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下面发现了这颗金印。消息传到福冈城内，被当时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儒学家龟井得知，龟井马上写信给这个农民，愿用黄金十两买进。农民很奇怪，没有回信，龟井再次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农民与村人商量，就上报了。金印就被当地的领主黑田付白金若干获得。这颗金印现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但博物馆没有说明它究竟是谁的，黑田的后裔说是暂时借给博物馆的。

因为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但是，一直以来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对此存有疑惑。他们首先怀疑的是这枚金印的真伪，在金印发现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伪造这一枚小小金印的技术，因此，金印到底是不是中国之物让人怀疑，或者这印章本就是时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绶，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

反驳这一说法的学者表示，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多数学者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又存在较大分歧。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魏明帝时曾封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亲魏委王，假金印紫绶”。然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

由这枚金印引起的争论使这枚金印的传说也变得神乎其神。但随着中国两颗汉代印章的相继发现，谜底正在逐渐揭开。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出土的这颗金印亦为纯金铸成，蛇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据考证，此印确是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王玺”。此印也是纯金铸成，龟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1厘米。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元年（58年）八月卯子徒山阳王邢为广陵王，遗就国。”参照附近汉墓中刻在其它铜器上的年号推定，这颗金印既是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元年封刘侀为广陵王时所赐给他的。这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57年）只相差一年；而且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大约出自一人之手。

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要把两印同时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间名古屋博物馆要借展广陵王玺，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冈博览会后，广陵王玺转到名古屋。

两枚金印的出土大大的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度。因为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中日两国出土的这三枚金印均符合汉制，而且中国发现的两个金印均被考证为真。

“汉委奴国王”这方金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 “广陵王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初步得到证明，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

“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宝贵还在于其历史价值。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是个“火”字。一般所见“汉”字右半部是连写的。那么“汉”字右下角刻画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查阅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但日本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铜印中有这个字；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这几个印章在“汉”字右半部的中间都是隔断的。为什么要隔断呢？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