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傅莱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担任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网络项目的领导工作。1982年开始，在傅莱积极领导和具体参与下，决定引进美国IBM4361型电子计算机。他从计算机房的基建、图纸设计，到规划审批，乃至机房后期的装修都一一过问，还经常到工地查看质量。终于在1987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我国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为发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高质量的文献、信息服务。

傅莱还采用分步骤和调动各级情报信息员积极性的做法，先后建立起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六大地区的信息网络，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当时这一网络的建成，对沟通国内、国际的医学信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傅莱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

姓名来源

当时与聂荣臻元帅见面的时候，要介绍一下名字。在介绍他自己英文名字的时候，聂帅说“你的中国名字叫傅莱”。傅莱就说：“好，我就叫傅莱。”于是，就有了按照名字发音而取的“傅莱”这个中文名字。

为抗日根据地智运药品

1934年初，理查德·傅莱14岁那年，奥地利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和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势力而爆发了国内战争。内战后，傅莱秘密地加入共青团，还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举办的战伤急救培训。学医是傅莱从小的志向，他的父母发现了这点，就想方设法为他创造各种学习条件。当时维也纳是世界现代医学中心，学医的氛围非常浓厚。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傅莱后来到了维也纳的赫尔兹科勒西特放射专科院和维也纳大学皇家附属医院，学习放射治疗专科技术和实习。

化学课上的一场邂逅让傅莱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时他常常到家附近的维也纳大学化学系里去旁听，在学习期间，他与系里的共产党员学生交了朋友。1937年傅莱正式加入奥地利共产党，他在学校里秘密地宣传共产主义，在校外参加各种反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活动。1938年3月，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傅莱因而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

1938年底，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突然通知傅莱，为逃避纳粹盖世太保的追捕，他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维也纳。这个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傅莱不得不放弃热爱的医务工作，忍痛离别了热恋中的女友，匆匆地告别父母，迅速地踏上了向南开去的列车。他的绝大部分战友都去了美国，而他选择了中国，他在学校时就听说，中国共产党有着一支自己的军队。傅莱逃离奥地利后，经瑞士到了意大利的海港热那亚，在海上漂泊三个多星期，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到达上海。

天津文史学者张绍祖，详细描述了傅莱初到中国以及与天津的缘分。当时中国硝烟弥漫，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傅莱在上海先找到一家传染病医院就职，然而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才是他此行的最终目的，于是在这家医院工作不到三个月，他就决定北上，先后在天津德美医院、北京道济医院、邢台福音医院和天津马大夫纪念医院工作。他一面从事抗日医疗救援，一面四处寻找共产党军队。

1940年，傅莱通过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进步人士胡本德，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当时，考虑到他的医生身份，北平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在医院的便利条件，为晋察冀及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傅莱在天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畏艰险和困难，承担起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等物资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当年傅莱在天津还有过一个“智运药品”的故事。天津党史学者王凯捷讲述到，那是1940年的8月，八路军发起旨在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矿山的百团大战，战况激烈，死伤很多。平西抗日根据地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因与天津距离较近，为了防范药品流至抗日根据地，日军加紧了对天津外出物资的检查封锁。恰巧此时德租界商人有一批化妆品要运送到北平，这个消息被傅莱知道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很快与德商取得联系，称自己也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北平，希望能与他们的物资同行。获得同意后，傅莱和两个助手对药品进行了严密包装，并及时通知北平地下党派人接站。随后，他亲自护送药品到天津车站，由于当时日本与德国同属“轴心国”盟友，因此日军对这批物资没有进行严格检查。就这样，这批药品在傅莱的安排下，从日军严防死守中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层层关卡，安全地运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支援了百团大战。为此，傅莱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在中国研制青霉素第一人

傅莱果然如聂荣臻所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1944年，经聂荣臻介绍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批准，这位奥地利共产党员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能在中国继续革命的夙愿。

此外，傅莱还是在中国最早成功研制出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的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三年缺医少药的时光，傅莱看到太多被转至野战手术点时已被病菌感染的伤员，这些人痛苦难耐而又渴望生存的眼神，一次次刺痛着他的心。他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要尽快解决抗菌药问题。得知能治疗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于1941年在英国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的消息后，傅莱决定把青霉素引入中国。

1944年冬，身处延安的傅莱通过宋庆龄和美军驻延安观察团，请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对方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但因为刚问世的青霉素被诩为灵丹妙药，价格高昂，美国产商对生产工艺严格保密，他只能凭着仅有的这点儿资料去摸索。不仅工艺没有，当时延安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设备也不尽如人意，摆在傅莱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傅莱带着两位助手迎难而上，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了研制。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和助手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靠在地下烧火，让培养箱内达到恒温的效果；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们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

经历了五十多次的失败后，终于在这个连针都造不出来的穷山沟里，研发出了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科学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青霉素技术在后来的抗战中，拯救了无数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为支援抗日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这期间，傅莱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1945年，他与李滨珠结婚。李滨珠比傅莱小一岁，1921年生于河南偃师县，193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6岁的她来到延安。与傅莱结婚后，长期支持傅莱的工作。

为天津解放做出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又打响了。傅莱又从延安来到张家口，负责收编日伪蒙疆医院，并继续研制生产青霉素供应前线。此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抢救了许多伤员。王凯捷讲到，他带着X光机和医疗就诊器，参加了著名的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等战役。在天津战役中，傅莱作为华北军区卫生顾问，亲临前线组织伤员救护工作。为确保战役期间我军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他根据天津战役的规模、参战兵力和特点，及时提出组建多个野战医院的提议。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天津周围很快建立了十余个野战医院，同时他还就手术治疗、药品供应和防敌偷袭等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部署，为我军顺利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首长的充分肯定。

他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时，由他儿子代表父亲接受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金质奖章。

2007年，为了表彰傅莱的历史功绩和弘扬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河北省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里，修建了傅莱纪念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