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不久，倪桂珍回到余姚老家，偕同夫君，拜会了同乡的族邻。后与丈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在昆山一隅，她协同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因布道团团长林乐知的处处刁难，又因群众不信洋教，教堂、学校屡建屡毁，两年后重回到上海，次年举家迁往川沙，赁屋在“内史第”，开始进行独立传教，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先后在嘉定、太仓、上海多处建立学校、孩童乐园、施医诊所、创办工厂、从事教育和实业工作。组建了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为第一个代办外国烟草、纺织、面粉机械的商人。1904年，全家又迁回上海江湾，又开办了阜丰面粉公司、华美印书馆（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倪桂珍从中协助，当好内助主角。

倪桂珍与宋嘉树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在布道外，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活动，成为斗争活动的重要成员。先后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传民主革命的“非法”读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暗杀。由于布道联系了一大批信教信徒，有广泛的社交和有口皆碑的好声誉，才处时时绝处逢生。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就住在她家里，从此宋家成了孙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风港、联络点。她与丈夫一起冒着倾家荡产、满门抄斩的危险，在她的家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主主义的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联络总部，宋嘉树担任总司库，负责经济方面工作，她成为坚定的支持者，曾无数秘密救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革命党人去日本，在经济上不惜倾囊相助，抵押工厂、书馆，支持丈夫到美国向华侨募捐，资助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元旦，后成为倪桂珍第二个女儿宋庆龄丈夫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夫宋嘉树负责筹建银行，并任全国铁路督办司库后，她在家打理宋家与社会各界联系的一切事务。1913年袁世凯篡权，全家流亡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带钩桥。

埃尔默·特·克拉克著的《中国的蒋家》英文版一书中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还致力于慈善事业。”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她与丈夫志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对知识分子。

寄予子女民主从政的道路

“名门闺秀”倪桂珍的相貌和气质遗传给了她的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特别是“三姊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也承享了父亲的财富。在家庭她一直寄予他们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唤醒国人，立志成为林肯、华盛顿式的人物。当时，为三个女儿取名都带有“琳”，有崇敬林肯之意。如大女儿“霭龄”原名为“爱琳”，宋氏夫妇结识孙中山（孙文）后，所生儿子也要象孙文一样，故取名“子文”。为从小培养子女为国服务，作为家庭内当家，经常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幼儿读物，进行民主的启蒙教育，带领儿女合编《上海儿童报》，认真督促子女学好中文、英文，包括会话、演讲、打字、写毛笔字、油画、弹钢琴等。对儿女的学习成长，她从不溺爱，早早将子女送入寄宿学校，从小培养集体生活训练，后来都送美国求学，她的三个女儿都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校。

在教育子女中，她崇尚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把基督教义主张的受苦、忍让、宽容、博爱融纳之中，也在对待子女婚姻、支持子女从政，也是坚持博爱包容之心。特别是在对待女儿宋庆龄、宋美龄婚事上，更为突出。当时宋庆龄婚事，丈夫宋嘉树还在人世，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作为母亲是善良的，她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她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后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丈夫搭船追至日本拦阻，然生米已成熟饭。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孙宋婚姻也许大逆不道，但宋家和孙中山的革命伙伴终究还是谅解了他们，1918年丈夫宋嘉树积劳成疾患胃病逝世。而蒋与宋的结合，是在她丈夫已去世九年后的1927年，在宋美龄的婚姻上，倪桂珍给予坚持，当蒋介石去日本探视她，并正式提出求婚时候，她说我的女婿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基于这个承诺，蒋介石在婚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以后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一群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深刻地影响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早期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82年《报刊文摘》中说：“宋庆龄发现她母亲照片，照片背后写有倪桂珍，浙江余姚人字样”。在《蒋介石家事、家信》、《宋庆龄传》、《宋家王朝》、《宋氏家族第一人》等书上和记载，或是1993年南京煦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事迹展览”中均说到：“宋庆龄的父亲是韩教准，海南文昌人，过继给舅父改姓宋，名嘉树，字耀如，娶余姚姑娘倪桂珍为妻”。

