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1 08:10
前770年，在西北游牧部落犬戎的侵袭下，周平王迁都雒邑，史称东周。
随着周王朝势力衰落，分封的诸侯形成了众多诸侯国，相互争战，著名的先后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被称为春秋战国。最后在战国时期，周朝被秦国所灭。
春秋以前的禄以田邑为主，战国时以实物为主。夏商贵族食禄制度缺乏记载，难以详悉。不过他们各有一定数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
西周、春秋时，周王室有土地方千里。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级占有土地。春秋时“大国之师，一旅之田”。一旅为五百人，每人耕田百亩，卿的禄田约为五万亩。
《孟子·万章下》有“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说法，实际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整齐。除无限期占有土地之外，商周贵族还往往获得定期占有土地的权益。例如商代小臣缶铭文说：“王易（锡）小臣缶湡积五年。”是商王赏小臣缶收取湡地禾稼，其时间以五年为限。
春秋时，由于赋税制度的变化，逐渐实行谷禄制。如孔子为鲁司寇，有“奉（俸）粟六万”，后来到卫国作官，亦有俸粟六万。
至战国，各侯国普遍施行谷禄制。魏文侯以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燕王哙让位给相国子之，命令将有三百石以上官俸的官吏的官印交给子之，由他委派官吏。秦国的官俸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等级别。楚国用“担”来计算官禄，至有“禄万担”者。
战国时期，王室勋贵，除任官职有俸禄外，还有封邑；国王王后的宠幸，有的也有封邑。齐国孟尝君任相国，继承其父封地，“封万户于薛”。
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还“食蓝田十二县”。楚顷襄王的宠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秦庄襄王王后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与山阳地，又以河西（今陕西、山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为毐国。但这时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税，不得占有土地人民，封君制为分封制形式的残留。先秦时为官府服务者只受廪食的待遇。如医者按治疗效果领取不等的食粮。乐工及百工亦有廪食。
西周时周天子约见诸侯和春秋时天子、诸侯、大夫间的约会及相互间的结盟。
西周中期，穆王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见诸侯，称涂山之会。
春秋初中期，政权由周王下移到诸侯，侯国间有事，君主共商。如前561年，齐桓公和鲁、卫等六国君主在葵丘（今河南考城）相会，订立巩固嫡子嫡妻制和发展侯国间经济关系的文约。
春秋晚期，一些侯国出现大夫专政，某些侯国间会议以大夫主持。如前517年，晋赵鞅等九国大夫在黄父（今山西省泌水县）进行商议，结果次年将周王子朝赶出王城，送敬王回王都。
西周晚期至春秋，常通过盟誓来调整和巩固贵族内部等级关系。
盟誓有一定仪式：盟誓人先凿地为坎（穴），以牛羊或马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读盟书（古称载书）以告神灵，然后参加盟誓者歃（饮）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牺牲上，埋入坎中，副本则归与盟者收藏。
西周末期，周幽王召集诸侯在太室（今河南省登封市嵩山）结盟，称太室之盟，为周王与诸侯盟誓之例。
春秋时期有多种盟誓：
①侯国间盟誓。有君主间结盟，如前632年，齐、鲁等九国君主参加的确认晋文公霸主地位的践土之盟；有大夫间结盟，如前546年晋、楚等国大夫在宋国签订弭兵盟约。
②君主与大夫盟誓。如前543年，郑大夫伯有之乱，简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桓公之庙。
③侯国内大夫间盟誓。如前548年，齐大夫崔杼杀庄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太公之庙。
④大夫宗族内盟誓。
先秦时期征发众庶所服的无偿劳役。力役一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的“力役之征”。其范围甚广，包括筑城修路、开河作堤、运输物资等大规模劳役，还有田猎、逐寇、伺捕盗贼、丧葬、祭祀等杂役。
综合先秦的文献记载，力役之法有以下规定：
①人数：一家有七人则三人服役，六人则两家五人服役，五人则两人服役。大规模征发力役时，每家只征一人，其他人为余夫（预备役）。田猎、逐寇、伺捕盗贼时，则凡属服役的人要全部出动。
②年龄：“国人”自二十岁至六十岁，“野人”自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五十岁就可不服力役。
③日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但力役的日数也因年岁的丰歉而定。丰年三日，中年两日，无（荒）年一日，凶（灾荒）札（瘟疫）之年无力役。
④免役：《周礼，地官·乡大夫》说：“国中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免役）。”
先秦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
相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建立之前，即虞舜时已有刑法。皋陶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
