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4 22:45
佛道之争，虽属宗教冲突，然二者之兴替，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失败者，每遭毁灭之厄运。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
南朝宋之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佛道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首位。
于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宫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论争，即清道观之道士姜斌与融觉寺之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其前，甄鸾之《笑道论》与道安之《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之重要论著，此二书皆以强烈之论点大力论难道教之高尚。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之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死伤惨烈，经书烧尽。
三武灭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统一南北，唐祚代兴，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之席次，成为唐朝一贯方针，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之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之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之顺位。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662～663），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之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之教理，制作种种经典以对抗佛教。
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之后宋徽宗时期，佛道之争，尤为激烈。道士林灵素要求重启夷夏之辩，改革佛教归入道门，林灵素对宋徽宗说“释教害道，今虽不可灭，合与改正，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为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徽宗依奏，于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诏，改佛为道，易服饰，称姓氏；左右街道录院改作道德院，僧录司改作德士司，隶属道德院。不久又改尼姑为女德。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立藏等十二人和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林灵素斗法，僧人失败，不得不戴冠执简，许多僧人抗命自杀。
元时，丘处机依附成吉思汗，把道教列为国教，其后丘处机第五代教主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1255）令二人对论，道士李志常辩论失败。
两教争斗无非处于门户之见，佛道之争至今已经走向融合。儒、释、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
贞观十二年，皇太子在弘文殿召集三教学者，有纪国寺僧慧净讲《法华经》，道士蔡子晃讲《道德经》，并就《法华经》“序品第一”问题展开争议。稍后，又有太子中舍辛请作《齐物论》，从“心存道术”的立场出发，倡道释齐一玄同之论、论云：“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大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玄同。习智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这里的“大觉”“智慧”言道教。
根据辛请的看法，圣人以一音演说教法，佛道二家各随类解，究其根本理趣是相同的，只不过说法各从俗而异，如果一定要在佛道二家之间强生分别，那就流于“空谈”，不达妙理，所以又说：“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从更高的境界上说：“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后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缮克。”佛教般若以“诸行无常”“触类缘起”等理论，诱导修持者入于净慧，是资借气力勤求慧觉，所以“有待”于后天心色之用，则于庄生齐物逍遥之旨有所未尽。辛谞的这篇论文保存未全，但仅从慧净所引录的片段看，《齐物论》在唐初代表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他着眼于庄子“绝其有封”、逍遥无待的人生境界，责难般若止观诸说的滞相，认为庄子的理趣境界较般若高妙，这可以说是以庄子的理趣诘难般若，而指佛教熏修之“我净”、缮克而得之“慧定”为“资气涉求”的“有待”，辛谞的道家之说已开慧能南宗禅之风，从慧悟境界上突破般若空宗由观入定的修持方法，是唐初走出般若烦琐哲学的正路，对后世般若学有着重大的启迪与影响。
若言修持之法，则新故相传，“假熏修以成净，美恶更代，非缮克而难功。是则生灭破于断常，因果显乎中观。斯实庄释玄同，东西理会，而吾子去彼取此，得无谬乎？”①从慧净这些言论看他对《庄子》深旨的理解，似反不及支遁的《逍遥论》。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各成派系，排斥异己，或互相诋毁，如佛徒着笑道论，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各揭彼短，以扬己善，极尽对骂之能事。然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牢不可拔，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如新字体、词汇之广及学术领域，儒、释、道三教融合而产生宋代理学等，可谓思想文艺上之重大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