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现的“假日经济”现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年收入过到500至800美元，是旅游消费急剧扩张的时期。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已达500美元左右，有的城市已达1000美元，可以说我国已迈入了旅游扩张期的门槛；

第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 1999年国务院决定增加公民的假日时间，全年达到114天，占全年总天数的31.2%。从某种意义上说，假日消费情况的好坏，决定了一年消费市场的阴晴；

第三，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传统道德的影响以及多年来“短缺经济”下的艰难生活使大多数中国人重积累，轻消费，尤其无暇顾及精神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实际上，这是与较低的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档品、基本生活消费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将下降，用于高档品各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将大幅增加。伴随着我国迈入“相对过剩经济”时期，在政府和媒体相关措施的影响下，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步发生变化。没有这一点，“假日经济” 是无从谈起的。

第四，我国大多数市场进入买方主导态势，商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多。

假日经济的产业体系涵盖面非常广，几乎涉及了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行业。除作为假日经济支柱行业的旅游业外，商业、餐饮业、娱乐业、体育产业、交通运输业、影视业、展览业、广告业，甚至是彩票都是假日经济的一部分。

假日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扩大内需公休假日达到114天，为居民消费、休闲度假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从而也奠定了假日经济坚实的基础。

增加公共假日和加大公共投资政策是假日经济繁荣的持续动力

增加公共节假日天数

（1）、增加公共节假日天数的积极意义第一、延长假期，有利于经济发展。根据我国劳动制度规定，我国公民每年拥有 114天的公休假日。假期的延长，有利于人们利用假期进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消费与闲暇时间的长短与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互影响有关。当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函数的改进增加社会财富，财富效应促使较少的工作和较多的消费成为可能；同时替代效应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来提高消费。经济发展时，财富的积累促进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消费。

当经济进一步发展，由于劳动生产率额的提高产生的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相抵消，因此休闲时间变化不大，但消费继续增加。当前我国GDP以每年8%的速度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逐年递增，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为我国大力发展假日经济提供契机。 年 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19992210.352.65854.042.1 20002253.449.16280.039.4 20012366.447.76859.638.2 20022475.646.27702.837.7 表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自1999年设立“黄金周”假期制度以来，十七个长假期期间全国城乡居民出游人数逐年排浪式上升，带动相关的旅游收入也同步上涨。以2000年到2002年为例，全年全国总的外出旅游人数分别为7.44亿、7.84亿、8.78亿人次，而这三年中“黄金周”出游人次分别为1.26亿、1.83亿和2.19亿人次，分别占全年出游人次的16.9%、23.3%和25%；相关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占全年收入的 23.2%、24.6% 和22.3%。

根据宏观经济学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表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生产率的改善产生的正效应，生产函数的改善是持续性的。财富积累对消费者需求产生的正效应，促进消费的发生。同时消费具有顺周期性，而消费的发展又能促使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促进生产函数的有效改善。因此产出上升，实际利率变化不大。

居民假日休闲消费能够带动相关的铁路、民航、公路客货运、餐饮、酒店、零售业、广告业、通讯产业、银行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消费理论，一种行业消费能够带动相关的12个行业同时消费。以2004年“五一”“十一”长假为例，假日旅游产业促使民航收入分别为16亿元和18.5亿元人民币；铁路客运收入也同期达到11.4亿和11.5亿元人民币。国内贸易部统计资料表明1999年“十一”长假，全国百家重点大型企业实现零售额82亿元，同比增长20.9%;2005年春节期间短信发送量7天突破100亿条；春节期间北京市年夜饭约有110万以上的市民外出聚餐，当天营业额约达8000万元。一系列相关的消费活动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得整个假日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2）、增加节假日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像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society）。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从商品经济过渡到服务经济为主,导致制造业地位的下降。在过去的20 年中,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种转变。以七大工业国中的加拿大为例，70%的加拿大人从事交通、教育、保健、银行、咨询、旅游相关的服务性行业。

休闲和娱乐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增长是向后工业经济过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第三产业在整个GDP的贡献方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的繁荣同时促进了第一、第二产业的稳步发展。我国增加公共假期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消费，繁荣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好坏成为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潜在的工作岗位尚未被开发。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对缓解我国下岗工人就业难问题，保持社会安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

