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在理论界数年调研基础上，中央不失时机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得以合理匹配，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观察问题，看到病症很重要，找准病根更重要。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已在供给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在递减，而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同时不少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导致人们出国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药品、牙膏。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在抓好需求侧管理的同时，“只要我们把握正确方向、奋力开拓进取，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就一定能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供给侧改革，怎样才算是基本成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在6月24日第十六次长安街读书会暨“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道路”读书学习活动中用形象直观的语言做出了解释：“要改到生产要素、产品与服务领域的排队现象消失，价格机制可以灵活地调节供给和需求，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时供给侧改革就算基本成功了。”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人们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人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新政策所导致的“跟风效应”经常迅速导致政策的扭曲。这方面，我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发生美国2008年之前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复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则在走向反面，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适当财政刺激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进行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

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例如体育设施建设，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爱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的健康则大大减少了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的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

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长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能过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导致了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因为人们只盯着农民口袋里面的钱，农民进城并非是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也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江河治理等项目

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

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里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

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荒唐的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都在大力抓虚拟经济，不仅忘记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减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讯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

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而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很多企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需求调控转到供给方面的调控，其中会碰到一系列难题，需要加大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大家都知道，发展方式的转变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关停并转，这样就容易产生问题。

供给侧改革必须把核心内涵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的命题上。我们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