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形成为单一的民族，大概在隋唐时期。唐代，侗族中的上层人物、酋长或首领开始归附于中央王朝。唐王朝在“峒区”开始设立州郡，建立羁縻政权，任命当地的大姓首领为刺史。当时在侗族地区设立的州郡有羁縻晃州（大体包括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全境以及芷江和贵州天柱的一部分）、叙州潭阳郡（领龙标、潭阳、朗溪三县，包括今湖南的芷江、会同、靖州和贵州的锦屏、天柱、黎平东部）、思州宁夷郡（包括今贵州的岑巩、石阡、玉屏、三穗和镇远东部）、古州乐兴郡（包括今贵州的从江、榕江和黎平的西南部）、融州融水郡（包括今广西三江、融水和龙胜西北部）。唐末五代时期，封建王朝衰落，无力统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侗族中的大姓土豪自称“峒主”，分管诚、徽二州，辖十个峒，今天的靖州、会同、芷江、绥宁、通道、黎平、锦屏、天柱等地均属“十峒”范围。峒作为侗族社会内部的行政区划，峒中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由“峒主”把持。

北宋时期，侗族的首领们先后归附封建王朝，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朝廷则让他们世袭土官。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诚州十峒首领杨通宝向宋朝“纳土”。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首领向光普投宋，被封为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境内）刺史。大观二年（1108年），靖州西道杨再立献土地，周围三千余里，户四千五百，人一万一千。朝廷皆封他们为刺史官职，但并未给他们刺史的权力。宋代，由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强大影响，侗族的政治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王朝势力能影响到的地区，“峒首”们也开始创立城池，比附王民，建立学堂。据《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诚州附近的首领已经“创立城寨”，“使之比内地为王民。”而那些住在“峒首”城堡附近的“峒丁”已慢慢地变为“熟户”，那些边远山区则被称为“生界”。

元朝对侗族的统治沿袭了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征服“九溪十八峒”，侗族地区的土官们大部分归附元朝，朝廷“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立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收服五开（今贵州黎平县）和古州（今贵州黎平西北和锦屏一带）等侗族地区，得到223峒，人口15000多人。朱元璋对于归附的土官均原官授职。1414年，明王朝设立黎平、新化二府，委任流官直接管辖土司，侗族地区出现“土流并治”的统治局面。

洪武十一年（1378年），黎平爆发了在吴勉领导下的侗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军直捣靖州，席卷侗族地区，古州一带的12个长官司皆支持吴勉。起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众，公推吴勉为“铲平王”。随后起义军占领黔桂交界地带，威震湖广。洪武十八年（1385年）八月，明朝令汤和为总兵，随同楚王朱祯领兵30万镇压。上黄一战起义军失利，吴勉被俘就义。明朝在侗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屯、堡等军事机构，进一步加强对侗族地区的封建统治。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在今锦屏县地设置铜鼓卫，屯军18000余名，圈占土地354顷，在锦屏上婆洞一带又爆发了林宽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清初，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的统治仍然因袭明代的“土流并存”，但土司的实权已趋削弱，均受到流官的节制。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部分卫、所进行调整，加强了流官的控制。1725年改五开卫和铜鼓卫隶属黎平府，1727年又改铜鼓卫为锦屏县，改五开卫为开泰县，改平溪卫为玉屏县，改清浪卫为青溪县。1729年，黎平知府张广泗，“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陈清大帅购募通事，统兵剿抚，略定其地。”平定了雷公山周围的苗侗地区后，在榕江和剑河分别增设古州厅和清江厅。通过改土归流，侗族基本上被纳入了流官的统治范围。乾隆二年（1737年），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宋奏：“贵州于深山邃谷招募屯田，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目今残败之余，潜居岩穴，觅食维艰，待至秋成，必聚众催命为变，残杀掳掠，不可不予筹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侗族地区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末，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又爆发了姜映芳、姜芝灵、梁维干等领导的侗族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20年，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利用封建上层人物充当伪乡长、保长和甲长，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再加上天灾，侗族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1920年7月中旬，天柱县暴发瘟疫，城中病死300余人。1925年，天柱大旱40余天，田土龟裂，粮食无收，继而水灾爆发，斗米价涨1200文，加之当年瘟疫流行，死者甚多。1926年侗族地区发生灾荒，人们只好挖蕨根、吃野菜度日，饿死的人不计其数。黎平岩寨共20余户，当年全部饿死。侗族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提起丙寅年，两眼泪涟涟，饥荒加匪患，尸骨像杉山”。

