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9 08:16
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当时在建业城内）礼拜，欢喜踊跃，就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在钟山）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见《高僧传·昙摩密多传》）门下，法达“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同时法献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纯，德为物范”（《高僧传·法献传》），僧祐都从而服膺奉事，执操坚明。受具足戒(即大戒，僧尼所受戒律充足谓之具足)后，又受业于当时律学名匠法颖。法颖是当时的律学名匠，僧祐随侍尽心钻研二十余年，终于精通律部，戒德高严，有名于当世，史称“僧祐律师”。
法颖逝世（齐建元四年，482）后，永明年中（483—493）竟陵王萧子良每请他开讲律学；由于他披释精详，辩解入微，因此听众常七、八百人。又奉齐武帝敕，往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去试简僧众，并讲《十诵律》，说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来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并在两寺造立经藏。从此以后，在他后半生数十年中，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席，“春秋讲说，七十余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祐法集总序》），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也就在于传弘律学。
僧祐生平在弘传律学而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术艺事业，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略如下述：
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而它的动机似乎受自其师法颖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十三《法颖传》载：“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僧祐更扩大这一事业，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并各有文记载其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目录）。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同上）。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见《梁书》卷五十《刘勰列传》）。后来慧皎在《高僧传》中也称述僧祐“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劳绩。
僧祐在两寺建立经藏，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实为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并增补而成。僧祐在此书中自称：“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出三藏记集》卷二）。他在此书的撰制当中，曾经“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同书《序》），旁征博考，确实费过不少功力。此书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值得后世学人的凭藉研究和珍视。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并自序称：“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现只《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余五种均佚。
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等记载和文献甚多；可见他对于佛教艺术的兴趣和修养甚深，曾被当时朝野缁素人士所一致推崇。如《高僧传》卷十一本传载：“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今新昌县大佛寺）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其中光宅寺铜像，系梁天监八年（509）僧祐奉敕监造，用铜四万三千斤，铸成丈九佛像，其庄严精美，被称为东方第一（见《高僧传》卷十三《法悦传》）。嗣天监十二年（513），僧祐又奉敕监造剡县（县域大部在今浙江嵊州，新昌两地全部）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
在这以前摄山大佛和千佛岩，创始于齐仲璋，齐梁时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发心出资依山造像，僧祐常为之规画并监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又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临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莹饰镂刻。临川王是僧祐的虔诚信徒和有力护法，因之这项工程是出自僧祐的规画无疑。可见僧祐在佛教工艺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僧祐当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而他化导门下，于律部以外，也以经论文史为先。据《续高僧传·明彻传》：“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又同传《宝唱传》：唱投僧祐出家，咨禀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壁》、《续法轮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名僧传》等。宝唱自称：“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刘勰也依僧祐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区别部类，广制文记，于定林寺，撰制经证。这都显示僧祐的学风和他门下的文采风度。
他的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刘勰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梁天监十七年（518）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刘勰撰文。
他曾为齐竟陵文宣王宣讲律学，辩释入微，听众常达七八百人。入梁后，更受朝廷礼遇。晚年脚疾，梁武帝萧衍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官受戒。其一生的主要事业在于传弘律学，即中国流传最早的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此外，对于佛教文献著述也有突出成就。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僧祐以所得的信施用来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并搜聚卷帙，在两寺造立中国首部经藏。他还编制《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为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该书还搜集中国僧人所撰写的佛教经论的序文和僧人传略，保存了古代泽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十诵律》
这是中土流传最早的萨婆多部（即一切有部），由于当时四部广律（《十诵》、《五分》、《四分》、《僧祐》）虽都已在中国译出，而由北印度罽宾传来的萨婆多部《十诵律》在中国最为流行。法颖律师就是盛弘此律的巨匠，僧祐长期从他就学，故亦弘演此律。他在所撰《萨婆多部记序》中说：“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可见其律学师承的严谨。
《萨婆多部记》五卷和《十诵义记》十卷
主要关于律学的撰述，前者属于历史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师承传记；后者属于义理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义解记述。这两部律学著作都是他中年以后——即四十几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作品，是古来萨婆多部《十诵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这两部书都早已亡佚不传，只《出三藏记集》中略载它的目录和序文而已。
其他佛教文献
除《出三藏记集》外，尚有《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作，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现仅存《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和《弘明集》三种，余均佚失。《弘明集》选辑从东汉末到南朝梁代宣扬佛教的论著，也保留了少量的反佛教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