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编写汉语词典

他初到中国即倾全力于学习汉、满、蒙语。早在喀山神学院时便显示他学习外文的才能，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知识使他能很快地掌握汉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科书和汉俄辞典。于是他开始编纂辞典。遗憾的是比丘林的汉俄词典最终也没能问世。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了5部比丘林的词典手稿，在原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另外3部词典手稿，总计为8种。在这8部中，有一部已经命名为《汉语句重音词典》。这些词典手稿代表了比丘林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

（2）开设汉语学校

1830年，比丘林随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派出的俄中贸易考察团赴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考察。恰克图海关总长和当地的俄商了解到比丘林对汉语的精深了解，就请求他帮助在当地开办一所汉语学校。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恰克图汉语学校一直开设到1867年。

比丘林为学校编写了汉语教材，并制定了教学大纲。教学大纲中规定：学习的前两年主要进行汉语语法教学，第二年加设一门商业会话课。第3年扩大会话的内容，学习简单的文章笔译；第4年除了练习口语之外，还学习汉语句子和短语如何应用于各种社会情景，学会区分中文的文体。这份教学大纲被认为是俄国汉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份。比丘林为教学所编写的《汉语语法》是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在进行汉语教学的过程中，都曾把该书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搜集资料

他在北京期间搜集大量文献资料，1821年回国时所带文物材料重达一万四千磅，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十二箱，比前八届传教士团所带回之总数还要多。

中国边疆史地和传统文化的研究

（1）对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的研究

①《西藏志》

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译自《卫藏图识》的《西藏志》。译者在书中做了较详细的注释，附录了从成都到拉萨的道路图。这是俄国第一本介绍中国西藏的书，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年，《莫斯科通报》、《祖国之子》和《莫斯科电讯》等杂志，都有评论发表，而《北方蜜蜂》发表的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俄国东方学鼻祖之一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评论最为引人注目。先科夫斯基对比丘林的《西藏志》大加赞扬，认为此书不仅为俄国带来了荣誉，同时也为整个欧洲带来了荣誉。

②《西藏青海史》

1833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书中内容主要译自《廿三史》和《通鉴纲目》。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唐古特人的起源、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战争、征服中国、中国与唐古特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藏族人的起源、与中国的关系和战争。第二部分为：唐古特人、契丹人和中国人。书后附有西藏东北部和西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图以及古今地名对照列表。此外还附有几篇文章，介绍中国的纪年方法、度量衡和钱币。同先前出版的《西藏志》相比，此书问世后引起了东方学家更大的关注。比丘林的这部译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藏和青海历史著作，但对历史学家们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③《蒙古纪事》

在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蒙古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蒙古纪事》，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编写一部蒙古历史是摆在当时俄国东方学家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在这之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蒙古人的起源问题。比丘林的著作正好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解答。他不仅解决了当时科学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蒙古纪事》是比丘林重要的蒙古学著作，全书共分4章。第一章主要收录了他1821年从北京前往恰克图时所写的日记。第二章题为《蒙古统计评述》，是极具科学价值的一部分。他总结了以往所有关于这个地区的地理信息，为进一步研究蒙古地理创造了条件。除地理知识外，比丘林还介绍了蒙古的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社会阶层、蒙古人的职业和喇嘛教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比丘林根据汉文史料叙述了蒙古民族自远古时期到1653年的历史。第四章介绍了18世纪50年代清朝政府征服准噶尔和天山南路后颁布的律例以及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方式。

在《蒙古纪事》一书中，比丘林将蒙古人的起源问题分成了两个部分来研究，一是关于蒙古民族起源，二是“蒙古”名称的来历。比丘林在研究蒙古人起源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是俄国蒙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许多学者认为，他将民族起源和民族名称分开研究是正确的民族学研究方法。

《蒙古纪事》得到了俄国科学院的高度评价。1928年12月，由于比丘林在汉学、蒙古学、藏学研究中的成就，被俄国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

