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1 09:27
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又译“发思八”，“帕克思巴”），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系西藏萨嘉人氏。据说其人三岁能讲喜金刚修法，听众叹为稀有，于是称之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而名声大著。南宋淳祐七年，他随其伯父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次年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他还曾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等引进内地，又将内地印刷术等传入西藏。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至今的有《萨迦五祖记》。图示为忽必烈的圣旨金牌，用八思巴文书写，据内蒙古大学教授包祥解读为：“凭长生天的气力，皇帝的称号是神圣的，若有不服，问罪致死。”出土于内蒙古兴安盟的索伦河谷。
八思巴所创制的“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拼写过汉语，藏语等），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元代主要流通纸币，铸钱比其它朝代都少，且多以汉文钱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计有世祖至元年间“至元通宝”,成宗元贞和大德年间的“元贞通宝”和“大德通宝”，武宗至大年间的“大元通宝”等几种。这些铸币的钱文读法均为“顺读
当时忽必烈委托八思巴创造八思巴文，可能是由于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文字源自回鹘人，而非蒙古人原创的，这样的字母不能很好地表达蒙古语语音。1352年，是该文字最后用来写作的可考年份，当然，这样的文字在后期仍然偶尔被使用，如刻在印章及寺庙碑文上作装饰之用。如今也偶尔可见一些蒙古企业用八思巴文作为名字。
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还包括几个新造字母。字母形体多呈方形。关于字母数量，《法书考》、《书史会要》等早期文献及其不同版本中，有41个和43个的两种说法。前一种是指最初的字母表，即原字母表；后一种则包括续增字母。事实上，随着实际应用的需要，字母陆续有所增补，据现存资料归纳，总数达57个。
书写系统类型：元音附标文字，一个字母包括一个辅音及一个附着其上的元音（和藏文字母，及梵文所使用的天城体字母属同一类字母系统）。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向：垂直。
有八思巴字母有三种不同风格，第一种称标准体，主要用于书写在中国和蒙古的印刷文本和文件；第二种称印章体，主要用于加盖公章，及在一些在纪念碑上题词；第三种称藏文体，主要用于书籍的标题和寺庙碑文。
如下三图即为八思巴文的三种书写体。
八思巴文属于拼音文字，有音无义，类似音标，元代用来拼写蒙古语，回鹘语，汉语。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字。
八思巴文最初称为“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颁发诏书推行，官方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扩大其使用范围。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遂逐渐被废弃。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命名，称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作“方体字”。
拼写一切语言维吾尔等多种语言。拼写各种语言时，有两种拼写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拼写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所拼写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拼写藏语和梵语。在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个别藏语借词的写法有两种形式，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相同；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不尽相同。后者可能是依据蒙古人的读音。（见彩图）
八思巴文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不专设字母，以零形式表示，即音节首的辅音和介音嫀、揃后面不写其他元音字母时，就表示后面有元音a。
常见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为左起竖写，与藏文左起横行不同。书写单位与藏文相同，以音节为书写单位，而与回鹘式蒙古文不同。这种书写单位不适合于蒙古语的特点。由于书写单位是音节，又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阅读时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判断。八思巴文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
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作为一种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现存资料中，拼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很少，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和碑刻，以及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