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已为46个国家有提供武器装备。他很早就认识到工业化中各种人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工人订立了一套完整的福利计划，早在1836年，他就设置了疾病和丧葬基金。1855年他为他的雇员建造宿舍、医院、学校和教堂。他的工人们无不忠心耿耿，他创立炼钢厂时只有7名工人，而到他去世时，这个企业已有员工21000人。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接替了他的位子。

到了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统一德国前夕，鲁尔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庞大的工业城市体。在鲁尔工业区的边缘地带，位于蒂森的一座炼铁炉，拥有一位自负、顽固、冷酷的主人弗雷德里希·克虏伯。

如果说德国工业巨人有一颗庞大、强韧的心脏，那么，肯定非鲁尔工业区莫属。巨大的煤炭矿脉像一道地下的黑色脉搏，从德国中北部出发，一直延伸到波兰境内，这里是欧洲最高质量的焦炭产地，这个地区的15座城市紧密聚集在一段200平方英里的地区内。如果驾车驰骋于今日的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高速公路，只要3小时就能将鲁尔地区一览无余，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之剑的锋芒三次都是在这里被锻造出来，一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言，德意志帝国，确切来说是用煤与铁打造的，而非铁与血。曾担任第三帝国国防军参谋总长的弗兰兹·哈尔德将军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声明，“鲁尔工业区是德国战争行动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在盟军高级指挥层中，在诺曼底登陆后尽管有诸多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何尽快占领鲁尔工业区这个首要战略目标。

到了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统一德国前夕，鲁尔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庞大的工业城市体：在鲁尔地下，是延绵150英里长的曲折矿井隧道；在空中，是厚重的烟雾，红色、白色、黄色，共同造就了一片永不弥散的云层；在宏大的工业厂区周围，是赤褐色带有尖角的有些单调的民居，间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铁路箱式货车车厢与蒸汽机车头长龙，吞噬成千上万吨煤炭，吐出钢铁。

在鲁尔工业区的边缘地带，位于蒂森的一座炼铁炉，拥有一位自负、顽固、冷酷的主人弗雷德里希·克虏伯。这里生产厨具、农具以及普鲁士陆军急需的炮弹，弗里德里希和长子阿尔弗雷德曾在这里昼夜不停地试验，希望能掌握英伦三岛工业革命中这项最为诱人的技术，并付出了接近30年的漫长岁月。克虏伯几度濒临破产，阿尔弗雷德曾绝望孤注一掷地前往英国伯明翰、利物浦等地匿名考察，然而，克虏伯仿制钢的质量依旧很难与舶来的英国货相媲美。

与父亲一样，阿尔弗雷德也是一位冷酷、高傲，全力以赴的工作狂，据说某天他的第二任妻子伯莎请求他陪同花费一个晚上去听一场交响音乐会，得到的答复是：“对不起，这不可能，我得看着我的烟囱一直在冒烟，我的铸造车间的声音，比全世界所有的小提琴一起演奏还要美妙。”

在很长时间里，克虏伯都不得不依靠传统的刀叉餐具订单来维持自身生存，唯一一项说得过去的专利技术是改良的硬质轧辊：“将未经加工的银片或其他具有延展性的金属片压制成人和形状，带人和常见花纹的叉子和勺子，切割干脆，图案清晰干净。”然而，真正即将改变克虏伯乃至未来德国命运的两件产品却在阿尔弗雷德的日记中被一带而过，几乎忽略了——它们是两根中空铸造、冷拉成形的滑膛枪枪管。

1862年，刚登基的威廉一世参观了克虏伯的炼钢厂，阿尔弗雷德预备了一间超过300平方米的大厅来展示工厂的成就，包括生铁与铸钢车间生产流程的模型、钢锭、火车轮轴与克虏伯大炮的样品，全副军礼服、头戴双鹰标志尖顶银色头盔的威廉一世兴致盎然，他授予了克虏伯红鹰勋章与骑士十字勋章。当月，威廉一世责令陆军部向克虏伯订购了100门发射6磅炮弹的新式后膛装填线膛炮，订单总额20万塔勒，过了几个月，阿尔弗雷德被国王邀请至波茨坦皇宫做客，冯·奥托·俾斯麦也亲自前往阿尔弗雷德的新建府邸造访，两个能够决定德意志未来前途、雄心勃勃的人发现，他们从“君权神授到古树审美等每一件事情上都看法一致”。从那之后，克虏伯就以其国家与扩张主义的抱负而获取了未来德意志国家权力给予的特殊支持和优惠。