1949年11月，侗族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本民族的解放，长期处于苦难深渊中的侗族人民获得了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民族访问团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到侗族地区访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侗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并了解侗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民族团结。1951年至1952年，侗族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53年至1957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总人口数为2879974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侗族的人口数为3495993人。

侗族曾有过较为原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古代的侗族社会有一种“款”的社会组织。“款”是村寨间或地域性的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又称为“合款”，主要的目的是应付外族人的入侵和盗匪的掳掠。“合款”组织宋代就有。款有小款、大款和联合大款。小款是相邻的村寨或数十寨的联盟，常以联款时的户数命名，如“千三款”，由从江县的银潭、占里、谷洞、帮土和黎平县的双江、四寨等村寨组成的一个小款，号称有1300户。“千七款”是由从江县的高千、央里、则里、德秋、会里、弄吾、平友、流架等村寨组成，即有1700户组成的“款”。大款由若干个小款组成，上述的“六洞”又称为“六洞款”，其范围包括今天黎平县的肇兴乡和从江县洛香乡和贯洞镇，224个村寨，方圆近500平方公里。侗族历史上曾有过“九十九公”联款议事，其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广西三江和湖南通道5个县的侗族村寨，是一次盛大的联款会议。

“款”的组织较严密。“款首”从寨老中推举担任，无任职期限，有事则主持款会，无事则在家务农，无报酬，是一种义务性的职务。“款脚”，即专职的通信联络员，负责与各寨的通信联系，承担鼓楼火堂用柴和遇警击鼓报信，其生活费用由村民负担。“款坪”是款境内较适中的空旷地，是全款民众集会的地点，一般立有“款碑”。“款约”是一款之内的村规民约，由寨老和款首们议定，是款辖区内村民的行动准则。“款军”由款内的壮丁们组成，是抗敌御匪的主要力量。联款之内，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军事问题，都要召集款众到款坪集会，名为“起款”，平时逢农闲时节则组织各寨举行赛芦笙、斗牛、讲款等娱乐活动。

“埋岩”也是侗族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其在集会时将条型石头的一截埋入土中，故名。埋岩起源很早，侗族大部分地方已没有留下这种制度的遗迹，只有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部分侗族村寨还可以看到残存的埋岩制度和岩规，在滚贝侗族乡还保存有八处完整的岩，其中有滚贝村的处理田产岩，同乐村的处罚偷盗和拐卖人口岩，尧贝村的联合防匪岩，吉羊村的处理婚姻纠纷岩，大云村的男女交往应守侗规岩，之朵村的对付杀人放火岩，必伞坡的对付官兵骚扰岩，尧岜村的侗、苗、汉通婚岩。在执行埋岩制度的地方，埋岩是维持社会安定、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生产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和原始的立法形式。岩也有大岩和小岩之别，大岩指地域范围较大的埋岩。小岩则指一村一寨之岩。每岩都有岩主，民间称为“执斧头的人”，负责埋岩会议。

过去侗族的村寨都由寨老们来管理，寨老又称为乡老。他们大都是寨内有声望的族长和头人，也有少数是青壮年。他们都能说会道，懂得本寨历史和风俗典故，办事公道，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寨老没有特定的经济收入，依然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村寨办事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公益。寨老的职权是主持召开本寨村民会议、代表本寨参加合款会议、负责制定款约和执行款约、维护社会秩序、调解各种纠纷、带领寨民抗敌、参加合款联防、指挥作战、组织公益事业、组织宗教祭祀活动、组织村寨间的联谊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侗族的寨老制已成历史的陈迹，但老人管寨的遗风还存在，很多村寨还组织有老人协会，协助行政做好卫生、防火等工作，发挥老人的积极作用。

“卜拉”是侗族进入到父系社会以后的社会组织，由若干个血缘关系较近的家庭组成，以男性为中心。一个卜拉少则三四十户，多则一二百户。过去卜拉有自己的族长，有行为规范，有公田、公山等公产。通常一个侗寨居住一个或数个卜拉。流行建鼓楼的地方，每个卜拉都建有自己的鼓楼。鼓楼是卜拉力量的象征，也是集体活动的场所。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以卜拉为单位进行。不属于该卜拉的村寨或成员均被排斥在活动之外。从外面迁入的零散家庭要想在寨中立足，必须加入到本寨的卜拉。由于非宗族成员的加入，卜拉不再是纯血缘集团，而是以血缘集团为主的基层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卜拉都影响和制约着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共同抵御外侮的共同体。各个家庭的婚丧喜庆活动都是以卜拉为单位进行；年老体弱、鳏寡孤独者，卜拉各家都自觉照顾；成员之间产生纠纷由卜拉内部解决。在改革开放以前，卜拉在一些侗族聚居地区仍起相当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由于人口的流动，成员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很多地方的卜拉观念已渐趋淡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地区陆续建立自治地方，主要有龙胜各族自治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还建立了30多个侗族乡。

