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

更新时间:2023-12-12 21:49

儒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了儒医的三重境界,即良医、大医、圣医。良医注重技,属于知识论,追求的是真;大医注重德,属于道德论,追求的是善;圣医注重道,属于本体论,追求的是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天人合一的知识系统,全面弘扬和提升医者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同时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医学,提升医生的审美素养,真正把医学升华为一种乐生的行为,最终实现医生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

简介

儒医,旧时指读书人出身的中医。广义乃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养的非道、非佛的医者。狭义乃指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以儒家易经为圣典。

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李约瑟先生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中国科学技术史》)儒医在宋代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和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因素、经济科学条件及本身发展需要都有着密切关系。无可否认,宋以前确有儒士开始行医,并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在宋代就大为不同呈现井喷的形态,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儒医阶层。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言“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至北宋政和七年,儒医之名正式开始流行。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通晓医学,但并非都能称之为儒医。部分文人亦官亦医,或者由儒转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参与医疗活动,悬壶济世,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医”。比如许叔微,在习儒同时,刻意方书,精研医学,为官后仍不忘行医,人称“许学士”,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治病重视辨证,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普济本事方》等,流传至今;又如朱肱,元祷三年进士,曾任奉议郎、医学博士等职,后因忤旨罢官。他身处逆境,潜心医学,以行医著书为事,撰写了《类证活人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此外像高若讷、孙奇、孙兆、陈高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儒医。

而宋代的多数文人士大夫广泛涉猎医学领域,通晓医学、养生学,积极编撰方书,或者参与政府组织的修订医学典籍T作,却未真正以医为业,较少或者无临床医疗活动,只能算是“儒而知医”,“知”在此为“通晓”之意。如苏轼、沈括、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司马光、黄庭坚、范成大、苏颂、洪迈、郑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张载、文彦博等,几乎到了“无儒不通医”的地步。这些文人士子在从文从政的同时,兼攻医学、养生学,既具有文学家的卓越成就,又有政治家的显赫政绩,还在医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们对祖国中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往往鲜为人知。

儒而知医

宋代统治者夺取政权以后,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文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大都是社会的主体,曾是宋代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宋代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在宋代社会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受儒家济世救人的医德思想影响,统治者又高度重视医学与养生学,屡次颁布医学诏令,普及医学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官方多次组织医学专家和文臣编修方书和本草著作等。这一系列的举措营造了社会上浓厚的重医风气,大大提高了当时医学医师的社会地位。另外,宋朝的几位皇帝大都自身爱好医学,对世人们学医起了一定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就懂医道,曾亲自为其弟宋太宗艾灸治背;宋太宗赵炅素喜医术,曾亲自收集名方有验者千余首等,正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加之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思想的传播影响,鼓舞了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黄之路,为一代儒医成长开了风气之先。

具体表现

整理编撰方书

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医学家和知医文臣整理医著、编修方书。此外,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广泛搜集民间验方,择其精要而编纂方书,成绩斐然。

北宋时期。大儒科学家沈括虽非以医为业,然其对于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晚年更是致力于医药学的研究,在《梦溪笔谈》里,《药议》、《采草药》等文对药学方面的论述十分精辟,从采药、用药到辨药、制药均有论述。他所著的《良方》、《灵苑方》影响深远。文坛巨匠苏轼对中医药学也颇有研究,著有《苏学士方》,后人将其与沈括所著的《良方》合称作《苏沈良方》,流传至今。清代陆锡熊、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沈良方提要》中记载,“宋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王安石推崇医道,爱读医书,《难经》、《素问》、《本草》诸书无所不读,他有两处方流传后世,一是《苏沈良方》所载的“王荆公偏头痛方”,另一方是叶天士《临证指南》所载的“王荆公妙香散”,医家医案中屡用之。

