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人的行动的历史，它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史学思想。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人文主义史学深化了一层。以往的人文主义者在摆脱中世纪宗教束缚，反对“人的微不足道论”的同时，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理想化，盲目肯定人的价值。马基雅维里则不同。他把“人的崇高”发展到“人性本恶”，把对人的认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推进了一步。同时，在撰写《佛罗伦萨史》的过程中，他抛弃了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把单纯地方性的历史推向了民族的、整个意大利的历史，从而第一个具有了从整个意大利来看问题的全局眼光。

在《佛罗伦萨史》第一卷的末尾他表述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应该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他要通过历史的研究，弄清佛罗伦萨以至整个意大利衰败的原因，探寻祖国繁荣、民族富强的道路，同时他还要借此来教育民众，弘扬爱国主义，使人民了解近代历史，明白“应该避免和反对什么”。

因而，马基雅维利的整部历史著作都是围绕着现实政治，以腐败为主题，极其客观地展开分析的。他认为，城邦内部势力的分裂争斗是当时最基本的政治内容，也是佛罗伦萨肌体中长期存在的最严重的腐败。他在叙述这些分裂混乱时，“意存针砭，带有一种强烈的义愤”。

通过对内争的深入剖析，他认识到在共和国中党派之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政党之争本身并非不幸，只有在每个政党都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时才是不幸的。在佛罗伦萨，个体利益总是超越共同利益，每个党派都企图战胜对方，“公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团结和友谊”，因此无力建立起一种理想的秩序，相反因为复杂的分裂斗争而变得孱弱不堪。

他还谴责了君主的狡诈和人民群众生活上的腐化。他曾这样“描写腐败的邪恶影响如何笼罩整个佛罗伦萨，扼杀它的政治自由，最后终于把它带回到专制暴政的统治，并因此而蒙受耻辱”。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断寻求救治自己长期分裂的祖国的方案。他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力倡建立好的法律，好的政府，好的军队。

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是建立共和制，但他并没有停留于对共和政体的盲目崇拜，而是清醒地看到了在意大利内忧外患、紊乱腐败的历史条件下，共和制难以实行的严酷事实。他希望出现“一位既善良又英明而且又有势力的公民”，由他制订出能够平息或抑制内部争斗的方案，实现相对的和平。这样，他事实上取得了与君主制的妥协。这种妥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必需的，也符合时代的要求。应该理解这里虽然包含了马基雅维里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但他始终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它看得高于所有的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在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他只是把君主当作一种实现统一的特殊的临时手段。

需要提及的是，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指控教皇是制造分裂、妨碍统一的罪魁祸首：几乎所有由北方蛮族在意大科境内进行的故争，都是教皇们惹起的，在意大利全境贬演成灾的成群结队的蛮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进来的”。这表明马基雅维里已经看到了教权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消极作用。

马基雅维利的社会历史观中已初步涉及了阶级斗争问题，他对佛罗伦萨城邦内部斗争的关往是这之前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相比的，在所有的政治分裂斗争中，他把平民和贵族的互相敌对摆在首位。

他认为平民和贵族的对立斗争是各城邦大部分纠纷产生的根源。这表明马基雅维利抓住了那个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阶级矛盾，因为平民特别是上层平民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向封建贵族的对立实质上是新旧势力之间的格斗。

马基雅维利还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不可调和性，他指出，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较高阶级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贵族企图发号施令，平民阶级不愿服从，很自然地引起严重的互相敌对”，“这两种人完全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马基雅维里把这种普遍的阶级对立归咎于人性本恶，而没能真正理解阶级斗争现象表面隐藏下深刻的经济关系及其性质。

在五彩纷呈的斗争中，马基雅维利觉察到各个党派实际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生活，他叙述了佛罗伦萨人反抗雅典公爵的情景。为推翻公爵的暴政，全城形成了很多集团：贵族的、平民的和工商阶层的。马基雅维里认为“除了促使他们反叛的那些共同的原则之外，各有各的不满的因由：贵族发现自己被剥夺参加政府的一切机会；平民丧失了原有的势力；工匠们发现自己通常取得的劳动报酬少了。这样，马基雅维里最早把利益原则引入到历史领域，他还试图用它去解析党派斗争发生的根源，他的思想中隐隐包含有阶级斗争源于利益对立的观点。不过，马氏笔下的“利益”还不是完完全全的“物质利益”，相对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基雅维里对这种利益的对立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社会地位上的对立，而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间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物质利益上都存在着尖锐矛盾。这种认识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里没有把握阶级斗争的实质，还不清楚阶级以及阶级斗争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根源和生产力要素。

《佛罗伦萨史》中对阶级斗争最关键最有价值的描写是对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的记载。除了正确地分析了起义原因外，马基雅维里还在对起义过程的叙述中。留下了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精彩论战记录，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思想上的觉醒以及在思想战线上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一个胆子最大也最有经验的起义者，他的演说表达了几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他告诉人们当机会到来的时候，获取自由所需的手段是“必须使用暴力，引导人们思考斗争的目的、目标，即不但可以从他们（剥削阶级）压迫下解放自己，而且还能够使自己变得比他们更为崇高。”