加大在发展假日经济方面潜力巨大

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已达114天，几乎占全年总天数的三分之一，假日经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年的经济？同时作为扩大内需措施，发展假日经济应该充分考虑加大财政力度的现实可能性，使假日经济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得至进一步的繁荣。加大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在发展假日经济方面的潜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公共投资政策的认同感较强，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在执行才实施过程中的费用较低，效果较好。公共投资政策主要是以政府财政的公共支出形式来举办公共工程，如兴建一些非盈利性或微利性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如城市的公共住宅、供水、供电、通讯、交通、公园，以及江湖的治理、以及水利工程等，具有外溢性垄断性等特点。在我国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的现实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上，尤其是加强以扩大公共工程支出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将是适宜的政策工具。

通过大规模增加政策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将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放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可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从政策的时滞方面看，财政政策对于扩大需求也更优越性。而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公共投资政策的动作和时间都留有余地，可以持续地发挥扩大投资需求和改善供给的作用，为假日经济的发展不断创造良好的配套设施和外部环境。

第一，公共投资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比如，在公共投资中设备采购强调使用国内产品；在中央政府预算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采取扩大发行建设债券、转让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投资税收抵扣等办法扩大资金来源等。在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鼓励民间投资，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宽直接投资的渠道，刺激投资需求。在大规模增发国债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这些措施切实解决了政府投资中的产资金不足问题，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提供了资金保障，为消除交通等“瓶颈”部门对假日经济的“梗阻”和限制准备了现实条件。

第二，公共投资政策在财政政策工具中相对代价小，机会成本较低，可塑性强。所谓政策机会成本，是指在实施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效益。这可以用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来衡量，可以是物质代价，如人力、物力、财力等；也可以是精神代价，如由于政策实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等。与财政补贴相比，公共投资政策在谋求供求方面更为灵活，因为政府支出有明显的刚性，即“棘轮效应”。

由于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其年度投资规模能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经济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性质。我国国债余额较低，同时债务储存度偏高，而且储蓄率较高，国债规模的扩大仍然存在一定的窨和回旋余地。

利用增发国债以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此外，假日经济的兴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压力加大，在当前通货紧缩状态下进行大规模建设可以降低工程先进集体和融资成本，公共投资政策实施国度的加强恰逢其时。可见，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在促进假日经济长远发展的同时所承担的成本代价较小，是当前形势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理想工具。

加大对发展假日经济的效应分析

首先，增加公共投资属于汲水政策，可以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国度可以衽消费与投资的双向启动，刺激假日经济的繁荣。通过基建项目建设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为假日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能够迅速增加投资规模，直接扩大社会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的薄弱和滞后状况，为发展假日经济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及服务支撑。

其次，政府支出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举办有利于扩大财政政策带动民间投资方面的行政效应。由于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可以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和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通过出让基建项目的经营权，充分调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参与投资，从而扩大投资需求，为增加就业和个人收入、最终扩大消费支出提供条件。再次，通过加强公共投资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工具的配合，提供信贷支持，引导假日经济的发展方向。

银行在促进旅游、婚庆、购物消费的同时，注重扶持与“假日经济”休戚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如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将为“假日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不断提供金融支持，也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提供现实基础，有利于实现公共投资政策的扩散效应。当然，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也会给假日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公共投资的资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费支出，减少对假日经济的消费需求。

假日经济是伴随着我国第一个“黄金周”而出现的。1999年9月，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双休日的试行后，决定增加广大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将春节、“五一”、“十一” 三个中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节日的休息时间延长为 7天，于是“黄金周”的概念应运而生，在旅游管理部门的心中，这是一个难得的赚钱机会；在广大老百姓心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旅游休闲的假期。

