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34争论，免民租，释逋负35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36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37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38记，藉令39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碑与其书，及余小子40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先祖公撰写的书籍文稿，名为《仙凫羽翼》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刊刻流传于世。现在分类编次诗赋书信奏议一百二十三篇，又编成十卷，藏在我家里。当五代之时，儒家学说已经遭到摈弃，年轻后生在街巷中研习学术文化，所写的诗赋文章浅近。这时候，先祖公年纪虽轻，已经学了国家治乱得失兴亡的道理，他写的文章气势宏大，意境深遂，韵味隽永，辞藻秀美；擅长讽谕，现在分类编写的集子里，“乐府”类以后的就是这些文章。

大宋朝平定天下以后，先祖公才出来做官。在这个时期，太祖、太宗已经整顿朝廷纲纪制定国家大法。先祖公在这时勇于评论当时朝政的得当与失误。他在朝廷上，憎恨不忠诚的官员，因此凡是论到治理天下的关键，一定本着天子忧虑怜爱百姓，操劳天下各种事情的意思。椎究指责大臣从官侍臣这些人，做事敷衍心怀奸恶，不符合天子嘱托委任的意思，因此参政长久，国家却没有得到安定。他问难责备的言辞，有的是别人所不敢言讲的。虽然因进奏不合皇帝的意思而多次被贬黜，但是他的进言更加激烈急切，不因为利害祸福而动摇他的志向主张。

刚开始曾公特别被太宗称奇，他在任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官时被召见，让他任职直史馆，然后做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他更凭借才能被真宗赏识。最初试用他做知制诰，起草皇帝诏书，后来西夏侵优，又让他任陕西经略判官。但曾公常常言论激切的议论大臣，当权者都不高兴，所以终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真宗终于被他的话感动，所以让他出任泉州知州，不到一年，又任苏州知州，五天后又任扬州知州。就要再次召他还京时，曾公此时又向皇帝上书，言辞间斥责大臣尤其激切。所以，最后曾公在同朝廷意见不合中去世。

先祖的言论，大的方面，认为从唐朝衰败以来，百姓穷困很长久了。大宋皇帝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正修订整饬法令制度，可是掌权的官员处理政事繁冗琐碎，负责财政的大臣又急于增加财税的收入，惟独先祖公认为政事应该遵从简便易行的原则，废除与民争利的国家专利、专卖政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满足百姓的愿望。祥符初年，当时各地不断有人奏称有天降祥瑞。皇帝听信，就到泰山封禅，赴汾阴祭祀后土，由于皇帝的提倡，道教大为兴盛。从京师到全国各地，都大规模地建造道观。先祖公更加直言规谏，认为天命不可以专用，应该罢黜奸臣，加强政事的治理，反复上奏，所写的文字有数千言之多。唉，先祖公竭尽忠心谏诤，真宗皇帝从谏如流，他们的美德业绩可以和古代的圣主贤臣相媲美，为什么一定称道古人呢？这不就是史书中所称颂的君主圣明臣下端直吗？多么美好啊，多么美好啊！

先祖公在两浙一带，奏请皇帝批准免除苛税有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和三司争论免除百姓租税、释放拖欠国家赋税的人。先祖公所提出的和推行的大体如此。有这样大的作为，差不多可以称作贤者了吧！先祖公曾经发表过的政见很多，那些在皇帝面前讲的，以及文稿散失的，都不能收集编纂入集。那些议论，有的被采纳，有的被否定，而值得后人可以经常思考的言论以及他的历任官职，为人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经在为他写的碑铭中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因此我不再述及，只速记碑铭中所没有提到的内容。

曾公最终因与当政者意思不合而去世，他的功绩和品行有的没有载入史书，即使记了下来，当政者喜欢他的就少，史书就果真可信吗？后代如果有人要推究考证他的行状，读他的碑文和书籍，以及我的这篇序，就会一五一十的看到他的一切。对那些真假评价就可以核实了。

曾公去世后，朝廷赐予谏议大夫的称号。祖父姓曾，名某，南丰人。为他的书做序的，是他的孙子曾巩。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先大夫集后序》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十二月二日，时作者三十六岁。作者在搜集其祖父遗稿另外编成一集后，作了这篇后序。

文章一开始，作者就紧扣题目，从祖父留下的著作写起。接着简要介绍祖父从小就好学不倦，关心国事，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这既对祖父留下丰富著作的原因作了交代，又为后面写祖父直言敢谏，关心百姓等历官行状予以铺垫，足见构思之精巧。然后，作者笔锋所向，重点叙说祖父以国事为重，“勇言当世之得失”，常常言别人“所不敢言者”，曾得到宋太宗的赏识。但是，由于“常激切论大臣”，引起当权者不悦。最后因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与此相应，作者又从另一个侧面重点记叙祖父关心国计民生和百姓疾苦等一系列言行，诸如此类，充分体现了祖父竭力躬行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神风貌。作者是主张尊经明道的正统文人，他对祖父的这些作为的赞赏，正可视为他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的表达和张扬。

作为孙辈为祖父文集作序，作者的敬重之情可以想见，但作者表现沉着，准确掌握分寸，叙事有根有据；落到实处，大到时代背景，小到具体数字，无不让读者信服。议论时，亦是从事实出发，毫无偏激之辞。作者既要与欧阳修所写的碑铭不重复，又要准确地勾画出祖父历官行事和思想性格，就不能不在选材和结构上煞费苦心。所以，作者既不介绍祖父著作中的内容，也不谈祖父的琐事，而是紧扣祖父关心国计民生这一重点来描叙，显得中心突出，内容充实。从叙议结合看，全文多为陈述祖父之旧事，言简而意明，既具体又概括，透过叙述，衬托出先祖父作为谏臣的可敬形象。叙述之余，穿插数言，议论“主圣臣直”，“史其果可信欤”，说理极为简洁精辟，表现出叙中夹议，叙多于议的叙事特色。正是这种叙事与议论的巧妙结合，使文章波澜起伏，情文相生，以不到一千字的篇幅，简叙了祖父的一生。这种效果当然还得力于他那准确、质朴、凝练、厚重的语言运用。

与其说作者的这篇文章是文集的序言，勿宁说它是一篇谏诤之臣的传略：序与传略写法的结合，使它独具异彩。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子固阐扬先世所不得志处有大体，而文章措注处极浑雄，韩、欧与苏，亦当俯首者。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惟勇言得失，故遭逢明盛；极知遇之隆，而卒以龃龉终，见直道之难行于时也。阐扬先人，使读者忠孝之心，油然兴起。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少有文名，十八岁入京赴试，与王安石交游。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太学肄业，为欧阳修所赏识。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长期担任地方官职，政绩卓著。擅长散文，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文章论证委曲周详，风格简练厚重，布局完整谨严，节奏舒缓闲雅，长于说理而短于抒情。为“唐宋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