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河灌区旧有“粮仓油库”之称，全赖洪水漫灌之利。光绪二十七年（1901），洪水流尾延至堆子梁一带。时该地已为天主教区。在教会当局主持下，于民国4年（1915），横挖壕渠10余里，并挖支壕两道，还在仓房梁开长壕一道。自此，由于灌溉面积扩大，洪水时有不足，遂发生民教争水纠纷，缠讼不已，甚至械斗。民国22年（1933），洪水暴发，灌区水漫地增至2.7万亩。民国34年（1945）安边解放时，洪漫地发展到3.6万亩。民国36年（1947）至38年（1949）战乱中，减少到0.213万公。1952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挖了7道排洪渠，新增洪漫地233.33公顷。自此，八里河洪水与常流水得以合理利用。

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土地统一规划，八里河水地扩大到3866.67公顷。

1958年大兴水利，河渠两岸开挖支壕36道，斗壕108道，生产壕11道，河中座坝5道。同时，打围盘井100多眼，为春夏灌水急用。

1960年代以来，上游打坝阻流，蓄水淤地，加之降雨偏少，几乎未见大溢。故八里河长流水大为减少，安边东滩常水实灌面积由5333.33多公顷减少到0.2万多公顷，近1333.33公顷旱种，其余2000公顷因盐碱上返而弃耕。

八里河以县属南部山区杨井乡的鹰窝山涧、黄湾乡的木瓜涧、武峁子乡的海底涧和学庄乡的杨山涧四大涧沟为主要水源。在八里河灌区引洪漫地逐牢发展的同时，上游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涧地坍塌，沟道不断加深加宽，农田减少，道路一年数移。

1958年至1965年的八年间，上游地区人民在政府支助下，大兴水土保持工程。各主要沟道分段修筑大型淤地坝，阻水下流，蓄水淤地，控制水土流失。加之1960年代以来，县境雨量偏少，暴雨罕见，洪水极少。致使八里河水量逐渐减少，两岸大面积农田因洪漫不足而减产，部分土地返生盐碱，遂致弃耕。多年的“粮仓油库”，群众竟生活维艰。于是，八里河上下游之间保涧与引洪的矛盾日见突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武斗成风，党政指挥失灵，下游群众携械赴上游强将库容最大的夏梁大坝挖毁。此后，上游再未复筑大坝，支沟中小型土坝亦因管护不力，多被洪水冲毁。山区群众转而着力于支毛沟的小流域治理。八里河水量复增，东滩灌区农业渐得复苏。

下游安边镇，安边城置于四周略高的凹地。城东为开阔的低平碱滩，五里外南北走向的长城，再三里即是八里河。长城与河之间为山洪淤漫地，皆为膏腴，农作物以小麦、糜子、麻子为主；城南不过五里的碱滩便是横亘全县的白于山慢长缓坡，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贫脊，农田虽多，产量不高，作物以荞麦、糜子、谷子为主；城北二里许有东西走向的长城，沙丘起伏，水位较高，林木易植，有汪坑所产黄甘桃，个大水多，甘甜爽口，食者无不叫好；城西为一个平秃的高梁，农田广，无水利，产量较低。近城贴墙（长城），近40年来，井灌水利渐兴，西北部长城外是起伏连绵的沙丘，逐年东南移动，田地频于埋没，城垣亦受威胁。新中国后在长城内外沿沙连年植树，渐次成林，流沙已被固定。民国34年（1945）10月解放，设陕甘宁边区安边县，隶三边分区。1949年并入定边，设县属八区安边市。1958年裁区设乡。1984年改制安边镇。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安边商业较定边、靖边两县治地都为繁华，为三边的商业贸易中心。不仅座商较多，客商亦众。凡东晋、冀、西甘、宁来货，多不在靖边或定边交易，而是直抵安边集散，然后转输清油、皮毛，往来络绎。307国道穿街而过，全镇所属各村均可通行汽车。主要农作物有小麦、荞麦、玉米等，主要经济作物为葵花、大蒜、西瓜、小瓜。安边小瓜以其甜、香、脆在全县享有盛誉。过去，安边不仅是全县的商业中心，也曾是文化中心。早在清乾隆初年，安边堡已有义学，到光绪年间，城内设有官立初等小学堂两处，边外两处，私学1处。堡属六路亦有官立小学堂两处，私学1处。民国后，号称文圣人的刘文卿（育英）和解文华等人更热心于文化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胜于县城，所以，县内文人多出自安边及东滩一带，外出为官者亦较多。

