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部经济的脆弱性。外部经济的脆弱性越强，储备需求越多。但一国外部经济的脆弱性是由其经济开放程度、外部冲击压力、国内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一个产业结构落后和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的国家，经济开放度越高、外部冲击压力越大，其外部经济的脆弱性就越强，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就越多。

第三，汇率灵活性。根据现有的经验研究，一般认为汇率灵活性的增强有利于减少储备需求；

第四，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持有国际储备的收益和将其用于其它投资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

世界国际储备总量增长很快，但世界各国储备倾向的发展却很不平衡。从储备与进口的比率看，发达经济体的储备倾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稳定，还有下降的趋势。而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从储备与进口的比率或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其储备增长倾向非常快，其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最为突出。而发展中国家的储备增长倾向有所增长，但不如新兴市场国家突出。

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储备倾向在80年代后期迅速提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前面关于影响国际储备的各种因素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迅速提高，他们不仅实现了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开放了金融账户，使经济发展对来自外部的冲击更加敏感。

第二，来自外部的冲击压力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投机性资本规模的迅速增大；二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经常性大幅度波动。这两个方面往往相互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安全构成巨大冲击，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的长期大幅度升值，使这些国家的货币错配问题凸现，国际投机性资本抓住这一机会进行攻击。

第三，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为其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融资的渠道少、成本高。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IMF的融资功能弱化，国际金融市场的私人资本成为世界各国应付国际支付困难的主要融资渠道。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弱、信用等级低，难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即使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其融资成本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还可能面临资本在短期内大规模逆流的风险。

正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以后，加强了国际储备。但应该看到，这对他们而言，是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应对动荡不定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相对稀缺，其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往往很高，所以其高储备的机会成本十分高昂

国际储备供给分析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储备供给呈现多元化格局。信用货币。

在这三大来源中，作为国际储备的黄金是传统的国际储备资产。尽管牙买加协定确定了黄金非货币化原则，但黄金仍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作为国际储备的黄金数量一直趋于稳定，约为10亿盎司左右。但黄金在国际储备总量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

SDR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为了弥补美元供给不足而人为创设的国际储备资产，但SDR自从创设以来一直受到冷落。其在国际储备总量中的比重不过1%左右。

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货币构成世界各国储备货币的主体。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各自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各自所占比例主要由这些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对比和国际商业习惯决定。尽管在不同时期，他们各自所占的比例有一些变化，但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没有动摇过。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元在世界官方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曾经下降到50%，但此后其所占比例开始反弹，到2004年初占65.9%，而欧元和日元所占比例分别为24.9%和3.9%。

正是由于美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供给中的垄断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储备的强烈需求，使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与亚洲国家经常项目的顺差和国际储备的大量累积相对应，从而导致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敏锐地发现：在由一个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存在满足世界流动性的需要与美元信心的矛盾。即为了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必然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增加又会有损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使这一矛盾得到了缓解，但这一矛盾并没有消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因此，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应该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现有的全球经济失衡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只要在由一个或几个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就会存在。因此，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常态。只要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供求关系不发生大的变化，现有的全球经济失衡就有着相当的可持续能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尽管它多次试图通过国际政策协调、美元贬值和缩减财政赤字等方式来解决该问题，但从发展趋势看，其经常账户的赤字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赤字规模反而越来越大。

国际储备的供求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从需求的角度，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开放进程不可逆转，还有大批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加入更加开放的行列；国际投机性资本、世界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等因素导致的不稳定的国际金融、货币环境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依然强劲。从供给方面，由于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日本经济积重难返，而美国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有着良好的表现，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垄断地位难以动摇。所以，以美国经常项目大规模赤字为特点的全球经济失衡还是有很强的可持续性的。

其次，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由于国际储备的多元化和汇率制度的浮动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相比，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解决的过程也更渐进化，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那种急剧的调整和国际经济混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可以更加从容。

但另一方面，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整，都是需要成本的。而且这种不平衡性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增大，那么影响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的诸多因素中某一因素的变动将可能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一）对现有解决措施的简单评论

美国和以IMF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构主张的解决措施，其核心思想有两点，第一，通过汇率变动，即美元的相对贬值达到调整的目的：第二，通过经济失衡国家的内部结构调整来达到目的，如美国提高储蓄率、亚洲国家提高内需等。作者认为，上述解决方案表面上看起来颇具针对性，而且体现了失衡国家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但由于该方案忽略了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殊性，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不仅无助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而且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

首先，就调整汇率水平而言，是否能够达到有效调整贸易双方国际收支的目的，取决于贸易双方产业结构和产品同质性等一系列条件。美国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是互补性，而不是同质性。再加上公司内部贸易、加工贸易对汇率变动不敏感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美元贬值对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作用不大。

不仅如此，美元作为当今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汇率变动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美国总是用汇率贬值的方式解决其国际收支逆差问题，这本身就会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风险，进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储备倾向，形成对美元储备的更大需求。这种需求是理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通过低估汇率的手段，就会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加深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

其次，失衡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就美国而言，一方面，没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改变，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和美元资产的需求不减，美国的低储蓄就难以改观。美国要主动放弃或减少在世界范围内获取铸币税的好处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在现有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状况没有改变之前，美国进行国内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也会导致国际储备供给的不足，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

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虽然提高内需从长期来看对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在短期内实现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困难的。如果在外力强迫下进行不切实际的调整，必将不利于其经济的稳定发展。

可见，现有方案若付诸实施，在短期内虽然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失衡略有缓解，但由于这种解决方案对美国和现有的顺差国在经济效应上的不对称性，即美国提高储蓄在短期内的紧缩效应可能被美元贬值的扩张效应所抵消，总体上无损于其经济发展；而顺差国则不仅遭受本币升值和由美国紧缩政策导致的双重紧缩效应，而且还面对国内经济调整和汇率动荡的风险，从而会进一步强化美元霸权，最终使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

（二）基于国际储备供求关系视角的政策建议

致力于全球经济不平衡性的解决是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愿望。从国际储备供求关系的角度看，解决全球性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现有的国际储备供求关系，降低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具体有如下措施：

1. 降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部脆弱性是降低对美元储备资产需求的关键。根据外部脆弱性的产生原因，应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要求这些国家提升本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加强和推进市场制度建设，从而增强适应各种外部冲击的能力；

其次，通过推进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适度减轻对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冲击压力。当前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安全构成巨大冲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冲击，二是世界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因此，相应对策是以IMF为代表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国际投机性资本的监管，并推进世界各国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另外，推进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在稳定汇率方面的协作，使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性。

2.增加和重新分配SDR。因为SDR是当今国际储备中唯一人造的非主权国家货币，SDR的发行不仅可部分替代美元储备，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比较详细地分析见Peter B.Clark and Jacques J.Polak，2004[2] ），进而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储备的需求。

3.推进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合作。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可以在一个有限区域内为一国的国际经济交往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它不仅有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而且有可能通过区域性货币合作水平的提高创造出如欧元这样的区域性货币，从而提供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供给。

4.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有利于提高欧元、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的比例，从而有利于减少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长期看，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途径在于减少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但这是以美元霸权削弱为条件的，它必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而美国所主张的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从长期看还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因此，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充满矛盾和摩擦的过程，具体措施的选择将因不同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不同。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明智的选择是力所能及地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持国内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马先仙 涪陵师范学院经济法学系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

姜凌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