④《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

比丘林在蒙古学方面的另一个成就，是从《元史》和《通鉴纲目》中翻译了大量有关蒙古历史的资料。他的翻译目的性非常强，只选择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的章节译出，最后编写成了《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并于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这部书介绍了蒙古民族的早期历史，对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比丘林之所以只选择前四个蒙古汗来研究，是由于他认为蒙哥汗以后蒙古帝国发生了分裂，蒙古在中国的统治以及元朝的建立翻开了蒙古历史新的一页。他的这部译作至今仍是上述中国历史典籍的唯一俄译本，每一个蒙古历史学家以及每一个描写13—15世纪蒙古人的作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参考该书。遗憾的是，这部译作当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

⑤《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

1929年，比丘林出版了另一部有关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的作品———《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在该书中比丘林以《汉书》、《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等汉文典籍的译文为基础，介绍了西域的历史和现状。书后附录了古代地名索引以及同19世纪地名的对照表。比丘林此书的选题非常新颖，因为在这之前俄国还没有一部介绍中国西部历史的著作。

⑥《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

1834年出版的《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同样引起俄国科学界的好评，荣获了俄国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比丘林在《内务部杂志》第3期发表了同名文章。俄国汉学界普遍认为，比丘林的这部著作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独立研究的比重加大，翻译的比重减少。比丘林利用了大量的汉文材料，使该书成为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⑦《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

《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是比丘林的最后一部著作。1846年，进入垂暮之年的比丘林忍受病痛的折磨，开始为此书收集资料。经过数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1851年出版了这部关于中亚各民族历史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使他再次获得了杰米多夫奖金。

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文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还比较落后，不能为他的研究提供辅助材料，所以汉文典籍就成为唯一丰富而又可信的资料来源。他以汉文文献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学、蒙古学、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俄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比丘林关于东方民族历史的译著或论著激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他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信息在俄国是前所未有的，其著作内容广泛、详实，受到了评论者的一致赞赏。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由于曾长期驻在北京，比丘林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切身的认识。1861年，比丘林在致东正教事务总局的信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史学、地理学和传统医学，他惊叹中国史学体系的完善、医学的悠久和精深。

1829年，比丘林将中国的《三字经》译介到俄国，引起很大反响。他的译本和列昂节夫的相比有很多不同：一是用诗体翻译；二是在译本附加中文原文；三是对书中的历史典故作了详尽的解释。所以该书被称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便捷读本。

1840年，比丘林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该书介绍了中国的国家行政结构、教育状况、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一般状况，一些学者认为该书的论述不够深入，而比丘林认为，这本书是面向一般读者的。更深入的研究体现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中华帝国政治概览》中。该书第一部分讲述了中国内地汉族聚集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部分分别讲述蒙、满、新疆及朝鲜地区的概况。同时涉及交通、地理和茶叶的生产。该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受到专家好评。

1848年出版的《中国的行政和风俗概况》是一部论文集，集中比丘林大量的介绍中国的文章。比丘林在恰克图期间还翻译了《大清会典》的部分章节，后来以单篇形式发表的有《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等。此外，他还写有《中国农历》、《中国皇帝的日常起居》、《孔子首创的中国史学笔法》、《中国农业》、《儒教》等。

概括比丘林的学术活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他大大拓宽了俄国汉学的研究领域，把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和他本人的切身经历有关，也和他本人的才能及努力分不开。

其次，比丘林的学术成果不仅限于书斋，由于他本人的交往范围广泛、以及当时俄国社会文化环境，他的著作有很多读者，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客观上加深了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第三，比丘林作为俄国最出色的汉学家之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研究方式方法是俄国汉学的重要财富。

比丘林对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后代俄罗斯汉学家开创了一条道路，还创立了在自己的墓碑上题写汉字碑铭的先河。碑文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碑上刻着俄汉两种文字。俄文是亡者的姓名和生卒年代——“雅金夫·比丘林，1777年生，1853年亡”；汉文是8个工整的楷书——“无时勤劳垂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