《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夏代的刑法，称做“禹刑”。所谓“禹刑”即夏代法律的总称，不一定是禹时制定的。
古书记载：“夏后肉辟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夏刑三千条”等等，恐系后人揣测，未足凭信。
为了加强刑法的威慑力量，夏代统治者常以“天”的名义实行惩罚，所谓“天讨”、“天罚”。当时刑罚较严酷，动辄即“诛”、“杀”或罚为奴隶。例如，对于不服从军令、拒绝作战的人，不仅惩罚本人，而且戮及妻、子。
商代的刑法较夏代有新的发展。由于商代法律已初具规模，以至于周朝建国之初还强调沿用殷法统治商族遗民，即刑罚断狱要用殷之常法。商统治者对于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处刑极重。
汤是商朝的建立者，“汤刑”指有商一代的法律，或因最初制定于汤时，故以汤为名。
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似已有墨、劓、剕（刖）、宫、大辟等五刑。墨，又名黥，即刻刺肌肤，填墨。
有人认为甲骨文“妾”、“童”等字所从的“□”就象墨刑所用的刑具。劓，即割鼻。
甲骨文有“□”字。“自”本象鼻形，“□”从自从刀，象征割鼻之意。剕（刖），即断足。
甲骨文有象用锯截断人足的字。宫，男子割掉生殖器，女子幽闭。甲骨文有象用刀割去生殖器的字。
大辟，即杀、斩。甲骨文“伐”字即象以戈砍人头之形。
商代末，统治者还施用其他种种残暴刑罚。纣王设“炮烙之法”，即铜柱上涂油，用炭烧红，令罪犯行于上，堕炭火中。商统治者还在各地设置监狱，并以刑具拘系囚犯。
甲骨文“执”、“圉”等字所从的“羍”，即古文献中的“梏”字，意为拲手的刑具。
《周礼·掌囚》郑玄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也有新的发展。传说西周立国之初就订出“刑书”九篇，周穆王时司寇吕侯又作《吕刑》。
鉴于商末重刑辟曾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周族统治者认识到仅依靠暴力镇压并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产生了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在刑法中初步划分了故意（非眚）和过失（眚）、一贯（惟终）和偶犯（非终）的区别。
对于故意和一贯犯罪，虽是小罪也处重刑；过失和偶犯，即使情节严重亦可减刑。当时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定罪概念，如“毁则为贼，掩贼贿为盗，盗器为奸”。主张断狱定罪，须有事实根据。有关五刑的讼辞，也须核实，验证可信，方可实施刑罚。难于确定的疑案，更要慎重处理。
西周时期基于“明德慎刑”、“庶狱庶慎”思想所确立的一些刑法原则，是对中国古代刑法理论的巨大发展。
西周时期，为了加强国君的统治地位，凡侵犯君主的行为，均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处以最重刑罚，所谓“放弑其君则残之”。
为了维持贵族世袭统治，加强宗法等级制度，西周时期还出现了“不孝”、“不悌”、“不睦”、“不姻”、“不敬祖”等罪名，认为“不孝不友”为“无恶大憝”，“刑兹无赦”。
为了保护贵族私有财产免受侵犯，周代刑法加重了对侵犯私有财产的处刑。
《尚书·费誓》：“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据文献和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除“五刑”之外，还有鞭、赎等刑罚。鞭，相传周代以前就定为刑罚。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有“鞭汝千”、“鞭汝五百”等，证实西周确用鞭刑。赎，是用财物抵消肉刑或死刑的刑罚。
《尚书·吕刑》有：“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
《□□》：“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爰（锾）”，与《吕刑》篇所记相合。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时的法律，中叶以后，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化。各诸侯国执政的统治者适应新的形势，陆续公布了新的成文法。
《左传·昭公六年》记：“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邓析竹刑
此后三十年，郑国大夫邓析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曾自行修改旧法，另编刑书。因书写于竹简上，史称“竹刑”。后为郑国采用。
刑鼎
继郑铸刑书之后，公元前513年，晋赵鞅、荀寅也将范宣子执政期间制定的法律铸于鼎上，史称“刑鼎”。
“刑书”、“竹刑”、“刑鼎”均不传世。
但从立法者所推行的政策来看，春秋各国颁行的新法，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本身，就突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是对贵族垄断法律特权的沉重打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继春秋中叶以来公布成文法的潮流，陆续制定了实质上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
魏文侯时期，李悝所著《法经》，则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前四篇为“正律”，内容主要是惩治“盗”、“贼”的法律规定，“杂律”规定的是除“盗”、“贼”以外的其他各种罪名与刑罚。“减律”是根据不同情节加重或减轻处罚的规定。
