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

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许多措施以满足各方要求，包括任命自由派的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政部长，以接替被暗杀身亡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

1904年12月12日，沙皇发表一份诏书，包括同意扩大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权力、为工业劳工建立保险制度、解放异族阶级、以及废止审查制度，意图向反对势力妥协，但关键的全国代议立法权仍未被纳入。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入意图瓜分清帝国的列强行列，俄罗斯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等地与日本屡起争端，1904年日本因与俄罗斯对东北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谈判未获回应，同年2月6日日本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员，2月8日日本对俄罗斯开战，俄军虽有较日军先进的军备，却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引起俄国军政的震撼与自信心受创，民间亦对沙皇的领导产生疑虑及不满。

1904年12月，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Путиловский завод，拉丁化：Putilovsky Zavod）发生罢工，圣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

1905年1月22日（儒略历1月9日）清早，东正教神职人员盖庞神父（又译作加邦神父或葛朋神父）带领一个为数约三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遭受到的欺压，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合理的待遇。

尼古拉二世从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当天不在冬宫，当时负责守护宫庭的武装士兵，列阵与示威群众对峙，而聚集的民众已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大家手拿着圣像、沙皇图像，唱着圣诗与爱国歌曲，士兵后来对空鸣枪示警，不久之后便向群众射击，民众在惊慌中逃亡而争相推挤。官方宣称伤亡人数为96人死333人受伤，反对势力宣称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保守估计约1,000人伤亡。此一血腥镇压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怒，俄国人民不再寄望沙皇，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工在各地发生。

亚美尼亚-鞑靼战争

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从19世纪加入的新领土，有多个民族定居在此，其中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当时称为鞑靼人）虽然比邻而居，却因宗教与文化差异而时有冲突。

1905年2月，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不久，传出一名穆斯林遭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员杀害，引发两族的对立，于是在巴库发生大规模的族裔攻击事件，接着5月在纳希切万、8月在舒沙、11月在占贾。

波兰独立要求

以沙皇为共主的波兰会议王国，深受日俄战争带来的不景气所苦，1904年下半年，超过10万波兰工人失业。

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后不久，在波兰的工业重镇罗兹，工人以“打倒独裁！打倒战争！”为口号，进行大罢工，同一时间，在华沙与其他工业中心，陆续发生罢工、示威或游行。同年的1月28日，在波兰社会党与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策动下，呼吁大规模罢工，波兰全境超过40万工人加入，持续了4个星期。当时示威民众同时要求改善工人环境，以及给波兰人更多的自治，2月开始波兰的大学生加入示威，后来甚至有中学与小学的学生加入，学生抗议俄罗斯化并要求学习波兰语的权利。

沙俄政府向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作出了让步，但部份示威民众尤其是工人仍然不满，沙俄政府已失去耐性，5月1日在华沙的一场游行中，沙俄警察开枪镇压，有30名工人被枪击。到6月中旬在罗兹，沙俄警察在其中一场示威游行中开枪杀死了约10名工人，6月20日至21日，死者出殡时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21日当天，游行群众与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相遇，游行群众向骑兵投掷石块，哥萨克骑兵开枪还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当天晚上愤怒的群众开始攻袭警察和巡兵，并杀死不愿投降者，遂演变成暴动，波兰历史称之为罗兹暴动事件。6月23日，沙皇签署了戒严令，俄罗斯步兵军团进入发生动乱的城市，逮捕了部份滋事民众，当时的民族运动团体认为不敌军队而自制，动乱终在6月25日平复。

面对国内的动荡，沙俄政府回应迅速，1905年1月18日，沙皇解去内政部长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职务，委任亚历山大·布雷金接替。另一方面又任命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令其调查圣彼得堡与邻近地区工人们不满原因；该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辛德洛夫斯基带领，成员有政府部门人员、国营工厂厂长、以及民营工厂老板，并邀请工人代表加入，但在社会主义人士抵制下，工人没有选出代表，社会主义人士更试图转移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到2月20日调查委员会在从来没有开始运作情况而瓦解。

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遭社会革命党分支党员伊瓦·卡利亚耶夫（Ива́н Плато́нович Каля́ев）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于车厢内，谢尔盖大公当场被炸死。2月17日（儒略历2月4日）当天，尼古拉二世决定同意作出新的让步，3月3日（儒略历2月18日）颁布《布雷金诏书》（Булыгина был дан Высочайший рескрипт），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农地的费用。

