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俗讲的宗教色彩逐渐淡薄，不限于讲说佛经，而较多的接近现实社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此受到正统派僧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文叙曾被冠以“假托经论”的罪名，屡次遭到杖脊和流放(宋赵□《因活录》)。可见俗讲内容的世俗化已非严酷处分所能禁止。其后，俗讲完全脱离了宗教，成为民间说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突破了宗教的局限，其题材愈加广阔，音乐上日趋民族化。敦煌发现了一些非宗教性的变文，如历史故事《舜子至孝变文》、《列国传》(伍子胥过昭关故事)、《秋胡变文》、《明妃曲》（一题《王昭君变文》），叙说唐朝时事的《西征记》（一题《张议潮变文》），民间故事《韩朋赋》等。俗讲的名称，始见于唐初，实即六朝以来的斋讲，乃是应用转读、梵呗和唱导来作佛经的通俗讲演的。本来随着佛经的传入，就有转读（即咏经）和梵呗（即歌赞）的发生，另外又有唱导的继起。唱导原为说唱教导之意。从讲解经论义理，变为杂说因缘譬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教义，这就是慧皎所谓“宣唱法理开导众心”（《高僧传》卷十三唱导）之法。唱导与俗讲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均以因时制宜随类化俗为主要的方法与目的，并且所用材料亦大致相同。《广弘明集》卷十五有梁简文帝《唱导文》一篇，王僧孺《礼佛唱导发愿文》一篇，巴黎图书馆所藏《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及伦敦博物馆所藏《回向文》，其体例与《广弘明集》所收，俱约略相似。因此俗讲制度的一部分也可溯源于唱导。俗讲开始时，只有讲经文一类的话本，后来渐采民间流行的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的作用。但变文与讲经文的体制不同，也别有其渊源。中唐时代，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宝历二年（826）敬宗还亲临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敬宗纪》），由此推知其开讲时当有庄严的仪式。近人发现巴黎图书馆藏P．3849号敦煌卷子一卷，纸背文字二段，一为《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一为俗讲仪式，后附虔斋及讲《维摩经》仪式。所记俗讲仪式有作梵、礼佛、唱释经题、说经本文、回向、发愿等，与讲经仪式无大出入，唯多说押座一式，这大概是俗讲所特有的。此外参加俗讲的也有法师和都讲，法师主讲，都讲唱释经题，与正式讲经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