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脔亲炙，桃李亲栽，由于著作等身，声誉日隆，不少书院都慕名请俞樾授课，一时“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其中也包括德清前溪书院与德清学子。”同治六年（1867年）冬，俞樾偕姚太夫人回德清治父葬事，选址于金鹅山之原祖茔之侧。以后每岁苏杭往返，他都要绕道回德清一次，“上先人冢”。因之任教于德清前溪书院（一名周公书院，在儒学东），只授课欠短，时断时续。他在《自述诗》中深情写道：“更向清溪向旧栖，一泉一石总留题。虽然忝窃名山席，竟未看山到剡溪。”自注说：“浙江巡抚黄寿臣前辈荐余主嵊县讲席，然竟未赴。”当他已辞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于每月之朔望仍尝亲临仙潭书院（在新市镇）授课二次，并为之撰《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并篆额，又书“敬业乐群”匾额一方，悬于门厅之上，视为校训。

除祭扫、授课以外，俞樾也眷顾故乡风物，怀思乡人。同治八年（1869年）春，他在扫墓之暇，游览了慈相寺、半月泉、宝庆寺、蟠龙石诸胜迹，作有一组怀古诗。同治十一年（1871），他专往瞻拜西门城上柳侯祠，是祠供奉柳宗元祖父柳察躬，并作《柳侯祠》志之（见《民国德清县新志》）。光绪十年（1884），他特陪孙俞陛云回德清赶县试，果不出所望，中秀才第一名。光绪十三年（1887），当故乡拱元桥坍圮亟需重修，他慷慨出银三百两资助，并欣然撰《重修拱元桥碑铭》。光绪十五年（1889），湖州各县陷洪灾，而德清尤甚，他闻之，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局。他对德清的深爱愈老弥坚，一如他在晚年所撰《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坦言：“余衰且老，犹倦倦然为吾桑梓之邦望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2月5日），俞樾八十六岁，以“美名”谢世，葬西湖三台山东麓。临终前作留别诗10首，代讣辞行。

瑞安孙诒让在《哀世丈俞曲园》挽联中称：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叱，读两平议遗书，朴学销沉同堕泪；卅年私淑，愧未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归化鹤，拈三大帙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

人民网（《关于俞樾的几点认识》）：俞樾是一位通儒，涉猎范围广泛，其学术成就以“通”见长。单就其著述而言，在具体领域的研究方面，与后世学者的成果相比，似乎不那么精深。但就俞樾而言，其学术地位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成果方面，更体现在传统学术的传承方面。他本人一再强调，其学术以“梯梁后学”为取向。俞樾的三部代表作完成于1864至1868年，对其后一、二十年的传统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章太炎在《俞先生传》：浙江朴学……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

俞樾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他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等，辑为《春在堂全书》，凡500卷。

在通俗小说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修改《三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赵景深在1956年1月所作的《三侠五义》前言中说：《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1889年俞樾初见此书，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便参考《宋史》和《默记》等加以删改；他还认为书中所叙不只三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人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就改名为《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这里反映了俞樾关于小说的学术观，可供历史小说创作的参考。

他对小说的艺术研究也很精湛，赵景深又说，俞樾对于这书的评话特性也有极好的比喻：“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评话小说；如此评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一种笔墨。”如果有人写一部《中国俗小说史》，不可不能提到俞樾。

“通经致用”是俞樾治经治学的宗旨所在。他所谓“致用”，主要是就传统道德的教化而言。他尊尚孟子的“返本”说，要求以传统道德为本；又提倡荀子的“教化成性”说，强调道德教化。故他以孔、孟、荀为“一圣二贤”。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种人性论思想，他完全用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加以对待。只要不与道德教化相冲突，他都加以吸收利用。他对一些公羊学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与发挥，以便进一步突出道德的基础地位。他将《白虎通》中的“三统”论与董仲舒的“三统”论结合起来，从而淡化了“运次”在“三统”循环中的“规律”性作用，而道德的作用因此更加突出。他又发挥“众所归往谓之王”的思想，强调为政以德的重要性。他对公羊学中的“三世”说也进行了重大修正，认为“三世”进化到一定阶段，由于诸夏的道德达到很高的水平，“夷”、“狄”与诸夏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不再有融入诸夏的可能，因此，“夷夏之辨”愈严。为解决这一思想与当时时代趋势的矛盾，他又用“小九州”和“大九州”思想加以调和。可以说，保守传统道德、担承“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成为俞樾所有学术活动的基础。