1905年5月24日至25日，约300名来自各地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代表，齐聚在莫斯科召开了3场会议，会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6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一名郡县议会代表，会后由谢尔盖·特鲁别茨可伊王子与费奥多罗夫代表沙皇回应，表示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1905年10月，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诉求大规模的罢工、抗税与提领银行存款。

1905年8月19日（儒略历8月6日），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国家杜马（即俄罗斯国会），惟因限制选举方式，并仅授予轻微的权力，当消息透露，动乱加剧，引发10月的大规模罢工。

10月份，由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等人所撰写的十月诏书，呈给尼古拉二世批阅，内容大致沿自9月份地方自治会所提要求，允许多项基本公民权利，还包括组织政党、延伸普选权、赋与国家杜马作有中央立法权，尼古拉二世与大臣争论并考虑了3天，一来基于避免再度发生杀戮，二来是没有优势军力足以掌控全局，尼古拉二世最终在10月30日（儒略历10月17日）签署了此一诏书。

当诏书公告，各主要城市舆论随即表示支持，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动乱，要不宣告结束，又或迅速地瓦解，政府在同时间特赦政治犯，让步接踵发生。社会上虽仍有反对变革的保守份子，但整体政局的发展已不可复返。

正当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满意10月诏书的结果，准备国家杜马选举，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与革命人士则遣责选举，并呼吁武装起义以终结沙皇统治。

1905年11月在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海军少校彼得·施密特公开演说，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民众响应他的号召，在监狱前示威但受到机关枪开火驱散，随后几天，施密特到议会与墓园演说，最后在墓园被逮捕，并令其退伍。11月26日，巡洋舰奥恰科夫号（Очаків）兵变，舰队其他船只陆续加入，施密特受邀出任叛军指挥官，叛军人数最后达8200人。

11月28日，施密特登上奥恰科夫号，并发送电报给尼古拉二世要求召开宪法会议；沙俄军队约10000人，向叛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3小时后仍未获回应，沙俄军队遂向叛军的军舰与军营开火攻击，约90分钟的时间，叛军中队便被沙俄军队击败，施密特、他的儿子与其他生还者被捕。1906年2月，施密特与其他叛军首领判决死刑，同年3月19日伏刑。

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发生的同一时间，刚完工的环贝加尔湖铁路（Кругобайкаль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被抗议的群众，以及因日俄战争结束而解甲的士兵们所控制，沙皇派效忠的特遣部队沿西伯利亚铁路清剿收复。

最后的起义事件发生在莫斯科，1905年12月18日（儒略历12月5日）至20日（儒略历12月7日）间，由布尔什维克党员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罢工，12月20日政府派军队入城，以扫街方式驱散示威民众，演变成街头暴力斗殴，一个星期之后，沙俄护卫队（Ле́йб-гва́рдия）派驻部署，并使用大炮来驱散示威民众与炮轰工人守区，到12月31日（儒略历12月18日）估计已有1,000名民众死亡，部份的城市变成废墟，布尔什维克宣告投降。

1905年12月，沙俄政府颁布了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订于1906年3月进行选举，限25岁以上男性国民为合格选民，并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选票，给以不同的权重，例如地主就比农民与工人有较高的选票权重。

有多个参选的政党因应选举而组成或合法化，主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宪政民主党、农民代表的劳动团体（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拉丁化简称Trudoviks）、另一少数自由派联盟10月17日联盟（又称十月党）、以及由地主组成的保守联盟等；最后当选共566人，主要有179名宪政民主党员、136名劳动团体党员、121名非俄罗斯民族代表、18名社会民主劳动党员、17名十月党员。其他左翼社会主义人士、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抵制杜马选举。

1906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在国家杜马开始运作的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了《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定义了政府架构，沙皇为绝对的领袖，完整控制行政、外交政策、教堂事务以及军事武力，限定了国家杜马的政治位阶，国家杜马议员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大臣会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指派，法律制定必须经由国家杜马与大臣会议核准，惟最终必须由沙皇核准才能生效，若国家杜马在休会期间，允许立法程序可由大臣会议转给沙皇核准，无需待国家杜马开议。

1906年4月，大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被指派负责筹措近 9亿卢布的借款，用以重建俄罗斯财政，大臣会议主席一职由伊万·洛吉诺维奇·戈列梅金接任，同年5月6日，再改由彼得·斯托雷平出任。

当时倡导革命的激进份子，发动多起的刺杀行动，多名警务人员与官员被杀，为能可以压制恐怖主义，斯托雷平导入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允许迅速逮捕和审判，1906至1909年间，超过3,000名嫌疑犯被判有罪而遭绞刑。时人皆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领带”（俄语：столыпинский галстук）。

