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萧瑀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傅奕的反佛理论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

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苛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

傅奕生平“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其生性豪达，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至此方有墓志一说，故《幼学琼林》中有记载：挽歌始于田横，墓志创于傅奕。

傅奕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

傅奕本《老子》是傅奕校定的《古本老子》，所谓“古本”，因其乃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五年（574年）彭城人打开项羽妾冢所得，其时代应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相当。傅奕参考了9家注本进行整理，校订为《古本篇》，共 5556 字，与帛书文字有许多类同之处，但体例按通行本，《道经》在《德经》之前。此书现存于《道藏》中。傅奕版本保存了较多的古句、古语、古字，有许多优点，但因其是根据几个旧本参校的，这些旧本本身存在不少讹误，且傅奕本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改动的地方也很多，存在讹文、衍文、脱文、倒置的情况，且有些篇次及文章内容也非《老子》原貌。今据帛书《老子》勘校，书中讹误尤甚。

《中国文化史》：傅奕(555～639)，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于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史载，墓志始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旧唐书·傅奕传》：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 高祖（李渊）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案《书》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窃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讟。子他竟被囚执，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广弘明集》：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音亏kuī）。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几天之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么。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