所以在前几个 “五一”黄金周到来之际，没有做好任何物质准备的旅游管理部门和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的广大消费者“一拥而上”，造成了公园、景点、名胜古迹“人满为患”，名山、秀水、风景名胜“怨声载道”，交通、住宿、旅行社“异常爆满”……美好的时光却没有美好的享受，接下来几个黄金周，成熟的广大消费者采取了既要玩好又要休息好的方式，有意识地安排好了时间，因此整个“黄金周”无论各相关部门还是广大消费者均过得有条不紊，皆大欢喜。经过对以上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周的“狂热”、黄金周的“冷静”以及黄金周的“成熟”之后，即将到来的黄金周将是平静祥和、丰富多彩的一个长假。

人们将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更加合理性的时间支配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

旅游业供需协调要符合经济规律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00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假中，许多著名景点人满为患，一部分游客怨声载道，实际上体现了旅游资源的供不应求，但不能从中得出尽快扩大旅游资源供给的结论，而应从供需两方面着手解决。

从供给来看，应注意到旅游业的显著特点，即季节弹性大。我国著名旅游景点市场在90%的时间里能力过剩，在10%的时间内供给严重不足，如果盲目扩大规模，势必造成旅游淡季的资源闲置和从业人员的季节性失业，产生新的浪费。当前比较可行的措施是适应旅游业由休闲式向度假式转变的一般规律，扩大区域景点的综合接待能力和辐射度。从需求来看，须加以引导和调控。

首先，可以拓展居民的假日消费领域，使其在当地即可满足消费需求；其次，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可以采取“节假分离”和“弹性工作时间”的办法化解矛盾，以均衡利用旅游资源；再次，旅游景点可以实行淡、旺季差别价格，启用价格杠杆实现市场调控。看看相关报道就明白：各地景点票价上涨，酒店行情一扫低迷，商家小贩磨刀霍霍，更甭说车船飞机……原来，假日给这些行业带来了“经济”，送去了“黄金”，当然，各地财政也同时有了可观的收入。

全国统一放长假，大批游客出行，由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倒也不无道理。然而，选择假日出游者毕竟是休假者中的少数，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在家休息。不出门，或是因为消费不起，或是承受不了人山人海的拥挤。多数人没有介入消费，这样的“假日经济”就值得商榷了。

如果不是全国统一放假，人们集中出游，各地吃、住、行、游、购还会乘势飞涨吗？如果不是承受不起，不是人满为患，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如果没有人流如此集中地涌入，旅游地景区的保护是否能减轻压力？商业经营是否能均衡一些？何苦再人为地扩大旅游淡旺季？如果实行带薪休假制度，让人们有可供选择的更灵活的休假方式，可能没有了“黄金周”，却可以持续拉动消费，促进经济，而且可以减少集中休假出游带来的额外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注重对经济的“质”的促进

“五一”节假期中出现的情况给有关行业以很大的启示。商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文化服务业纷纷提出要加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搞好市场调查，改善经济管理，完善服务，以提高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它不仅表明有关行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可望以此为契机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需求对经济质量的促进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波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由包括生产因素、需求因素、支持性产业及其辅助因素决定的。就需求因素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求量，二是需求的层次，三是需求的超前性。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高水平的、挑剔的消费者是本国该产业发展的可贵财富。它们的消费需求作为一种鞭策，能为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提供无穷的动力。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需求量的作用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对其质的作用则重视不够。

“假日经济”提醒我们，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培训和教育，提高我国的消费层次，使需求发挥促进经济“质”的跃迁的作用。而且，应该认识到，这种作用与需求量的作用不同，无论在过热时期还是紧缩时期，它都能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积极的力量。

以更科学、合理、成熟的方式启动消费

上文中已经提到，“假日经济”在我国的出现符合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即消费受居民当期收入的影响，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消费函数决定的重要理论还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这一理论认为，消费的变动不直接受暂时收入的影响，而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即只有暂时收入影响了持久收入，才影响至消费。

由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复杂性，这两种理论虽互相对立，却在一定程度上互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假日经济”，就使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使假日消费的“脉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五一”节的消费热潮不可否认地含有居民的从众好奇心理的因素，但随着人们消费心理的不断成熟，这样的“假日经济”能否持续下去却是未知的。因此，启动消费的“治本”之法并不仅在于放几个长假，而是在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的同时，通过税收、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真正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从而启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