阶级偏见

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时正担任美第奇家族所授予的史官一职，因而其写作中难免有对美第奇家族的先人加以刻意美化和歌功颂德的色彩。他极力描述科斯莫·德·美第奇的慷慨大方，指出他不仅在财富和权威方面，而且在个人品格，治国策略上都胜过和他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他不仅抑制了本城人的野心，甚至使许多君主的傲慢态度受挫，和他结盟的一定可以战胜敌国或保证本国完整无损，而反对者不是丢掉时机就是损失金钱或领土。当他去世的时候全城人民为他送葬，在墓碑上刻上“国父”字样。马基雅维利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在描述科斯莫的一生时不是用的一般历史撰写方法“而是在采用帝王本纪的体裁”，“因为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我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常的颂词”。对于科斯莫的孙子洛伦佐，马基雅维利也极力颂赞他为政英明，增益城邦，并将他的去世作为本书的终结。马基雅维利虽然对党派之争极力斥责，但对于美第奇家族及其党羽的肆意妄为则从简处理，而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描述其反对者的阴谋及其失败。这不得不说是本书的缺点之一，但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的对手也并非完全地加以指责，同样表达了对他们一些善举的赞颂和时运不济的感叹。

在赞扬美第奇家族的同时，马基雅维利却对广大的群众怀有深深的敌意，特别是最底层受压迫最深的劳动者。在他看来，共和国政权若是落在群众手中则不可能存在，实际上也从未有过任何稳定性，愚蠢之辈擅权专横，使得有头脑的人们憎恶。在与罗马相比较时，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平民的要求既蛮横又不公平，导致阶级矛盾以最极端的形式发展，最终演变成流血事件以及公民放逐，佛罗伦萨也因此日益消沉，丧失体面。平民天生幸灾乐祸，在反对雅典公爵等多件事情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不管污蔑诽谤是否为真一概加以听信，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官员的死敌。在刺杀米兰公爵一事上，马基雅维利则指出过多地寄希望于群众，相信他们在心怀不满时必能甘心冒险或排除危难的期望则是荒谬至极。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更多地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归结于人性本恶引发的冲突，但却忽视了阶级斗争背后隐藏的深层经济关系。对于底层劳动者因报酬不公和压迫所进行的反抗，马基雅维利归结为他们的本性邪恶，蓄谋已久要颠覆政府。马基雅维利出身没落贵族，政治主张上提倡君主制，再加上本书的写作意在取悦美第奇家族，因而书中出现对下层群众的阶级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贬抑群众也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惯用的笔法之一。但他对这次起义，特别是对一位庶民演说家的描述，客观上也为当时的阶级和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马基雅维利十分注重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品质和行为进行了剖析，强调伟人君主的活动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在文中，他用大量的词句和事件描写了美第齐家族的科斯莫和洛伦佐，科斯莫成为了一位在拥有财富和权威的同时，又有具有慷慨豁达、精明审慎等品质的优秀领导人物，多次提及他对事态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切归咎于神意。人们习惯于以神学眼光看待国家。凡俗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天命与神意是社会生活各种问题的诊释。深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马基雅维利，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根据时势的新变化，突破基督教神本史学“神性重又降临凡世，神人同形同性地卷入人类的事务”的限制，将人的行为与思想从神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并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大量地运用直接议论或假借别人演说词而间接议论的史学手法，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摈弃虚伪的中世纪教会道德，即“人性恶”的角度研究权术。

《佛罗伦萨史》的另一特色在于马基雅维利能够摈弃以往以排列史实为主要方法的编年手法，将人的以往活动作为历史的主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马基雅维利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序言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就是要从人类活动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背后探求其共同的动机，从而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来。他在撰写《佛罗伦萨史》时也是尽量把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国内外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叙述。如他在叙述雅典公爵时，就对1342年作为一个暴君统治佛罗伦萨，并在次年被赶下台的前前后后作了详细阐述。

文艺复兴时代仿古风气盛行，马基雅维利模仿古典史家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在书中用文情并茂的演说词将论述衬托的更具有说服力。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多次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词来增添作品的丰富性。认为历史学家应当以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用雄辩的语言、绚丽的文采、优美的情节记述打动读者。用鲜活的文字表达作者对过去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现世问题的思考，让读者能够更易、更深的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马基雅维利以他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的手法写成的《佛罗伦萨史》，便以优美的的文辞形式表达了他写作的主题。

如在《佛罗伦萨史》第5卷里，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企图谋求米兰公爵的帮助，反对美第奇家族日益增长的势力，因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纵论德行、弊病和爱国主义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他把个人忠诚奉献给‘对它的公民一视同仁”的城邦，而不是给那种“只支持一小撮人，却把大批子孙抛弃”的城邦。

《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以人为本的史学名著，它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史观的束缚，突出人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行动史，其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思想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盛行的神学历史观，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史学思想成为近代史学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书中所运用的新的编纂方法，突破了以排列史实为主的编年手法的局限，为史学的写作方法开拓了新的领域。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马基雅维里并没有能够完全突破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思想的囹圄，在书中仍能看到循环史观的束缚，同时，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上层人物的描写，对广大的平民阶级仍抱有偏见，并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平民阶级。但相对于该时代其他史学著作而言，《佛罗伦萨史》堪称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代表。

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马基雅维利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指出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

欧洲文化史研究专家布克哈特：“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8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

学者、翻译家戚国淦：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是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巨著。”

马基雅维利（公元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出身于佛罗伦萨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法学家。马基雅弗利投人政治斗争，曾参加推翻美第奇家族的起义，参与共和国政事，任佛罗伦联十人委员会秘书长，担负外交使命。曾二十次出使外国，谒见过国王、皇帝、教皇。他参加佛罗伦萨对比萨的战争。公元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马基雅弗利去职。后因涉嫌参加反美第奇阴谋，被捕入狱，受到刑讯。获释后离开佛罗伦萨，隐居城郊自己的圣卡申诺庄园，过着清贫生活。1520年当过史官，承担修纂佛罗伦萨史的任务。1527年美第奇家族再度被推翻，马基雅弗利兴奋地赶回佛罗伦萨，企盼重获登用，但终落空。在失望之余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