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并非只有女性是这场浩劫中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1984年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写《使女的故事》，它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法律记事本上，然后把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刚开始写《使女的故事》时，它的名字是《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后缀“森”（son）。这个名字里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话和民间故事色彩：该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的、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奥芙弗雷德

奥芙弗雷德是众多代孕女性中的一员，其自我醒悟与自我重新建设带有鲜明的标志性色彩，具有典型案意义。女主人公不断尝试利用多种渠道与方式去挑战大主教的一切旨意，以此来强调自我存在。奥芙弗雷德的奋起抗争精神实际上是在担忧、恐慌、绝望等情绪转变后被激发出来的。在《使女的故事》开篇，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充当的是近似献祭者身份，她委曲求全地听从大主教的安排，忍受非人类的性虐待，如没有情感的机器，麻木地屈服于基列国惨绝人寰的统治秩序。奥芙弗雷德住在极其隐蔽的地方，她从没主动和其他使女交流过，确切地说，这些使女中还没有完全让她信任的人。对待任何事物和人都有着较强的戒备心，情绪两极分化严重，会偶尔陷到消沉、烦闷、悲伤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在她一个人独处时，经常会反问自己，在质疑和否定中萌生过自杀的想法，可又不想草率地结束一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向使女灌输“代孕使女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是壮大基列国的重要贡献者。成为国家的繁衍者，是上帝的安排”。奥芙弗雷德及身边使女对此厌恶至极，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和小丑一样的嬷嬷自圆其说，内心时常跳跃着远离基列国独裁统治，真正摆脱使女悲惨命运的强烈愿景，努力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姓名、性格、服装等。

莉迪亚嬷嬷

身为开国元勋、拥有大权的莉迪亚嬷嬷是基列国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她训练、安排和处罚使女，她与大主教之间有着微妙的制衡，她的权力使她可以越过主教夫人利用和保护使女，也在无所不在的眼目组织之外划出了一片领地。在一个女性沦为生育工具或被完全圈禁于家庭界线之内的社会中，嬷嬷们却位高权重，与男性统治者分享女性命运的决定权。莉迪亚嬷嬷的正义源自复仇，而非意识形态；她的狠毒源自理性，而非天性；而她的善良不得不掩藏在最深处，是盔甲里最薄弱的软。这个经历了大反转、亦正亦邪的人物既是被男权专制机器暴力统治的被阉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阉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规范，哪怕其本意旨在于有限范围内对女性群体加以保护，实质上也确实是专制机器的帮凶。

珍妮

在基列共和国的强权控制下，使女在社会当中是一种生育工具，珍妮作为其中的一员接受着权力的一遍又一遍的洗礼。珍妮在权力的不断压迫和驱使下进行挣扎，她用自己的行动来对权力进行反抗：当珍妮第一次进入基列共和国的使女课堂，她对基列共和国的权力进行了疯狂的挑衅，用语言大声地斥责基列共和国就是疯人院，辱骂管理者是珍妮最初反抗的方式；珍妮讲述被轮奸的过程，在莉迪亚婆婆的强权压迫下并没有得到同伴的怜悯，而是异口同声地指责，疯癫就是她反抗权力统治的最好方式；在经过权力的暴力规训后，珍妮呈现出驯顺的状态，当她被指挥官欺骗感情，头脑里构筑的理想世界被打破后，珍妮也曾尝试通过自杀来进行反抗；当夫人暴力掠夺珍妮的孩子时，珍妮通过野兽般的撕咬进行反抗。她曾为挣脱权力的牢笼而做出的多次尝试却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的重压。

赛丽娜·乔伊

核武器的使用造成核污染，科技发展带来环境污染，战争下的生态问题造成基列国的生态毁灭，大部分女性在惨烈的生态环境和空气污染下生殖系统紊乱从而丧失了生育能力。无法生育的赛丽娜不得不忍受每月的授精仪式，奥芙弗雷德在授精仪式当晚这样叙述：“每回举行授精仪式的夜晚，她总要哭上一场。她尽力压低声音，尽力在我们面前维护自尊……她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极力压制，那种紧绷的状态令人难受。”她哭的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哭的是与其他女人共享丈夫的无助，尽管在佣人面前她极力维持自己的自尊，但她终究还是被迫向现实低下了头，这重重一击还是打向了她。