倪桂珍生于1869年，与宋嘉树所生的三男三女都是出类拨萃人物。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蒋、宋、孔都是她的儿子或女儿、女婿。1931年在青岛避暑时突然瘁死，终年六十二岁，遗体安放在上海万国公蒋宋孔陈墓。

倪珪贞（1869-1931），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祖籍浙江余姚。其父倪蕴山是上海基督教伦敦会天安堂牧师，其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年幼时即受洗入教，15岁入读上海裨文女塾。1887年与宋耀如结婚。婚后相夫教子，以宗教戒规训示子女，热心教会事业和慈善活动。倪珪贞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是一位不缠足的大家闺秀。

徐家汇后来划入法租界，教会的活动受到了租界当局的保护，由于这种历史与宗教的渊源，徐氏家族一直在租界范围有威望和影响。在以“三寸金莲”为美的年代，倪桂珍因裹脚反应大，发高烧，父母不忍心看着小女儿再受折磨而终止了这种摧残肢体的酷刑，由此她便有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中非常罕见的天足。

倪蕴山受西方影响，思想开明，所以倪家的孩子不分男女都给受教育，他把自己子女都送入教会学校读书，不包办子女婚姻。倪桂珍幼年时在川沙读私塾，后随父去上海，就读于西门外白云观美国教会学校——稗文女子中学。该校的办校目的是“传播福音，开辟门路”，以宗教课为主，所以倪桂珍成了一名虔诚的耶稣教信徒。她的父母却是虔诚的基督徒，使她得以在较为开明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倪桂珍本人也是个奇特的女子，天资聪慧，5岁时便跟着家庭教师学写字，8岁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创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读书，14岁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毕业。她数学成绩很好，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早年在美国鼓动宋嘉树逃离茶店自奔远大前程的那两个留学生牛尚周、温秉忠，回国后分别娶了倪家的大小姐倪桂清、二小姐倪桂姝为妻。他们与宋嘉树在上海不期而遇。望着老友孤独苦闷的样子，他们马上想到了已19岁尚待字闺中的妻妹倪桂珍，便主动地承担起月下老人的角色，为这对深受世俗偏见排斥的人走近对方积极地创造条件。

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样的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可在那个价值观、审美观被严重扭曲的社会，这些优良素质竟成了倪三小姐寻觅佳偶时的巨大障碍。而宋嘉树那传教士的怪异身份，和他那不中不西的样子，也使他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几乎陷于绝望。不过，这一切都在一个礼拜天的教堂里彻底地改变了。

这天，出于牛尚周、温秉忠的精心安排，宋嘉树陪着他们来到教堂。当他一眼看到在唱诗班中高歌赞美诗的倪桂珍时，他真切地感到了上帝对他的垂爱。眼前的姑娘是这样地朴实动人：乌黑平直的秀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整齐的刘海儿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温柔的目光中透着智慧和虔诚。鬓角上的一小串珍珠跳动着灵性的光芒。她并不美艳，却有着比美艳更吸引人的独特气质。在宋嘉树看来，能与这样的姑娘结为终身伴侣，是一个基督徒足以快慰平生的美事。

宋嘉树的求婚非常顺利。1887年仲夏他们举行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先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一个简朴的仪式，接下来是中国传统的结婚宴席。恐怕所有喝了高粱喜酒的来宾都不会想到，这个婚礼上的两位新人所组成的家庭会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给中国的政坛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婚后，随夫住在昆山，成为宋嘉树所在教会——监理会的热心服务者。1889年春，其父倪蕴山去世，倪桂珍回川沙治丧，并继承其父在川沙开创的耶稣教事业。1890年，宋嘉树离开昆山，来到川沙，夫妻俩借助川沙城南门大街“内史第”沿街3间（今川沙镇南市街65-69号）居住，并此开设福音堂。每当礼拜天，宋氏即在城中牌楼桥闹市处布道演讲。