《法经》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发展。在体例上，《法经》以罪名为纲，所谓“皆罪名之制”。较以前以刑名统罪名，即将处相同刑罚的罪名列入同一章节，更为科学，是法典编纂的重大变化。《法经》以刑法为主，杂以诉讼法和其他法律内容的体系，对后代的立法有深刻影响。
传说虞、夏、商、周四代分别在乡邑和国都设有庠、序、校、小学、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对贵族子弟以至平民施行伦理教育。这恐怕是战国秦汉儒生们的理想。其实，商代以前的学校教育尚无可靠材料说明。
西周春秋的学校教育则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讲礼、乐意在培养道德情操；射、御是军事训练；书、数是治民从政所需要的技能。
西周铜器麦尊、静簋铭文提到王室有称为辟雍、学宫的大学，对贵族子弟进行射箭教学，并举行周王亲自参加的射猎活动加以考核，还奖励负责教射有功的官员。盂鼎、师□簋铭文提到的小学，也是培训贵族子弟从政的场所。
《礼记·王制》称，周王出兵时要“受成于学”，作战获胜，“反（返）释奠于学，以訉馘告”。可见学校也是战前制订作战计划和战后举行庆功典礼的地方，它与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周礼·师氏》记载，国学中的贵族子弟同时还是周王近卫亲军，随时随地担负着守护警戒的重任，说明国学培育的正是精悍的武士。地方上的庠、序同样以教习射箭为主，并为当地祭祀和社交活动的场所。
春秋时代，郑人在乡校议论政事，开明执政的子产甚至将此舆论视为良师。就是孔子本人也曾以射御自许，孔门弟子多能卫国杀敌，冉有即因领兵击破入侵齐军受到孔子的赞赏。但是孔子开创的私学却使古代学校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此出现了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以从事政治活动为目标的文士集团，六艺也转变为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典文献。
私学培养的是“从政”、”治赋”、“使于四方”的治国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为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影响远远超出学校教育的范围。
继起的战国诸子也都是从事教育的大师，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学生，不求利禄的许行亦有门徒数十人，就连避世隐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学生。这些私学扩大了教学领域，促进了百家争鸣。
在此基础上，有些君主创办学术活动中心，如魏国的西河、齐国的稷下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这些实际上就是新型的大学。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等向众、庶人等生产者征收的土地上的各种产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袭所有权，他们向劳动者征收租和税合为一体的剩余劳动产品，实行贡、助、彻之制。
商鞅变法以后，民得买卖土地，确立了私有土地制，租与税才分离开来。
租税是由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后，公社首领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或由社员代耕其占有的土地，逐渐变成经常化的贡献而形成的。
相传虞、夏时就有了贡赋，《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但有关虞的贡赋内容，连传说都没有流传下来。
夏代的贡，《孟子·滕文公》说是“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分给每家土地五十亩，不问年岁的丰歉，按历年收获的平均数献纳十分之一。此外，还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敛。
殷代甲骨卜辞有命令众为王耕作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分给每家“私田”七十亩，让他们共耕公田。
《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这就是把“公田”的收获献给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缴税。
关于周代的租税，《孟子·滕文公》说：“周人百亩而彻”，“虽周亦助也”，可见，“彻”是一种类似“助”的制度。
但由于孟子说“彻者，彻也”，使人无法知其确切涵义，故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孟子鉴于周代国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国、野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向滕文公称述应该实施的制度是”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九一而助”。
在郊内“国人”地区，分给每家土地一百亩，各自交纳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作为“军赋”。
在郊外“野人”地区，分给每家一百亩，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亩“公田”，”公田”上的收获就作为交纳的租税。