侗族信仰多神。山神、土地神、水神、井神、树神、石神、火神、雷神均是崇拜的主要对象。

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人死以后，灵魂就离开躯体回到祖先住的地方，因此虔诚地崇拜祖先。

南部地区崇拜众多的女性神，称之为“萨”，意为祖母。女性神中有镇守桥头的女神，有传播天花的女神，坐守山坳的女神等等。在众多的女神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尊神“萨岁”，她神通广大，主宰人间的一切。黎平、榕江、从江、龙胜、三江、通道等地的侗寨都建有“萨”的神坛，神坛有专人看护管理，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烧香敬茶，每年的新春是寨人祭“萨”的日子，届时举行盛大的祭典。平时寨中男女歌队出行，戏班演出，举行芦笙赛会或进行斗牛活动等，都要事先到“萨”坛前祭祀，以祈求平安顺利。传说这位“萨”是古代侗族的一位女英雄。

侗族还信奉佛教和道教。明清以来侗族地区建有不少的寺庙和道观。部分地区信奉巫教。有的地方受汉族的影响，还信奉雷祖、五昌、五岳、飞山、文昌、关圣帝诸神。

侗族以大米为主食，也食用小米、玉米、小麦、高粱、薯类，但一般为调剂口味而搭配。肉食以家养的禽畜为主，有猪、牛、羊、鸡、鸭、鹅等，尤喜食鱼类。蔬菜品种较多，以青菜、白菜、萝卜、茄子、豇豆、黄瓜、南瓜、冬瓜、白瓜、辣椒最为普遍。妇女们经常上山采集野生竹笋、菌子、蕨菜等佐餐。男人们农闲时猎取野猪、竹鼠、山鸡、鸟雀等食用。

酒在侗族饮食中有极重要的位置。酒多以糯米酿成，家家都会自酿自烤。侗家好客，以酒为礼，以酒为乐，平时则以酒消除疲劳。糯米、油茶、腌酸和鱼是侗族人民最喜爱的传统食品，这类食品与民族习俗息息相关，被公认为是侗家风味。

大部分地区日进三餐，很多地方早餐吃油茶，而把午餐称为早饭。进餐时一般都摆低桌短凳，使用碗筷，合家围桌而食。有“牛瘪”、烧鱼、血浆鸭、红肉等特殊食品。

以“油茶”、“酸宴”和“合拢饭”款待宾客。

侗族服饰的衣料，过去以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为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普遍使用机织细布，自织的侗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物。侗族服饰多种多样，不同年龄、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装饰，有左衽、右衽、对襟；有布扣、铜扣、银扣；有裤装、裙装；喜青、蓝、黑、白各色；有头饰、颈饰、胸饰、腰饰、手饰、脚饰等等。

其中头饰达50余种，以银饰为主，有银花冠，银簪、银梳、银发链、银耳环、银耳坠、银耳线等。妇女盛装时，唯见银光闪闪。妇女的发式较特别，分前、后、左右挽髻或盘发辫于头顶，有明显的地区差别。

侗族居住的村寨一般具有依山傍水的特点。侗寨一般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寨边梯田层层，寨脚溪河长流，寨头村尾树木参天。大的侗寨六七百户，小的二三十家。侗寨的房屋建筑，一般是用杉树建造的木楼，有一至二层的小楼房，也有三到四层的大高楼。近河或陡坡的寨子，依地形建造吊脚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牲畜或堆放草料杂物。侗寨一般由民居、鼓楼、寨门、寨墙、戏台、禾仓、禾晾、水井、石板路、池塘、排水沟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和设施组成。在南部地区，绝大多数村寨里建有供奉“萨”的神坛。祖公建村立寨，首先要择地建立鼓楼和“萨”坛，然后才规划道路、布局民房。