南宋时期。洪遵,进士出身,官拜资政殿学士,著有《洪氏集验方》,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亲自对《洪氏集验方》一书做了考注,在序言里写道“所录验方多有出处及献方人,不作模棱两可语,至今对临床医师仍有启发,可资借鉴”@。洪迈,绍兴十五年进士,为官端明殿学士,绍兴知府,“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医卜星算皆有论述”⑤,在《夷坚志》中对于中医药学内容如疾病症状、单方验方、方剂来源等的内容有大量篇幅进行介绍,《容斋随笔》中亦有专篇论述。陆游是古代文人中不可多得的寿星,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又精心研读《周易》、《本草》、《黄帝内经》等,终生好学不辍。晚年蛰居山阴,他一边读书耕作,一边行医乡里,采药、种药、合药,广泛收集医方,并将自己编撰的医方专著定名为《陆氏续集验方》。类似以上的例子还很多,如史学家司马光著《医问》;任将相五十年的文彦博,著《节要本草图》、《药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著《本草成书》、《本草外类》、《食鉴》等。这些名家辑录的方集,促进了两宋时期方书的空前繁荣,为弘扬医道、传播医学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使得宋代医学打破了师徒相承、父子家传的方式,吸引了更多非专业人士。

探求中医之理

宋代学风不同于汉唐,它一反汉唐的训诂注疏之学传统,而强调“穷理”,提倡“格物致知”,形成了颇具革新意味的“义理之学”。朱熹解释“格物致知”意谓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知识。新儒学提倡对自然界和人本身观察,注重对客观事物一般规律的探讨,从而参悟出天地人之间的道理。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不少文人士大夫也把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内容,穷究天人关系、医学原理以及医药知识。

张载,字子厚,嘉祜二年进士,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儒和医为一家,医理通于文理,提出“‘仁者寿’,安静而久长,寿之象也”的观点。《聪邵氏闻见录》卷十五记载有张载为邵雍诊病之事:“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日:‘先生之疾无虑。”也可见张载颇通医道。

苏轼也具有深厚的医学理论素养,在《求医诊脉》一文中指出“至虚有实候,而大实有赢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祸福之异。”他认识到中医理论中虚实辩证的重要性。

沈括对医理也颇有研究,其《良方自序》实际上是一篇较系统的诊疗理论,开篇指出:“予尝论治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

程颢、程颐二兄弟对医理造诣之深,超过其他宋儒。关于切脉,二程说:“人有寿考者,其气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的道理。人脉起于阳明,周旋之下,至于两气口,自然匀长,故于此视脉,又一道自头而下,至足大冲,亦如气口。”@二程居然能像医家一样根据“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诊法,分辨出复杂的脉象,判断出人有无寿考,可见其在脉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们对人体生理解剖也有研究,提出了“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的道理,通过认识人的生理状况来反求天地之理,万物之理。对精神卫生知识更为熟谙,提出了“明理可以治惧”的精神治疗方法,他们认为,内心的恐惧是由于不明事物的性质和道理。二程还提出了“知医为孝”论,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⑧程颐也认为,人子事亲学医“最是大事”。由此可见二程的医学知识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两宋文人士大夫精通医理者还很多,不一一列举。

记载医学史料

宋人笔记杂著中有丰富的医学史料,包括医家小传、医林箴语、医林轶事、医方药理、中医养生、针灸推拿等。散见于许多文人作品中。如周密《志雅堂杂钞》中记载了三十多条治溺死、治喉痈、治暴聋、治金疮刃伤、治暑天痱子等各种疾病的实用方药:

此外,宋代文人的诗词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药物知识,其中药名诗占有相当的数量,如辛弃疾《定风波·静夜思》:“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镂织流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整首词以24味中药连缀得如穿线珍珠,既表达了词意,又不显得牵强,作者文采、学识尽显其中。又如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之二:“前湖后湖水,初夏半夏凉。夜阑香梦破,一雁度衡阳。”在赞美荆州住所环境优雅、寄托对意中人相思之情的同时,天衣无缝地谐出了四种中药名:前胡、半夏、兰香、杜衡。黄庭坚还时常亲自制作一些丸剂自用赠人,也常指导友人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记载:“二月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记载:“--,9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三月初十……送含笑花两支,作顺气丸成。”等可见当时的文人有相当程度的医药知识。

对中医影响

两宋时期“儒而知医”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对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一,文人士大夫普遍涉猎医学领域,他们整理编撰方书,探求中医之理,谙熟养生之道,在笔记杂著中记载丰富的医学史料,引用药名作诗作词等,促使了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并因此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

其二,他们借儒学研究医理,将仁义纳入医德,“仁爱”、“修身”、“孝亲”、“利泽生民”等儒家思想渗透到医学的方方面面,使医学队伍素质明显提高,弘扬了“医乃仁术”的传统医道,提高了医家的人文境界。

中医学绵延两千余年,他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新时代的医生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要具有丰富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才能真正成为医术精湛、道德高尚的苍生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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