在基列国社会的严密统治下，赛丽娜没有自由和能力对所处的环境做出改变，她只能默默接受使女闯入自己的家庭，将来还要抚养着自己丈夫和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失去生育能力的赛丽娜同时也失去了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而无法产生价值的女性在严格的父权社会统治下面临着终将被淘汰的危险。承受着被社会淘汰、被剥夺社会地位的巨大压力，赛丽娜只能在这破碎的生活中惶惶度日。

赛丽娜破裂的生活还体现在不完整的婚姻中。首先是家庭成员的不完整。因为缺失生育能力，赛丽娜膝下无子。赛丽娜·乔伊，由于丧失生育能力，缺失丈夫的爱，她真正所拥有的只有“婚姻”这一个社会符号，一个社会地位和女性价值的象征。

即使有不可改变的外界环境，赛丽娜自身的主体意识却在慢慢塑造，她有意无意与大主教较起了劲，同时她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与父权制社会和法律制度做抗争，为实现自己的追求暗中努力。赛丽娜的主体意识逐步建立，她再没有屈从于男性的指挥，而是开始尝试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自己的主体体系。她不仅尝试在自己的领地占据主体地位，还与父权制度进行着抗争。在基列国社会中没有一位男性是无法生育的，只有女性可以被认为是不孕的或者贫瘠的。司机帮助使女受孕是严令禁止的，赛丽娜计划并组织了整个暗中受孕活动，她违反了如钢铁般牢固的父权制度，跳出法律和道德的桎梏，只为追求自己的求子梦。这是对大主教不育和男性社会自欺欺人的批判，是对父权制度的挑战，对圣经所带来的固定规则的反抗，是女性对自身窘境的自救。赛丽娜醒悟过、抗争过，遗憾的是不论在经济还是情感上她始终依附于大主教，没能实现自身独立，就连作者也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结局。

文学评论界有人将《使女的故事》看做一部政治性科幻小说，更多的评论家将它归入反乌托邦小说的传统；而阿特伍德本人则认为，该作品是一部思辨型小说，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延伸。阿特伍德把小说看做是促使读者与作家共同思考的途径，利用虚构的反面乌托邦国家作为与读者交流的中介，以期唤起世人的忧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女的故事》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小说所虚构的故事以美国为背景，然而影射的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阿特伍德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对立、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独裁极权政治极端宗教势力等当前各种隐患的关注和防范。可以说，这部小说既承袭了赫胥黎的《美妙的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文学作品所载负的反乌托邦传统，描写阴森恐怖的未来社会图景，同时又融入了作者特有的女性主题：把当前存在的两性关系的隐患加以夸张和放大，表现出两性生存的困境。由于小说具备强有力的暗寓现实的功能，因而被评论界称为“女性主义的《1984》”。

一、恐怖的极权统治

《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建立了原教旨主义者统治下的恐怖的极权政治，尤其从语言、宗教这两方面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压抑和控制。

首先，掌控了国家政权的原教旨主义者对语言进行了极权控制。例如，使女们被当权者剥夺了说话和交流的权力，而且连回答也“通常不是你想要的回答”，也就是说连回答都不应该出现。话语，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影响”。这个例子正说明，在基列共和国，语言不是表达交流的载体，而变成了钳制思想和控制行为的工具。话语被控制的人们，生活在可怕的极权统治之下，而且从语言的被剥夺，可以窥见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文化、政治、性别身份的压迫。

其次，被神权统治集团控制的基列共和国用《圣经》进行思想灌输，从精神上消磨人们的抗争意识，从而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巩固，维护极权统治。表面上，统治集团反复用《圣经》来使宗教成为其极权统治的另一工具。圣经故事由司令官朗读给底层人民，将其政治意图隐藏在宗教宣扬之中。而实际上，一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进行修改以符合其统治意图。例如，每逢午餐时，使女们必须念的八福词里面，后面有两句不在《圣经》里，而是统治集团自己编出来的，因为统治者希望人们温顺、沉静，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中，使被统治者丧失反抗的意识。另一方面，《圣经》的解读和阅读都被极权统治者控制着。司令官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才有权去解读《圣经》，而且使女们无法接触和阅读到《圣经》，在小说中，《圣经》被锁起来，只有司令官读给使女们。也就是说，极权统治者利用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影响，劝导人们服从宗教，实为使人们服从统治。

恐怖的极权统治，通过语言和宗教的控制，在基列共和国建立起来。僵化而无情的统治下，民众的思想被驯化、自我个性被抹杀，加之在无形的眼目的严格监督和捍卫政权的军事力量的压抑下，基列共和国的人们犹如生活在漫长无边的黑夜一样，无法逃出。

