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佐佐木安治）：小说主人公。是个革命者的形象。“我”是一个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考验的革命者，是20世纪30年代英勇奋战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也是忠实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典范。他在艰苦的地下生活中，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前列。他具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自觉地担负了“解放全体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同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决心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他说：“一旦被捕，就有四、五年的牢狱生活在等待着我，但这样的牺牲比之千百万工人和贫农在每天生活里的牺性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从我自己父母当了二十多年贫农的痛苦生活中，是完全能够了解的。我知道我的牺牲，是为了解放这几百万人的大牺牲所不可缺少的牺牲。”为了适应地下斗争生活，“我”毅然地离开了同自己血肉相连的母亲，切断了“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退路”，“断绝了一切个人联系”，把自己置身于严格的党生活中。当他从须山口中知道母亲十分想念自己时，也很难过，但亳无伤感情绪，而是一再劝导母亲去“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从而“产生抵抗的力量”。他立志要用“永不退却的行动来表达对母亲的爱”。

母亲：主人公的母亲是一个成功的、生动的日本劳动妇女的形象。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出身于贫农家庭，“五十多年来的生活，都是在贫困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她热爱自己在贫困中扶养成人而又相依为命的儿子，希望孩子幸福。儿子离开后，她“两眼红肿，两颊深陷”，总希望能同儿子再见一面。儿子几次被捕之后，母亲就逐渐习惯了。对儿子工作有了理解之后，为能给关在牢中的儿子写信，她开始学习认字。

须山：在须山身上，表现了日本工人阶级的智慧和乐观主义精神，他总是迎着困难，承担重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伊藤：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党员伊藤，经受了阶级斗争的考验，百折不曲，对同志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党生活者》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社会的巨大冲突和矛盾，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描绘日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塑造了日本革命者的光辉形象。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我”就在激烈的斗争中出现在读者面前。他被迫转入地下后，在这个号称世界上第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冒着生命的危险，艰苦斗争，勇往直前，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来自于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理想，自觉地担负了“解放全体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他生命的每一滴血液中，都充满了对工农群众深厚的阶级感情，决心为实现伟大的使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他说：“一旦被捕的话，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必不可少的巨大牺牲。”这一段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誓言，一字一句，朝气蓬勃，感人肺腑。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毅然离开了与自己血肉相联的母亲，切断了“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退路”，“断绝了切个人联系”，把自己置身于严格的党的生活中。当他从须山的口中知道母亲想念自己的心情时，也很难过，但毫无伤感情绪，而是一再劝导母亲去“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从而“产生抵抗的力量”。

《党生活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我”为中心开展情节的。从“我”的眼光去观察和描写周围世界，属于“心境小说”的范畴。它将客观描写融汇于心境显示的框架之中，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给人以真实、亲切、可信之感，顺乎自然，合乎情理。

在描写艺术上，《党生活者》另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具体性，如抓住细微动作上的特点使形象立体化；信手插入细节使顺便带出的事物化成眼见的具体形象；用夸张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强化它的具体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不同事物与景象用多色调的描写以达到具体性等等。

在结构上，《党生活者》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整体性，它表现为在各个部分与因素的联接上，作品以“我”为纲，各种人、事、景、议论、评述，均围绕这个纲而游离，从而达到纲举目张之功；在一个个场面与段落上，小说用“蒙太奇”的手法剪辑于一起，通过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使被组合的场面与段落溶成整体；在场面的转换上，采取自然地循序过渡，再补之以解释、联想式的插曲参予其中，就像平原小溪，潺潺而自然地向前流淌。

《党生活者》于1932年8月脱稿。但小说直到作者被害以后，才以《转换时代》为题，发表在1933年四、五两期的《中央公论》杂志上。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中译本，在《小林多喜二选集》和《小林多喜二小说选》中，也收入了这篇作品。

小林多喜二（1903—1933年），日本作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反映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光辉作品，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蟹工船》《党生活者》。风格刚健、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