作为妻子和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公，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新婚燕尔，倪桂珍便体会到了传教士的清贫。宋嘉树的月薪不足15美元，寒冬来临时，倪桂珍连一条新围巾也舍不得买，日常的生活费用，也要靠她不断地抽取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才能维持收支平衡。由于月薪太低不能养家糊口，宋嘉树于1892年辞去了牧师职务，转而从事工商业。他在川沙办过家庭印刷所，还在家中织造毛巾，后又去上海办印刷所和面粉厂。

倪桂珍娘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宋嘉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妻子这颗福星的照耀下，宋嘉树很快时来运转，成为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作为基督徒，倪桂珍似乎比她的丈夫更虔诚，凡是在宗教信仰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她却不遗余力去做。在她丈夫以巨资捐助孙中山从事反清斗争的同时，倪桂珍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她的作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一生笃信祷告的力量，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宋美龄曾这样谈到她的母亲：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宋美龄：《祈祷的力量》，台湾《读者文摘》，1955年第7卷第4期）

1889年7月15日，倪桂珍在川沙市南市街的“内史第”内，为宋耀如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倪桂珍与丈夫宋耀如为她起名为宋霭龄。

1893年1月27日这一天，宋耀如夫妇的第二个女儿诞生了。宋耀如夫妇给她取名为宋庆龄。他们还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恩人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自己的知己好友罗莎蒙德·里考德。

1894年12月4日，倪桂珍为宋耀如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宋子文，宋子文是倪桂珍在上海教会医院（同仁医院）分娩的。倪桂珍生下儿子宋子文后不到一个星期，考虑到宋耀如正忙于工厂的筹建与进口面粉机的安装，她让宋耀如把她与儿子宋子文一起接回浦东川沙家中休养。

1897年3月5日，宋耀如的第三个女儿宋美龄又在上海仁济医院出生了。分娩后不到一周，倪桂珍仍坚持要把三女儿宋美龄带回浦东川沙镇的家中坐月子。

倪桂珍一共为宋耀如生下了三男三女，其中五个孩子是宋家居住在浦东川沙镇“内史第”时降世的。宋家的子女个个都长得俊美壮健，天资聪明，但是兴趣与性格却各不相同。

倪桂珍视三双儿女为掌上明珠，并从小就开始向他们传授知识与教育其做人的道理。

1898年，倪桂珍还是决定把二女儿宋庆龄与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宋耀如借住“内史第”的街对门秀才诸文伯办的私塾中去读书。

1902年初春，倪桂珍请来了川沙城西孙小桥桥家弄的秀才顾元襄（又名顾佐尧）来川沙家中设馆，教授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三个孩子读书。

倪桂珍支持丈夫采用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但她也从不放弃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教育孩子。

倪桂珍是一位具有刚强意志的女性，她对自己丈夫的事业竭力支持，对家庭与对孩子们有着强烈责任感。她对儿女的们关心和照顾倾注着一位母亲的深深之爱，宋霭龄、宋庆龄与其弟妹们都经常说：“我们的母亲，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倪桂珍对6个子女都视为掌上明珠，细心照料，传授知识。倪桂珍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管教甚严，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倪桂珍却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一反“严父慈母”的习俗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宋氏三姐妹始终盘着发，即是谨守母训——女孩永不剪发的典型例子；二是重视女孩的教育，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过西学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她与丈夫共同决定要把子女都送到美国去读书。《宋氏家族》的作者埃米莉·哈恩说，宋夫人的“做法之所以与传统观念更加背道而驰，是因为她简直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她们的女儿们是首先被送出国的”。有如此先进思想的父母，实在是宋氏三姐妹的造化与幸福。宋耀如夫妇的“男女平等”思想及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更使他们的3个女儿感受至深。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三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受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对于丈夫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交往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倪桂珍虽不甚了解，但她始终坚信丈夫、支持丈夫。宋耀如去世后，倪桂珍非常伤心，从此更加专心于教会工作，而很少过问别的事。

1931年夏，倪桂珍在青岛别墅避暑。7月23日，突然传来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消息。倪桂珍本已患病，闻此噩耗，血压顿时升高，倒身而亡，终年62岁。其实，宋子文未受伤，是他的秘书唐腴胪中弹身亡。倪桂珍去世后，宋庆龄、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杜月笙等参加了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