径通幽，使大自然的动静在这儿和谐共存。在这里能领略到大自然之美，能激发我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第二是人文景观之美。名山胜景之中的寺庙，是人们思想智慧、劳动创造的人文经典。佛教建筑特有的线条和色彩极富形式美，比如掩映于山林之中的寺院以及塔刹，在线条上，往往打破了山峦起伏与绿波伸延的节奏，远远望去，一片寺院往往成为线条延伸的一个暂停点，高耸的塔刹又突兀打破蓝天与绿山的分界线，使画面产生了变化，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在色彩上，寺院屋顶、屋檐往往镶以暖色的琉璃瓦，再配以土红色的门栏窗棂，塔刹或以青砖，或以红砖，或是木构而涂以红色，与整个山林和谐共荣，相得益彰，真是：“动人春色无须多，万绿丛中一点红。”无论是精心布局，还是巧妙构思；无论是建楼修阁，还是造佛塑像；无论是晨钟暮鼓，还是经文书画，一切都把人文的关怀、人文的元素自然流畅地组合在一起，充满了历史文化的美感。加上这些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交相辉映，给人以天上人间的快乐感受。

第三是精神享受之美。佛教宣扬转世轮回的善恶因果之说，其目的是“神道设教，戒恶扬善”，以人们的顿悟和修行唤起公平正义、和睦相处的良知。在精神上有着博大之美。例如它超出尘世，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待人间万象，虽有些玄虚，但其胸怀是博大的。再如它认为最高精神境界是“四大皆空”，没有自我、私欲、争名夺利之苦，虽有远离现实之弊，但其精神是高尚的。佛教更多的是人生哲学、道德、情感等泛神论的东西，开悟灵性、净化人心、修养道德、乐行善施，与现实比较贴近，突出的表现为宽容、仁厚、理智、通达、和平、信义。这种传统的精神之美，对人们陶冶性情、加强修养有积极意义。

总之，人们拥有宗教式情感，宗教旅游成为他们的情感寄托，越来越受青睐。我国佛教建筑大多与美丽山水相结合，很多佛寺庙宇都是AAA级以上旅游景区，自然风景秀美，建筑风格多样，文化底蕴深厚，这正是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宗教及宗教文化场所，以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心态来领略宗教建筑和人物的神韵与风采。充分挖掘旅游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并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欣赏佛教建筑，通过旅游引导宗教文化在社会和群众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