下游石洞沟乡属八里河灌区，居民以农业为主。是定边重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葵花、小麦，主要经济作物葵花、甜菜。乡内交通便利，307国道横穿乡境，并分支出南去学庄、胡尖山的公路，蒙海子分支出北去堆子梁的公路。

八里河尾部的堆子梁镇，东、北、西三面环沙、大部分地区为平滩，多干旱、风沙、霜冻等自然灾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曾发生“三边教案”，内蒙鄂托克旗将堆子梁乡全境抵押于天主教。民国24年（1935），定边县在堆子梁建立基层政权，但形同虚设，一切权力仍由教方操持。农业生产大约从明朝开始，清末至民国前半期最为兴盛。采取剥草皮，倒荒种植的办法，耕作粗放，广种薄收，致使植被破坏，土地沙化盐碱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植树造林保护农田。1958年开始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利用水位高的优势，先是打围盘井、挖人工海子，颇得效益。明朝时，堆子梁境内有丰美的草场和茂密的树林，因战事频繁，惨遭破坏。到清代，汉人“出边种地，春去冬归，伙盘营居”，大肆垦荒，植被复遭大面积破坏。民国时期，更甚。新中国成立，堆子梁的林业发展较快，至2000年，镇内有林地4020.73公顷，其中红柳1466.67公顷，杨、柳树1333.33公顷，沙柳1200公顷，踏郎20.73公顷，木材蓄积量达7214立方米。畜牧业、乡镇企业较为发达。是天主教信仰普遍的地区。

八里河源头地区的杨井镇，四面环山，为一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大盆地，盆地被四道山梁分割为相互接连的杨井、刘井、五里涧、鹰窝山等八条涧，山梁相接处形成阳湾、秦湾、大木湾、朱湾等十个山湾。所以虽然干旱少雨，但水基本不外流。地形优越，发展农业得天独厚，但降水量年仅400多毫米、无霜期120天左右、植被稀少，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常有干旱、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县属国营大河畔林场在境内，有林地1600余公顷。有农耕地6120公顷主要农作物有糜谷、荞麦、小麦、洋芋、豆类、葵花、玉米、胡麻等。经济作物以洋芋、胡麻为主。为定边县大集市之一。

八里河上游中部的武峁子乡，地处山区，属中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7.9C，极端最低气温-28C，最高37.7C，积温2950C，日照2728小时，年降水量360毫米左右，早霜期9月中旬，晚霜期4月中旬，无霜时120天至160天，多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乡内大致为3种地形，即山区、沟涧区和山梁区，其中涧地占总面积的35%，最高海拔1700米，土质为黄绵土，兼粘胶土、沙壤土。特色农作物为荞麦、玉米、洋芋、葵花，主要经济作物为玉米、洋芋、葵花、油料。农民人均纯收入1146元。武峁子大兴农田基本建设，改变耕作习惯，实行旱地垄作，水肥集中，颇见成效，曾引起地、县重视与推广。

八里河上游东部的学庄乡，乡境呈山峦千嶂，沟壑纵横的地貌，山梁、峁坡、涧、台等多种地形。

八里河水案。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里河形成，100余年来，下游群众之间，上下游群众之间，经常发生争水事件，小者打架斗殴，大者酿成人命。

八里河是一条内流河，当地群众兴修水利，赖以灌溉农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以三边教案为口实，藉辛丑《宁条梁条约》强占地权之后，又觊觎八里河水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堆子梁一带放种土地。初向沿河民众请商一二日水期，为教堂浇灌菜园地及泥水工程所用。时有郭寨子乡绅郭四兄弟3人（皆武举），为淤漫自己靠近教堂盐碱地计，便献媚于洋人，擅让每月3日水期予教堂。嗣后，洋人得寸进尺，屡率教民强行填封上段水口，迫水下流，广漫教区碱地。上河人民诉于安边二府。旋由教堂忠实奴才汪凤歧代为贿通二府秦长春福（满人），出示伪造之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初四日所立让水合同一纸。二府据此控押水头陈延庆，迫令立写让水议单。上河丁祖帮等众虽争之，终无效。自此讼事不休。清朝官吏畏洋人如猛虎，且又从中受贿，辄以洋人伪造之让水合同为据，驳回上河民众之诉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定边知县吴命新，订水章八条，后续为九条，以八里河水1/3（每月上旬10日）准由教区漫地。而教区则往往恃强而逾期霸水不交。上河偶有冲溢，小则索赔水期，大则缠讼不已。