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农阶级，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从1906年10月开始，至1917年沙皇被推翻其间，俄罗斯农村的面貌不断改变，农地持续私有化，农民可以世袭农地，原本零星的土地变成大面的农地，也因此大量提升了农业产出。

1904至1907年间，除了频繁的社会运动外，也是恐怖暗杀的高峰期，社会革命党格斗组织、波兰社会党格斗组织与布尔什维克格斗组，策动了多起针对大臣、公务员与警务人员的刺杀或抢劫案件。

190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在沙俄附属国芬兰大公国，芬兰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大规模罢工，由约翰·科克（芬兰语：Johan Kock）领导的第一代芬兰赤卫队（芬兰语：Punakaarti）成立，罢工期间在坦佩雷发表红色宣言，要求解散参议院，实行普选、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审查制度。

宪法专家们的领导人物，芬兰裔的利奥·梅彻林参与撰写了十月诏书，因此终止了芬兰大公国从1809年开始运作，由各国民等级代表组成的波尔渥国会，于1906年筹办芬兰议会，1907年举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不限制女性权益的普选，选出了第一届议会议员。

爱沙尼亚为沙俄在大北方战争取胜后，1721年从瑞典取得的土地之一，后成立了爱沙尼亚省，19世纪因抗衡俄罗斯化政策，爱沙尼亚民族意识萌发。1905年1月，在血腥星期日发生后，爱沙尼亚人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普选以及国家主权，10月16日，沙俄军队在塔林的街上市场向集会开火，造成94死200伤。

十月诏书发布后，爱沙尼亚人表示支持，爱沙尼亚旗帜首次公开，亚安·托尼森借机扩大爱沙尼亚人的权利，成立爱沙尼亚民族进步党，为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政党；另一个更激进的政治组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工人联盟在差不多的时间成立。

11月27日，民族进步党在塔林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800名代表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支持托尼森，而激进派则支持亚安·梯孟特，最后投票决议通过向沙俄要求实施政治自治、限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以及终止俄罗斯化。

1905年12月，社会主义社团领导人物康斯坦丁·帕茨，在戒严中的塔林召集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引发工人在郊区抢劫或焚烧庄园房屋，共有160处庄园被洗劫一空，沙俄军队奉命前往镇压，328名爱沙尼亚人被当场枪毙或被捕后绞死。帕茨与梯孟特分别逃往国外，两人后来都因被控反叛罪而判处死刑。在第一届和后来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爱沙尼亚民各选出5名代表派往议会。

对于这次革命，当时与后世名人学者的评论，多持正面评价，认为因有这一次革命事件，而让主张推翻沙皇帝国统治的社会主义人士，发现工人革命的可行性，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更创立了苏维埃组织，培养了许多的革命家，总体来说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事件。

众多评论中，最著名的是列宁，他称这一次革命为“总演习”，留下名言：“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当时清末文人梁启超，曾于血腥星期日发生后不久，发表《自由乎？死乎？》评论专文，文中引述“路透电”、“柏林电报”、“伦敦电”以及“连日各地电报”，详实说明事件发生与各地反应，文中评论：“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于危坠，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又综合引述各地电报，说明了当时欧洲各国的舆论情形：“全欧各国，殆无不以此事为一大事，诸报馆皆表同情于俄民，无一袒俄廷者。内中与俄同盟之法国激昂特甚。其报纸大率谓市民不持武器，为平和之要求，俄廷以强暴手段待之，实无理之甚云云。又某新闻纸谓俄太后俄皇为坡鳖那士德夫之傀儡，日被玩弄于股掌上，至今迷梦不醒，实属可怜。比利时素表同情于俄，今次亦大加非难。其新闻纸多以俄皇此次之出奔，与一七九一年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出奔相比较。比国人民，愤俄廷举动既极，本月二十三日晚，至有在俄国公使馆门前为示威运动以表敌意者。警官弹压，仅乃无事。各国纷纷募义捐，以恤俄国被难之民。各国中惟德国对于此事，视之稍冷淡。“文中最后称之为“俄国革命”，且说明当时他与他的同侪，无不关注此一事件的发展。

后来的全联盟共产党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国外期间，于1939年所发表的《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文中一开始便说明：”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文中他称是次革命为“第一次革命”，并引述了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言行，以及他的想法，以阐明1905年的革命事件，如何影响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革命论述，认为因此产生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