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形外科在旧中国的发展虽然缓慢，但是其诞生时期和世界几乎同步，作为中国现代整形外科学创始人的倪葆春功不可没。他首创用目眶下神经麻醉代替通常的全身麻醉，提倡成人兔唇缺陷者可不必住院。1928年，倪葆春学成回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校医和人体解剖学的助教。回国后，倪葆春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唇裂手术的眶下孔麻醉》论文，这是我国近代最早以整形外科名义发表的研究文章。他的著述《局部麻醉唇裂修补术》，在当时医学界也颇具影响。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在1931年宣告成立。1936年，倪葆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仁医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整形外科。

抗战期间，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倪葆春与同道们一起，在沪上筹建难民医院，并先后三次、招募七批医务人员，组建中国红十字医院和难民医院，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1938年冬天，倪葆春得到消息，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滇缅公路，因为地处云南山区，瘴气盛行，急需良好的医疗服务。在倪葆春和同道们爱国热情的驱动下，短时间内一个由圣约翰大学校方、约大医学院院方和医科校友会组成的委员会便宣告成立。校方代表为时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的卜舫济和沈嗣良，院方代表为莫约西和倪葆春。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倪葆春先后组织21名圣约翰大学医科校友和120名护士赴滇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倪葆春本人也在1939年初告别了家人亲自带领第三批医护人员奔赴前线。他和上海来的医生护士们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1940年1月，倪葆春回到上海。不久，他的行动引起了敌伪特务的注意。为了安全起见，他避居香港。9月，倪葆春再次前往昆明，担任西南运输处医务顾问，竭尽全力为滇缅公路医院的开设和运营出谋划策。1941年10月西南运输处改组，倪葆春辞职。1942年6月，倪葆春再次来到昆明，出任公路总局昆明分局的医务顾问，后出任红十字会昆明救护总队副队长。由宋子文改组的中国红十字会昆明救护总队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民众医疗队配合军医工作，倪葆春除了担任副队长，还兼昆明办事处主任。到达云南后，倪葆春将众多医疗队布置在几百里的怒江前线，为战斗在公路运输线上的广大官兵服务，还为沿线居民看病治疗，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倪葆春还为我国的献血制度做出了贡献，1944年在昆明建立血库，创造冻干血浆，成为我国第一位带头献血者。

抗战胜利后，颇有管理才干且做事认真的倪葆春本想在圣约翰大学有所作为，却不料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面临着内战阴云。学生运动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在这样的大时局影响下，圣约翰大学爆发的学生减费运动使倪葆春的教育雄心备受打击。从1946年1月底到4月2日，倪葆春出任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辞职远赴国外探亲。在美国探亲期间，倪葆春考察了多家医学院和医院，为以后的医学院校的管理和教学积累了经验。

1947年11月，倪葆春返回上海，正式担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管理潜能，从教师的物色和聘请、课程的计划和安排、教授间的沟通和交谊、与教学医院的协调，到向社会各界争取支持，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凡是医学院的校务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除了继续向教会寻求更多资金以及向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募集外，倪葆春还争取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gRA)、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ggA)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并在短期内建立了临时的同仁医院。倪葆春还担任了一定的教学工作，甚至为经济比较困难的同学向外界争取资助。倪葆春为战火纷飞的艰难时局下医学院的生存安危和发展前景忧心忡忡，竭尽全力维持着医学院的日常教学。尽管受国内外局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圣约翰的学生运动不断，但医学院总体上的教学并未中断。1948年，圣约翰大学已经无法举行其一贯隆重的毕业典礼，医学院还是坚持在教职员办公室完成学生的毕业仪式，此年仍有24名学生从医学院毕业。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成为解放军在上海市区最先进驻的学校。倪葆春感受到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爱护，为了不使教育事业停顿，他当天就会同教师们积极筹备复课。1949年5月27日这一天，是新旧上海的历史分界线。1949年，倪葆春度过了他五十岁的生日，他高兴地说，“这年我正好五十岁，可以说是我的前半生的结束，后半生的开始。”倪葆春，从拖着长辫的孔孟弟子，成为早期远涉重洋向西方学习的一名洋学生，最终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光荣的建设者和教育工作者。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1950年12月15日，上海召开了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大会，成立了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倪葆春担任常委兼研究计划组副组长，负责有关手术医疗队技术问题的研究计划和组织编制、药材配备以及出发前政治、技术方面的学习培训。1951年8月，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组织了医疗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倪葆春担任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总队五大队大队长。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倪葆春率领的医疗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担负起救死扶伤的光荣使命，创造了光辉的纪录。为了推广治疗烧伤的经验，倪葆春和战友刘仁麟合作撰写了《烧伤》一文，刊登在沈克非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伤处理文集》中，成为当时处理烧伤的主要参考文献。

1956年，倪葆春加入了九三学社。同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1957年1月6日，九三学社上海第二医学院支社委员会成立，倪葆春任主任委员。他积极组织九三学社的成员学习时事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参加社会实践，接触工农群众，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并动员他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0年6月，倪葆春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3座著名的医学殿堂合并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倪葆春出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兼广慈医院院长，并于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后，倪葆春一直担任副院长职务，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学校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适应这一时期医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倪葆春积极参与翻译苏联医学著作，他翻译的《巴甫洛夫睡眠疗法在外科临床上的问题》与《正常和病理状态下神经类型在中枢神经系统高级部位的活动与机体内部环境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作用》都被收录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杂志译丛》。倪葆春还积极参与译著的校订工作，如《化学制剂与酶在灼伤的扩创应用》、《用快速凝固液体塑胶薄膜作灼伤创面初期覆盖》和《放射性疾患中热灼伤的免疫疗法》等，都被收录在上海市医药科学技术情报研究站编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灼伤专辑(1961)》中。

1978年6月，倪葆春被任命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顾问。1978年9月至1981年12月，倪葆春兼任了学校图书馆馆长。

1985年1月28日，学校在上海市政协礼堂举行茶话会。对行医、执教50年以上的倪葆春、兰锡纯、邝安堃等32住老教授、老专家在医学教学、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事业中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祝贺。

倪葆春的夫人王淑贞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医学家，192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28年与倪葆春在沪结婚，建国后出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

倪葆春与王淑贞夫妇一生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忆及当年，有人问他们 “当年，为什么不寄居美国”，倪葆春爽朗地回答说：“我不愿做‘白华’飘零国外。我的老伴王淑贞也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工作，应该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原先在清华的老学长成立了上海清华同学教育基金会，旨在支持品学兼优的学生。倪葆春和王淑贞对基金会倾注了很多心血，捐款数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项。

晚年的倪葆春仍然关心着整形外科这一学科的发展，为了和国际学术界交流，80余岁高龄的老人，还经常不辞辛劳、默默无闻地为后辈逐字逐句地校阅、译述科学论文。

1997年10月28日，倪葆春教授因病去世。享年98岁。根据他的遗愿，他与王淑贞共同所建的占地两亩的住宅经其子倪宣文于1999年变卖，用所得的420万元设立了“倪葆春、王淑贞医学奖学金”，来支持医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