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6-25 12:32
《先锋国家历史》——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来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
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
中国有着悠久的书写历史的传统。或许是从结绳记事开始的第一个绳结，或许是制陶刻符时有意留下的一个划痕，又或者是岩壁上随意涂抹的图画。总之，历史开始了，就不会停下。我们的祖先，尝试记录下他们的每一个脚印。
我们也有着伟大的写史传统和伟大的史家。“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历代的“良史”们，以笔墨和鲜血维护着历史的尊严。
然而，数千年以降，中国有官史而无民史，有史官而少有史家。即以司马迁之伟大，其主旨也仅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传之后世，史书更沦为“绍百王之正统”之用。
百年之前，梁启超始指出，所谓中国历代各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从旧纲常中猛醒的人们发现，中国需要的是民史，而非官史，“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
专制者将写史之笔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在那个时代，如席勒所说，写历史的不是神灵，而是权力受限制的人们。于是历史便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充斥着遗漏、掩饰、遮蔽、避讳与歪曲。而在历史迷宫中寻找来时的道路与去往的方向，就成了当代写史者的天赋责任。
事实上，人民本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天然是历史的书写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记录你所知道的，发掘你想知道的。
历史，是我们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这种集体经验的保存，就是真正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与知道历史，就是一种公民权利。
古往今来，为了保存历史的本真，人们还一直尝试用更坚固的东西来记录历史，但这也是徒劳，再坚固的物体，同样敌不过时间的流逝，何况还有帝王的“焚书坑儒”。
于是，历史不再寄希望于坚固的物体，而在于更广泛的传播，知道真相的人越多，历史被保存下来的希望就越大。从竹简、纸张到影像、数字媒体，这些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材料不再追寻本身的坚固，而在于记录的便捷和传播的广泛。
是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在这个时代，权力或知识的垄断者不再是历史的垄断者。
我们不仅有笔和纸，我们还有相机、摄像机、电脑、网络社区、博客……我们既可以记录现在或还原过去，也可以通过追记家世修缮家谱来接续失落的传统。我们定义的历史，是任何已经发生而不应忘记的事情。我们写就的历史，未必是宏大叙事，但点点滴滴的事实，将会汇成最本真的大历史。
在这个私人化的读史时代，出现一本《先锋国家历史》是符合潮流的，虽然说现在说潮流早就没有了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英雄气概，反到添了一份米兰昆德拉的“媚俗”气息。就像《新周刊十年精选》告诉我们一样“《新周刊》在卖什么。它从贩卖社会情绪到贩卖生活方式，从代表一个时代的荷尔蒙到代表一个时代的口水。”既然是一本杂志，他总要卖点什么，显然，《国家历史》就是在卖“潮流”。《国家历史》的发刊词里面说：“是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这就是潮流，社会进步的潮流让我们专注于古人的细微末节，喜欢欣赏一时代、一人物之“日常生活”的再现，对古人的时间表，习性，饮食，住所，衣衫之类充满八卦般的好奇心。为什么会这样呢？用罗兰·巴特的话就是“它呼出细节，唤来微末幽隐的景象，我们于彼处可顺利入港。”我们的头顶总是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我们无从逃避，那就是传统或者历史，在心头隐秘的呼唤着我们的内心。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那么我们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的事实，会汇成最本真的大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后面一代人更少走一些弯路，对于他们有更多的借鉴的意义。也许，这就是我推荐这本杂志的原因，即使我仅仅只是看过他的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