德国工业由此在民族主义冲动下，如同海绵一样吮吸着投资、原料与新技术：1862年伦敦国际工业和艺术品博览会上，能够将低质铁矿砂便捷冶炼成优质钢材的贝塞麦酸性转炉炼钢法首次亮相。仅6年后，就有超过70座贝塞麦酸性转炉在欧洲投入使用——其中大部分在德国，而克虏伯工厂则是其中最先使用这种转炉的企业，“克虏伯钢”终于成为德国统一和工业化最为优质的坚硬脊梁。同期，德国又积极改进了源自英国、将褐铁矿中磷成分脱除的托马斯冻炼法，后继的西门子－马丁炼钢法更加剧了这种基于技术的不平等：1914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达1760万吨，是英、法、俄三国的总和。在英国一贯占据优势的煤炭工业方面，新技术也渐渐加强了德国的地位：1879年，维尔纳·西门子发明了电动旋转钻机，1875年全德石煤产量为3743.6万吨，

1880年则飙升至4697.4万吨。

1867年，第二届巴黎世博会上，德国第一次成为欧洲工业强国的一员：在普鲁士展区，最引人注目的产品就是由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军工厂生产的长17英尺、重50吨的全钢线膛后装大炮。

1870年8月6日，普法战争迎来了第一次重大战役——沃斯会战。此役不仅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体制下“总体战”的胜利，也是德国工业制造的胜利：射程超过法国前膛火炮一倍的克虏伯钢制后膛火炮“粉碎了法国人所有的复仇努力，并将炮弹雨点般地倾泻到法国步兵集结的战线上”。9月1日，拿破仑三世筋疲力尽的右翼军团在距离比利时法国边境7英里的色当被威廉一世的生力军团团包围，次日凌晨，当第一巴伐利亚军团在浓雾掩护下渡过马斯河后，16个克虏伯炮兵连的500门大炮开始轰鸣，在马斯河南岸弗雷努瓦一座绿树成荫的山丘上，身穿奢华礼服的国王本人，参谋总长毛奇元帅、罗恩元帅以及参谋本部的高级军官，首相俾斯麦与全体外交部高级官员和许多德意志邦国的诸侯们在观战：炮弹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逐渐歼灭了守卫者，黄昏时分，拿破仑三世命令在要塞上升起了白旗。

届时，欧洲报纸惊呼，欧洲失去了一位情妇，得到了一位主人。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德国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征服世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系统公司标榜自己的机车全线使用克虏伯出品优质钢轮毂与车轴，美国铁路大王爱德华·亨利·哈里曼一次就提交了2.5万吨钢制铁轨的订单，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的5年内，瑞士、荷兰、土耳其、中国、埃及、奥地利等国一共购入了2.4576万门口径型号各异的克虏伯大炮——血腥的战争让克虏伯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工业家。

与陆军相比，德国在海洋上的野心更大：1897年，深受马汉海权思想影响的德国海军专家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出任新皇威廉二世的海军大臣，次年德国国会通过扩充海军法案，建立一支以38艘战列舰和20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大洋舰队”。提尔皮茨毫不掩饰地说：“这种大海军的目的，就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优势遭到致命破坏的危险。”