鼓楼是侗寨中最具特色的建筑物。一般的村寨建有一座到两座，较大的寨子四到五座。鼓楼是一种木结构重檐建筑，建筑手法综合了中国木结构的“井干式”、“穿斗式”和“抬梁式”工艺。鼓楼底部一般呈方形，少数呈六面形，中央设有火塘，四周配有长凳，是鼓楼的实际使用部分。多数楼内不分层，贯通到顶。外廓密叠的层檐为装饰性楼层，飞阁重檐，层层而上，气势雄伟。重檐层数均呈单数，从3层到15层不等，形式有四面倒水、六面倒水、八面倒水等数种，每层都有飞檐翘角，檐板绘有反映侗族风情的彩绘。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一带的鼓楼多为楼阁型，贵州黎平、从江一带的鼓楼多为宝塔型。从江的增冲鼓楼、三江的马胖鼓楼和通道的马田鼓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鼓楼建筑的杰出代表。鼓楼不仅是侗族建筑艺术的结晶，更是侗族文化的载体。古代以来，凡聚众议事，制定村规民约，调解民事纠纷，抵御兵匪等重大活动均在鼓楼进行；逢年过节，迎宾送客，对唱大歌，“多耶”踩堂等均在鼓楼进行；平时闲暇，人们则聚集在鼓楼休息，谈论家常、讲故事，弹琵琶、唱古歌，或说古论今。

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河必有桥。桥梁大都建筑在村前寨尾的交通要道上，有木桥、石拱桥、石板桥、竹筏桥等。其中名为“风雨桥”或“花桥”的长廊式木桥，以独特的艺术结构和高超的建筑技巧闻名中外。

风雨桥长四五十米至百米不等，宽五至六米。以青石砌墩，用巨大的杉木连排作桥身，上建桥廊，并在桥的两头和中间建有鼓楼式的阁楼，上覆青瓦，桥的两边设有栏杆长凳，供行走之人遮风避雨和休息。在侗乡风雨桥到处可见，南部地区临近村寨的溪河上几乎都建有风雨桥。

广西三江集风雨桥之大观，有大小风格各异的风雨桥108座，其中的程阳永济桥和岜团桥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贵州黎平的地坪风雨桥、湖南通道平坦的回龙桥和皇都的普修桥都是侗族地区著名的风雨桥。

风雨桥和鼓楼都是由侗家工匠设计建造，不用一钉一铁，全用榫头卯眼套扣接合，牢固异常，可延二、三百年不损。在侗族山区，还有许多供人休息的凉亭，叫“风雨亭”，建筑也很精巧雅致。

侗族的家庭是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小家庭，两代或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很普遍。这种大家庭通常是祖父母、父母与最小的儿子居住。

一般情况下，儿子成婚以后，生育了儿女便与父母弟妹分居。分家时，要请舅父及族中的长辈到场，所有的田地、耕畜、房屋、家具、农具等由儿子们按人数均分。

家庭中老人受到尊重，分家时要先留下父母的“养老田”。“养老田”随父母，父母跟谁居住便由谁耕种。家庭财产通常只有男儿才有权继承。

南部方言区，女子可享有母亲陪嫁的田地以及平时自己积蓄的私房。

在有女无儿或儿女全无的家庭中，可以招赘或立嗣传承。绝后家庭的一切财产则按照“有房归房，无房归戚，无戚归众”的习惯法处理。

侗族的民族语言为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侗语以锦屏县南部侗、苗、汉民族杂居地带为界，分成南北两个方言区，每个方言又因各地语音的不同又各分为4个土语。侗语方言的形成明显带有受汉语影响的印记。相对而言，北部方言区的侗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交往较密切，懂汉语汉文的人较多，汉文化水平的程度也较高。因此，语言中吸收汉语词汇和使用汉语语法形式较为普遍，语音也趋于简化。而南部方言则保持较古的面貌，元音分长短，有一套完整的促声韵。

侗语虽然形成了两个方言，但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大，内部比较统一。南北方言的语法规则基本一致，方言之间的同源词平均超过70%，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接触就能通话。

新中国成立以前，侗族人民有语言无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积极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解决文字问题。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对14个县22个点的语言进行调查，正式着手侗文的设计工作。1958年在贵阳召开有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区）侗族代表参加的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正式通过了侗文方案（草案）。侗族人民第一次有了本民族的文字。

新创制的侗文是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以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贵州省榕江县车江话的语音为标准音。侗文的创制和推广对侗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侗族地区被人们称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

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抒情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开天辟地、万物来源的神话以及豪放悲壮的英雄史诗，有叙述祖宗迁徙的古歌，有歌颂青年男女坚贞不渝的诗篇和控诉阶级压迫、叙述劳动人民疾苦的长诗。

农民起义领袖吴勉、姜映芳的故事和“珠郎娘美”的传说，更是叙事诗歌里动人的篇章。

民间的故事传说，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表现手法富于浪漫色彩，体现了侗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追求自由、战胜邪恶的善良愿望和乐观主义精神。

唱歌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成为社会风习。侗族大歌，琵琶歌，拦路歌，均是侗族音乐的优秀代表。