俞樾的群经、诸子研究，以乾嘉皖派汉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治学门径为依归，要求“原本经典”、“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重建诂经精舍记》，载《春在堂杂文》），反对空谈义理和迂曲之言，特别重视“因声求义”和“以意逆志”的法则。在此基础上，其治经治学又形成了自己“以疑存疑”、大胆置疑的学术个性和风格。在他看来，不管某种观点成立的理由多么不充分，只要能获得至少一条材料的支持，就应该两存其说。在《诂经精舍自课文》和《经课续编》中，他常常就同一论题出示多个答案，例如“皋比解”，他以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列出了结论迥异的五种答案。因此之故，在俞樾的著作中，既存在两存其说的情况，也存在据孤证以立异的情况，还存在自我否定的情况。这些都应该从其“以疑存疑”的立场来理解。

对俞樾这一学术风格的评价，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章太炎、黄侃等抱有微词，梁启超、刘师培、宋恕等似乎倾向于赞同的态度，钱玄同则大力提倡。客观地说，“疑则阙”与“以疑存疑”属于不同的学术风格，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学者都要受自身的学识修养和思想立场的局限，自以为有“十分之见”的结论未必绝对正确，而“疑则阙”则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贵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为乌有，后世学者因此便失去对同一问题加以重新研究的机会和条件。“以疑存疑”、大胆置疑则能给后学者留下更广的研究空间和更多的研究思路。

俞樾长于经学研究，一生著述丰富。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书，为乾嘉学派后期代表作；《春在堂随笔》《茶春室丛钞》等笔记，搜罗甚广，保存了丰富的学术史和文学史资料。

俞樾工书法有江声之风，以篆、隶法作真书，善以隶笔作楷书，别具一格。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尤工大字。如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了这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虽已八十六岁高龄，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倏然长逝了。所题诗碑成为绝笔。这块由俞樾补书诗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古雅拙朴。

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四十八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

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家庭的不幸成为俞樾愤而议废医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无助又是促成他撰写《医药说》的重要动机。

俞樾19岁与姚夫人成亲，二人一生恩爱，伉俪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一连串的病患而蒙上悲凉的阴影。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遗嫁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的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并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疯狂的袭扰这个家庭。

最让俞樾遭受重创的莫过于姚夫人的去世、长子早亡和次女绣孙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楼，悼亡歌哭，有‘月到旧时明出，与谁同依栏干’之感”。他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从此以后，他“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唯“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以销暇日”。清光绪八年（1882年）俞樾作《双齿冢志铭》。又作《双齿冢诗》，表达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应、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未能继承父业不说，给俞樾带来的创痛不可谓不深。

1882年俞樾最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绣孙聪颖超群，十岁能诗，深得老父钟爱。子女相继命丧，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后，俞樾悲伤交加，几近崩溃。俞樾一连写下15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这些诗句无不清晰地表达了俞樾的悲怆之情。妻离子散，哀歌阵阵，很难想像一个花甲老人能够承受一连串的打击。他在《哭孙妇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躯，泡梦电云十年内，鳏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奉盘盂。”流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频频照临，家境的灾难，中医药的无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怀疑甚至迁怒中医。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已感“意气颓唐，衰病交作”。在这种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的无奈心态下，作者有感而发，专列“废医”一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是情绪化的自然流露。

在世人的印象中，俞樾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是革命家章太炎的老师，更是写下五百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书》的大儒。可是这样一位大学者，他其实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而他背后的那个女人，可敬可爱更是不逊芸娘。

俞樾的结发妻子叫文玉，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姐，1839年，俞樾十九岁，他与这位打下就定下娃娃亲的童年伙伴成了婚。两人虽然情深意重，但无奈辗转流徙多年，家境窘涩，俞樾不得已和妻子住到了岳父家。没能力给妻儿一个真正的家，俞樾满心愧疚：文玉却善解人意安慰他，“吾终当与君创造一好家居耳。”