1890年，德国从英国手里获得了桑给巴尔，还吞并了新几内亚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非洲攫取了喀麦隆和坦葛尼喀。德国海军在炮术、组织动员、光学仪器设备和军舰工程构造上的优势，迫使英国陆续将3/4的海军力量在20世纪初调回北海。为了打破德国的野心，1906年，英国海军部在海军上将、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催促下，宣布建造排水量1.811万吨、拥有10门305单一口径全重主炮、4台蒸汽轮机组的“无畏”级战列舰，表明英国皇家海军将不顾一切维持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就在次年，不甘示弱的德国就做出了自己的反应：1.9万吨级、12门280毫米口径主炮的“拿骚”级战列舰，克虏伯工厂就是孕育这头海上巨兽的巢穴——1907年设计的克虏伯11英寸35倍径SKL/45主炮，每分钟3发的射速大大高于其对手，全重394吨的电力驱动炮塔也生产于克虏伯的埃森军工厂，克虏伯还为“拿骚”级战列舰提供了优质表面渗碳硬化装甲。相对于“无畏”级采用的蒸汽轮机组，以稳健著称的克虏伯依旧采用了老式三胀往复式蒸汽机，1908年，每艘造价高达4000万金马克的“拿骚”级战列舰“拿骚号”、“威斯特法伦号”、“莱茵兰号”与“波森号”先后下水，在1916年5月31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日德兰大海战中，四舰锅炉，传动与火炮系统连续高速运转5天后，实现了令人惊叹的零故障纪录。

1900年，阿尔弗莱德之子、第二代克虏伯掌门人弗里茨骤然去世，6年后，一位性格刻板、节俭、严肃的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通过迎娶弗里茨20岁的女儿伯莎，成为新一代“大炮之王”，这桩政治联姻是在皇帝威廉二世本人的直接授意下发生的，为了保持这个军火帝国统治家族的连续性，作为男方的哈尔巴赫男爵必须接受克虏伯的姓氏。8月份在休格尔别墅举行的隆重订婚仪式，仿佛是德意志帝国内阁的一次全体会议，出席的还包括全体参谋本部的高级军官和海军大臣提尔皮茨，皇帝的新人祝酒词是：“祝我亲爱的女儿，保持住整个克虏伯工厂已有的高效率，并继续向我们的日耳曼祖国提供在质量和性能方面让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企及的进攻性和防御武器！”

在1914年6月1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5周内，欧洲各大国都迅速进入了战争状态，古斯塔夫·克虏伯不失时机地将一句“敌人越强，荣誉越大”的标语写进了自己的黑色笔记本。到了战争第三年，克虏伯每月向德国军队交出900万发炮弹和300门各型大炮，以及其他种类数量不可胜数的军火，包括攻克凡尔登的420毫米口径巨型工程榴弹炮，它制造的克虏伯－马克沁式机枪在索姆河让协约国军队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6万人，但仅推进了几公里。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几个月前，克虏伯从这次血腥冲突中获取的军火订单已经使其盈利4.32亿德国马克。

“一战”后繁荣如同两次全球冲突间的和平，既短暂又脆弱，1929年爆发自华尔街的经济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严重依赖出口、尚处于《凡尔赛条约》严格限制中的德国，4年间德国出口从122亿帝国马克下降至57亿，从而无法支付大量短期国际贷款债务与利息以及战争赔款。而1933年1月31日，纳粹政权建立，随即宣布的“重新武装”计划和“四年经济计划”规定的一揽子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成功地使德国企业巨头们天真地认为，未来长时期的繁荣与利润有了确实的保证。古斯塔夫之子、克虏伯第四代掌门人小阿尔弗雷德和其他工业巨头一样，以为凭借自己手中的筹码和资金就能轻松地“买”来纳粹政府的合作和驯服，实际上却被迅速绑上了扩张的战车。

截至1939年9月，克虏伯在第三帝国秘密回复军备的庞大进程中获得了多达90亿帝国马克的订单和财政补贴与贷款。1933年初，帝国军械署就在研制“Kleintraktor”（轻型拖拉机）的幌子下，要求克虏伯、MAN、戴姆勒－奔驰等公司研制未来国防军第一代战车。结果，克虏伯拿出的重达6吨、时速37公里的LKA1号样车入选，以Sd.Kfz.101的制式编号投入生产，即是日后在闪击波兰中担任主力的PzKpfwI轻型坦克。在这场有史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血腥冲突中，克虏伯是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动力核心，几十万名来自苏联、斯拉夫地区的“奴隶工人”和德国本土工人昼夜不停，在越来越频繁猛烈的盟国空袭下，将来自各占领区的铬铁、锰、铁屑、铝与铜转变成德国国防军与武装党卫军手中的武器：从88毫米反坦克大炮、四型中型坦克以及“虎”式重型坦克，到Panzerfaust“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和XXIII型潜艇。