二、可悲的女性处境

《使女的故事》中，在基列共和国的女性生活在可悲的处境中。一方面，女性在极权统治下被分类、被剥夺工作、被抹去自我。另一方面，使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了生育的机器。

小说中的女性被分类为：夫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等多个等级，并且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这一对女性的分类依据是生育能力和阶级。而且，如采购、管家、管理使女等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由女性负责。女性在基列共和国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自主权。甚至，有一类被归为坏女人的女性，由于不能生育、年老色衰或违反规矩而被发配到存有核泄漏、核废料的隔离营。另外，当权者对女性进行思想感化和禁锢其自主意识。比如，本是学习知识的大学却成了禁止读书写字的地方，其中女性每天只可以接受《圣经》语录和为统治者服务的嬷嬷们的说教。

另一方面，使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基列共和国里被剥夺了语言自由，被操控了意识，成为了生育的机器。使女们没有说话和自由交流的权利，就是单纯回答也只能是简单的程式性，不带自主意识。正如其中司令官对使女告诫的那样，女人要“一味地顺从”，在当权者眼里，女人不许讲道，只要“沉静”，只要服从其统治即可。又如，使女们也被规定要定期观看基列共和国成立前拍的电影，作为教育电影。当权者让使女观看的电影充满了女人被奸杀、毒打、处死等残忍镜头，目的是让使女了解过去的女人在男人心中的形象以及过去的女人的经历，使女们满足于现状并进行警示，从而将使女们驯化成专职为国家统治者大主教们传宗接代的机器，却失去了自我和反抗的意识。

基列共和国里的女性处于凄惨处境，无论是处于何种身份层级的女性，她们都被极权统治下的男权统治者掌控着生活、身体、思想。这种凄惨处境下的被掌控犹如漫长黑夜，女性无法逃脱。正如评论中所言，“面对充满暴力、罪恶、女性没有安全感的危险社会，基列给予的是逃离，但它却同时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权及个人选择权”。所以，实际上，基列共和国的女性根本无法在被抹杀掉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权之后，去逃离，她们处在逃不出的夜，在可悲中生活。

三、可怕的人类困境

作为一部未来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人类面临着可怕的生态危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成为基列共和国的现实之一。基列共和国建立极权统治，名义上试图挽救人类，实则却使人类处于更加可怕的困境。

基列共和国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繁衍。如同小说主人公奥弗雷德所描述的那样，“女人们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片、药丸，男人们给草木喷杀虫剂，牲畜再去吃草，所有那些经过添色加彩的粪便统统流入江河。更不用提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期间，沿圣安德列亚斯断层一带的核电厂爆炸事件……”。在这样的生态环境污染的现实之下，统治者对使女进行严格的审查，以防其没有被恶劣环境所影响，为的是审查其生育机器。

另一方面，面对人类的困境，基列共和国的当权者讲基督教的教义与神权统治相结合，借用并增改《圣经》来驯化人们，来为其自身统治服务。但是，当权者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难题。正如评论所言，“面对现实社会中人类面临的社会动荡、道德水准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企图通过宗教的力量为人类寻找出路。但是，他们的努力能够真正挽救人类吗？答案是否定的”。

《使女的故事》中，人们面临的不仅是可怕的生态环境，更是极权统治、社会倒退等危机。这部作品“为世人敲响了警钟：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社会进程倒退，人类失去发展自由，人类这个物种行将消亡……若不悬崖勒马，最终消亡将是人类不可逆转的下场”。人类的可怕困境在这部未来小说中被切中要害地展现了出来。

四、结论

《使女的故事》中，体现了恐怖的极权统治、可悲的女性处境、以及可怕的人类困境，这些揭示了原教旨主义控制下，难以逃脱的极权统治、难以摆脱的女性悲惨处境和难以改变的人类困境，如同漫长而黑暗的夜一般，无法逃出。同时，也反映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生态环境和整个人类的现状与未来的深度思考。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不论在题材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十分“后现代”的作品，颠倒的句法、夸张的语言、令人费解的比喻和自相矛盾而又支离破碎的叙述，制造出噩梦般的气氛，使整个作品微妙复杂新颖离奇。同时，作者对《圣经》中的典故与语句进行了大量的援引，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的狂热信仰和荒诞行为，也恰当地烘托出小说中的那个政教合一的极权社会令人压抑的氛围。