西周中期，根据卫盉、卫鼎、格伯簋记载，周穆王、周共王时出现了贵族交换、质押土地，这是先王”田里不鬻”之制的变化的先声。
西周后期，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周宣王只得“不藉千亩”，废除由天子亲耕其收获用来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礼。
废除藉礼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种公田的制度的废除。取而代之的租税制度，因史无明文，已难详知。
“履亩而税”的内容，在《管子》中有简略的记载。
但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已由“八家同井”变为”九夫同井”，当是废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区废除了助法，改为“履亩而税”。
至于各诸侯国的租税改革，估计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区晚一些。
从西周后期到商鞅变法为止的租税改革是在保护井田制形式下，进行“履亩而税”的改革。
诸侯国中首先改革租税制度的是齐国。
齐桓公十九年（前668）采纳管仲的建议，实行井田制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为井，视土地的美恶及年岁的丰歉而征收田税。
晋惠公六年（前645），晋国“作爰田”。爰，易也，变易的意思。有人认为作爰田就是象齐国那样“案田而税”。
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实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见于《春秋》。
此后，楚、郑等国似乎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秦简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税。
商鞅变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制辕（通爰）田”，“訾粟而税”，即建立辕田制，计算粮谷收入的多寡而征税。同时，废除井田，民得买卖土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三十一年（前216）“使黔首自实田”，命令黔首申报占有的土地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私有土地制，租税发展为地租和赋税两种形式。
原始社会末期，公有的工商业，一部分逐渐为公社首领所侵占，演变为官府的工商业，直接为满足国君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和买卖货物；另一部分则演变为“通工易事，以羡（多余）补不足”的民间工商业。公有的山林川泽也演变为国君的私产，所出成为国君的财富。
周文王治岐时，置官员管理关市及山林川泽而不征税，西周以后对关市及山林川泽始征收实物税，即“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
关市之赋，主要用以供给王之膳服，但也作其他用途，如晋平公收市赋作为供养食客的费用；李牧防备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为士卒费用。“山泽之赋”则主要用于丧事。
其税率，据《管子·幼官》说是，“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
《大匡》又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都是降低关市之征税率的意见，实际的税率当高于此数。
至于山泽的税率，则未见有具体的记载。
乃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的儒家经典。
曾子（春秋后期）《大学》（四书之一）
子思（战国前期）《中庸》（四书之一）
孟子（战国中期）《孟子》（四书之一）
老子（春秋前期或中期）《老子·道德经》
庄子（战国中期）《庄子·南华经》
墨子（春秋中后期–战国前期）《墨子》
《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所著
孔子所著的《春秋》为经，此书则为传，并与《国语》的内容互相参证。
《礼记》：传为孔子整理（五经之一）
《诗经》：孔子整理（五经之一）
三皇五帝及炎帝（共九位君主）：传说中的君主，开启了“禅让制”。
禹：名姒文命，传说“大禹治水”，是“禅让制”的最后一位部落首领，建立夏朝。
少康：名姒少康，夏朝中兴之主。
夏桀：名姒履癸，荒淫无道，但智、力皆过人，夏王朝最后一位君王。
商汤：名子履，第一位被考证确实存在的中原地区的国王，创建了商朝，灭了夏朝。
盘庚：名子旬，将商朝都城迁至“殷”，商王朝的中兴者；以后商便称“殷商”。
武丁：名子昭，商朝中兴之主。
商纣：名子寿，殷商最后一个国王，荒淫无道，与夏桀并称“桀纣”。
周文王：名姬昌，周武王的父亲，称为“圣人”，传说写了《周易》，治国贤明。
宋襄公：名子兹甫，春秋五霸之一，为宋国君主，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晋文公：名姬重耳，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名嬴任好，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名熊旅，春秋五霸之一。
魏文侯：名魏斯，战国初期魏国的开国之君，魏国百年霸业的建立者。
秦王嬴政：前259年–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
嬴政统一天下后，自称秦始皇，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的政治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