1945年4月21日，和纳粹德国一样，克虏伯也迎来自己“诸神的黄昏”，美军第79步兵师313团的克拉伦斯·萨格曼中校，来到了富丽堂皇的休格尔别墅，逮捕了小阿尔弗雷德，他在随后的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被判处12年徒刑。别墅随后变成了鲁尔工业区的新主人——英美煤炭管制委员会的总部所在地，在盟国清算纳粹的决心下，也包含了一场令德国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操控的工业倒退，以便彻底清除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可能，最终盟国管理委员会决定，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必须下降至1938年的50%到55%，被剥夺了一切战前拥有的技术专利持有权，而在消费商品方面，德国被允许拥有开动50%的纺织与皮革产品加工能力，以及20%左右的汽车制造能力，远洋船舶、飞机、铝合金、电子管和重型车床等与军工密切相关的产业被完全禁止，大部分德国重工业设备被有计划地整体拆迁搬移至盟国境内作为战争赔偿——此后整整一年内，埃森的工人们被迫目睹盟国工程师们用彩色粉笔在车床、机械工具、轧钢机和水压机上编辑符号，再用吊车将它们逐一运走，锅炉送往乌克兰，铸铁和熔炉送到英国，崭新的大炮和切削镗床被送往法国，它引以为傲的万吨水压机归了南斯拉夫，甚至连墙砖也被拆下，送往荷兰。

当小阿尔弗雷德于1951年2月最终出狱时，他的钢铁/军火帝国已经被同盟国完成了纵向分割，虽然他依旧拥有多达1.4亿万美元的身价。盟国管理委员会迫使他发布声明，除了他控股在莱茵豪森公司下的企业能够生产少数普通钢铁外，克虏伯“无意重返德国煤炭与钢铁工业”。

尽管如此，克虏伯依旧能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最终摆脱家族统治成为股份公司前，再次成为全球工业领域的一颗明星，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迫切需要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和农业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克虏伯的“工程咨询与建筑”部门生意兴隆，在墨西哥、希腊、伊朗、智利以及苏丹等非洲国家，克虏伯的三环标志随处可见，曾经在战时制造潜艇与战舰的克虏伯基尔港船坞迅速提供了一支商船队，将炼油、轧钢、铸造、挖掘设备运往世界各地，在重新开业两年后，克虏伯每年的营业额即达到10亿美元，其中1/5来自海外。

然而跌落来得如此迅速，196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以及煤钢作为“夕阳产业”利润率的急剧下跌，使得克虏伯在一夜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泥潭。更艰难的是，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西德政府已经不会像德皇那样，为克虏伯在关键时刻提供紧急救助贷款了。《财富》杂志当年9月发出评论，声称克虏伯没有放弃自己的煤钢股份与投资，使得它失去了战后产业转型中完全蜕变为一家全新技术性企业的最后奇迹，1966年1月，它的亏损就高达1250万美元。到1968年底，总负债额已经达到52亿马克，最终，它变成了一家股份制企业——弗里德·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小阿尔弗雷德本人并没有看到自己事业的终点：1968年7月30日，最后一代“大炮之王”去世了，鲁尔12.5万名工人自发为他默哀。其子昂德特不愿意继续遵循家族严酷、勤劳的传统，放弃了继承权，换得了每年从克虏伯基金会提供的巨额红利。

今天，在埃森市利姆贝克大街与韦恩霍夫街交界处的街角，有一块不锈钢纪念牌，告诉人们这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诞生地，距离不远的阿尔滕多夫大街上，已经成为蒂森－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下属，具有百年历史的冲压锻造车间依旧在工作，满载钢水、火花四溅的铸模不停地穿过车间，经过锤炼和冲压，变成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