小说选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给读者带来更为直接与强烈的情感冲击，透过主角奥芙弗雷德的讲述，生动地展现出基列黑暗统治下使女的悲惨生活；通过带有主角主观色彩对配角的描述与评价，让配角形象更加鲜明。阿特伍德巧妙运用时间倒错，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聚焦于主角从职业女性沦为使女过程的外倒叙加深了小说主题。聚焦于主角与丈夫、女儿的回忆的内倒叙强化了主角形象。小说结尾的叙述点出故事来自考古发现，为虚构小说蒙上了纪实文学的色彩。

《使女的故事》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奥芙弗雷德正是小说的主角。这一叙述手法有助于使读者进入人物的情感生活之中，分享主人公的忧虑与欢乐。阿特伍德选择第一人称视角写这部小说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如果采用第三人称，读者很容易将其当做普通的科幻小说对待，而第一人称叙事使故事更像真实的生活回忆。以小说开头为例，奥芙弗雷德回忆起她在曾是学校体育馆的感化中心度过的一个夜晚。这一段回忆内容详尽，这些场景早已消失，并且与小说主体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通过对读者熟悉的场景的描写，可以拉近读者与角色的距离；以此为开头体现了奥芙弗雷德对过往生活的眷恋，有利于第一印象的建立。

在以“我”为主角的小说中，次要人物常通过客观描述获得生动逼真的形象。主要人物可以对次要人物进行评论，推测他们的意图和内心活动。通过从主要人物的角度去观察次要人物，读者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与此同时，通过对次要人物投射的感情，主角的人物形象也能得到完善。在《使女的故事》中，奥芙弗雷德对次要人物的描述也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小说具有一定的意识流特点，主人公的回忆时常穿插在故事主体中。其中两条支线相对比较完整，对小说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两条支线是奥芙弗雷德成为使女的经过与她关于过去家庭的回忆。

《使女的故事》中叙事顺序最大的特点在于，这种叙述并非奥芙弗雷德有意安排的，或者说作者试图让读者无法确定文本中的叙事顺序是否是奥芙弗雷德本人的叙述顺序。小说结尾提到，2195年基列历史研究组在某处挖掘出一批数百年前的录音磁带，经过专家整理才得到这一故事。因此读者无法确定录音带原本的顺序是不是与文本顺序一致，也无法确定录音带是否有遗漏甚至伪造。这一点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得到揭晓，堪称点睛之笔，尽管它降低了奥芙弗雷德叙事的可信度，却大大提高了基列国作为一段历史的真实性，使小说带有了纪实文学的严肃感，增加了小说的魅力。

在《使女的故事》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拉近了读者与主要人物以及故事的距离。透过主角奥芙弗雷德的视角，读者对次要人物的认识被投射上主角的态度，受到的情感冲击更为强烈直接。时间倒错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阿特伍德使用倒叙作为故事主体的补充与延伸。奥芙弗雷德被剥夺原本的身份、强制训练成为一名使女的回忆作为外倒叙，形成历史与现实的残酷对比，更凸显出基列政权的荒唐邪恶，让读者感受到文明的倒退也许是突然发生的，为故事增添了历史厚重感。而作为内倒叙关于卢克与女儿的回忆进一步完善了奥芙弗雷德的人物设定，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暖色，也体现出她坚强的一面。最后一章画龙点睛，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告知读者原来整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史料，使小说看起来更像纪实文学，增添了神秘色彩与感染力。阿特伍德高超的叙事技巧，让《使女的故事》更增添了文学魅力，成为二十世纪文坛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改编电视剧

小说改编的同名剧集《使女的故事》于2017年4月在Hulu电视网播出，播出后获得第69届艾美奖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奖项。

荣誉表彰

《澎湃新闻》：“尽管《使女的故事》是一篇自传体式的小说，但卷入这一整套秩序的不仅仅是女性，而包括所有人。”

《观察者网》：“《使女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对未来的黑色预言，更是一次对历史和现实的疼痛反思。”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66年第二本诗集《圈戏》出版后，她开始在加拿大文学界崭露头角。她擅长将日常经验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次，其诗歌不仅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诗界都很有影响，先后获过多种重要的文学奖。主要诗集有《苏珊娜的日志》《你很快乐》《双标题的诗》《不见月亮的时候》等。此外，她的小说创作，写作风格独特，大量采用意识流和寓言式写作技巧，女性主义色彩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