“大歌”是侗族音乐中的精粹，主要特征是在音乐上形成了复调结构与表现手法。侗族民间有传统的歌班、歌队组织，每逢节日或歌队出访或迎接歌队来访，以对唱“大歌”而获得声誉。歌班演唱时，领唱与众人合唱相结合，分出高低音声部，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最完美的民间合唱，被誉为“天赖之音”。

侗族舞蹈有芦笙舞、“多耶”舞、耍龙舞、狮舞等。

芦笙舞曲调繁多，舞姿有“鱼跃”、“斗鸡”、“盘龙”等10多样，秋后赛芦笙，参会的芦笙上千架，方圆数十上百个村寨参加，观众达上万人。

“多耶”舞是侗族古老的歌舞结合的舞蹈形式，活动时，参加的人手拉着手或以手搭肩围成一圈，有节奏的踏步徐行，歌词由一人领唱众人合，是侗族地区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侗戏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

侗戏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由贵州黎平腊洞的吴文彩（约1798-1845年）首创，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有民间戏班近500个，传统和现代剧目近千出。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剧目经过不断的挖掘和提炼，无论在主题上或艺术形式方面都更趋于完善，反映侗族人民新面貌的现代剧目也日益增多，深受观众的赞扬和喜爱。侗戏的伴奏乐器主要有侗族民间乐器琵琶、牛腿琴以及二胡、铃、锣、钹、鼓等。

侗族的民间手工艺制品种类繁多，有刺绣、挑花、编织、彩绘、雕刻、剪纸等，大都实用美观，特色鲜明。

侗族妇女善刺绣、挑花，图案有花鸟鱼虫和飞禽走兽，绣于胸襟、领襟、袖口、头巾、枕巾、被面、背扇、袜底为饰，形象生动，色彩绚丽而调和。编织有色彩鲜艳的侗锦，图案精致的侗帕和形式多样的花腰带。

彩绘一般见于鼓楼，桥梁，庙宇的栋梁、檐板及匾额上，多采用工笔画法，内容多采自汉族历史故事和侗族民俗风情，也有各种鸟兽图案，色调鲜艳，神态生动。其它如雕刻、剪纸，以及日常生活常用的竹、木、藤等的编制，也都精致实用，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侗族一年中的各种节会活动不下百处（次），仅黔东南侗族地区一年之中就有各种节会活动84次。有全民族普遍过的节日，也有一村一寨、一族一姓的节日。

春节、活路节、尝新节、三月三、林王节、牛神节、芦笙节、花炮节、大雾梁歌节、四十八寨歌节、斗牛节等节会最为隆重。

节日的内容广泛，涉及时令、生产、祭祖、信仰、姓氏、英雄、爱情、娱乐、体育等。

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侗族还有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族传统节日。

侗族社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每逢节日，农闲或劳动之余，姑娘和小伙子们便聚在一起唱歌游玩，用歌声来播种爱情的种子。这种社交活动南北地区有所不同，北部地区是白天在山坡上进行，称为“玩山”或“赶坳”，聚会的地方叫“花园”；南部地区通常在晚上的家中进行，男方称“走寨”，女方称“坐夜”，习惯称为“行歌坐夜”。

侗族的婚姻，一般都经过“说合”、“订婚”、“迎娶”等过程。北部地区还有“讨八字”的习俗。

解放前，曾流行姑舅表婚，姑妈的女儿要优先嫁给舅家为媳。女子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婚后新娘即返娘家，遇有农忙、节日或重要事情，接回夫家住数日后又返娘家，有的往返数年，直到怀孕生子后才长住夫家。

侗族丧葬实行土葬。

正常死亡的成年人可以埋入祖上的坟山，非正常死亡的人或未成年人夭折则埋于僻静的荒野。

贵州从江和黎平一带过去有“停棺待葬”的习俗，人死入殓后将棺材停放在郊外，等待本房族与死者同年同辈的人都死后，才一同择日安葬。

粟裕：开国大将。

王天培：北伐名将。

杨至成：开国上将。

杨伯涛：抗日名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军军长。

龙大道：革命烈士，中共早期高级干部，上海工人运动负责人之一。

林三湘、林四湘：双子组合成员，侗族文化形象大使。

吴虹飞：知名记者，中国摇滚乐队“幸福大街”的主唱。

李婷：中国跳水运动员，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得主。

陆永：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重男子85公斤级金牌得主。

卓定涛：2009年度中国十大原创歌手，09年度获得美国总统提名奖项“奥马奖”得主。

杨励：80后书法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广西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创作委员会主任、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等级考试高级培训师。2012年被评为“广西十佳双优书法家”称号。

刘文杰：2009年加入信乐团成为主唱。

毛若懿：2013年timez组合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