考取功名前多年，俞樾一直四处教书，文玉在家侍奉老人，抚养孩子，她每次给俞樾写信都说家里一切都安好，让他照顾好自己，从不写一点难处和压力。1850年，在得知丈夫部考第一的喜讯后，文玉在信中回了一首诗，“耐得人间雪与霜，百花头上尔先香。清风自有神仙骨，冷艳偏宜到玉堂。”既是恭喜，又是提醒他要像梅花一样傲骨铮铮。

然而，仕途刚刚开始，俞樾就因“试题割裂”被弹劾而罢官回乡，永不再用。没有一句责怪的话，文玉默默的陪着他，温言软语，但求他淡忘胸中的苦楚。

1858年，文玉38岁的时候，一家人定居苏州，俞樾从此再不问时事，一心治学。多年的风餐露宿漂泊艰辛，让文玉很早就开始掉牙。把妻子的落牙细心包好，俞樾心痛不已。

1874年，曲园建成，这是俞樾和文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忆起当年，两人相对唏嘘。可是，幸福的晚年并没有持续多久，1879年，文玉病倒了，她与俞樾道别：“吾不起矣，君亦暮年，善自保重。”1881年的时候，六十一岁的俞樾也开始掉牙了，他把落齿与那颗珍藏了多年的文玉的牙齿收到一起，一同埋在杭州俞楼后面，取名为“双齿冢”。“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忆起亡妻，俞樾眼神迷离，迷离如幼时的青梅往事。

俞氏一族自元末希贤公起，居曲园已四百余年，世以务农为生，至俞樾祖父始耕读传家。

祖父：俞廷镳（1725-1797年），字昌时，号南庄。自奉俭素，而性好施与。笃志于学，著有《四书评本》，后由俞樾集资刊刻。

父亲：俞鸿渐（1781-1846年），字仪伯，号涧花，又号三硬芦圩耕叟。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赴会试十一次而不售。通经史、善诗文，著有《印雪轩文钞》三卷、《印雪轩诗钞》十六卷、《印雪轩随笔》四卷、《读三国志随笔》一卷。

夫人：姚文玉（1820-1879年），为俞樾表姐。姚氏熟读诗书，著有诗集《含章集》，后自焚毁。

曾孙：俞平伯。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清代七百名人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书中有传。

俞樾故居

曲园，俞樾故居，位于人民路马医科43号，1963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俞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友人资助，购得马医科巷西大学士潘世恩故宅废地，亲自规划，构屋30余楹，作为起居、著述之处。在居住区之西北原有隙地如曲尺形，取老子“曲则全”之意，构筑小园取名“曲园”，宅门悬李鸿章书“德清余太史著书之庐”横匾。建筑的主要部分取名为“春在堂”。

故居占地共2800平方米，正宅居中，自南而北分五进，其东又建配房若干，与正宅之间以备弄分隔有相互沟通。其西、北为亭封火山墙相隔，中间以石库门相通；均面阔五间，以东西两厢贯通前后，组成一四合院。乐知堂西为春在堂，面阔三间，进深四界。堂前缀湖石，植梧桐，为俞樾当年以文会友和讲学之处。南面为“小竹里馆”，为当年俞樾读书之处，馆南小院栽竹。春在堂北突出一歇山顶小轩，名“认春轩”。轩北杂植花木，叠湖石小山为屏，中有山洞蜿蜒。穿山洞有折，东北隅为面阔两间的“艮宦”，乃昔日琴室。循廊西行，有书房三间，名“达斋”。出达斋沿廊南行，有一小亭，三面环水，池名“曲池”，亭名“曲水”。池东假山上有“回峰阁”与亭相对，假山中原有小门与内宅相通。亭南曲廊通春在堂。小园面积仅200平方米，建廊置亭，结构布局曲折多变，颇有小中见大之奇。

其他故居

曲园老人俞樾在苏州的故居，除了大家熟知的马医科巷的曲园外，还有三处，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饮马桥畔状元石蕴玉的五柳园、紫阳书院和大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