民国3年（1914），洋教士巴士英听信佥士曹瑞林、杨来喜之谗言，呈诉上河水头李德胜等私开渠壕灌溉碱地，被定边县长叶玉林据理驳回。次年，民教争水案诉于陕西省榆林道，吴延钖偏袒洋人，判革水头，并赔水期，洋人遂无惮忌。后擅将河身较上河加长两倍，横开沟渠10余里，漫草滩地2133.33公顷成上好水地。旁挖支河南、北两道，又在仓房梁新开长渠一道。教权张狂已极。

民国7年（1918），安边绅士高凤志、韩良臣等复议收回水期。教堂闻讯后即宴请高、韩。高凤志宴后返家，无疾而亡。韩良臣被教方收买。自此数年间，无人再议。

民国11年（1922），靖国军杨虎诚部驻扎三边，不忍视敌宾欺主，遂加制止，并责令教堂负担粮款，于是教堂气焰稍敛，上河20天水期得以保证。次年，杨虎诚部属管匡（亦名章之），倡立“道德会”，以教堂不应差使为由，领导学生及沿河居民，罢教堂每月10日水期，教士无敢直面反抗。然第二年靖国军南下，教堂复夺水期。

民国16年（1927）酷旱，教堂复不交公款，八里河沿岸居民会商，阻水下流。教堂执事司铎梅继鼎，率教徒数百人，强行夺水，两不相让，引起词讼。首由教方诉于定边县政府。上河群众成立“安边八里河公民挽水会”，与教方抗衡。公推田宝箴、薛凌云为代表，辗转争讼半年余。定边县长丁鸿藻开庭判决:教方“原得之地无水，合同（即让水合同）亦为私造，虽得数十年水利，不过侵略而己。水不为教堂所有，当归民自管理”。梅继鼎不服判决，转而上诉于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该院监督判事李潘侯，受教士贿5000元，竟置八里河人民含冤屈不顾，以“水力即可均用，如长江发源于青海，即无青海人独有权，其沿岸居民，当无使用长江权利乎”之谬理，压服人民，并以“恐引起国际纠纷”为词，权从改判，仍按照伪造之“让水合同”退还教堂水期。

民国18年（1929），“挽水会”不服第二次判决，以“定边县挽回领土大会”之名义，派代表呈诉于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转呈南京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则借上诉费未能如期交纳，拖延不决，搁置2年之久。直至民国20年（1931），最高法院又以“恐引起国际问题”为词，维持第二判决。至此，外国传教士更加嚣张，遂酿成“三七械斗”事件。

民国21年（1932）3月7日（农历二月初二），横行霸道之教士梅继鼎，唆使冯辅德、郭五义、邵义尉、张太平、乔树忠等，纠集教徒400余众，揠行挖坝夺水。临行，梅继鼎给每人赏大洋20元，并以死者付命价大洋1000元，所遗子女眷属由教堂赡养终身，伤者医疗生活费用全由教堂负责，鼓其斗志。八里河两岸农民闻讯后，亦聚集数百人守堤防卫。教徒们均受金钱驱使，为财舍命，竟逞凶动武，形成械斗。后经政府弹压，始告平息。八里河民众代表薛凌云、田宝箴、冯丕贤、张钊、恭天命、付伟、高凤山、李树忠诸人，联名致书省府。省政府接呈后，一面于3月15日批令高等法院暂缓执行第二分院之判决，一面拟批:“查该县民教发生第一次械斗，据‘收回领土令’代表陈俊山呈诉到府。当经批令飞函劝止，并令该县切实制止在案，……对于此案拟令该县长通缉凶犯，依法严办……。”但因上司畏惧洋人，小小县长又能何为?于是，复以“陕西省定边县挽回领土大会”名义，于4月1日具呈省政府请愿，历数“三七”事件后，教士收买流氓，豢养匪徒等情外，并要求省政府严惩汉奸邵文尉等。陕西省府于4月18日批字392号复挽回领土大会:“呈恶……均属地方政府职责，已令该县新任县长（刘开），分别查明，拟议复夺……。”但省政府在批文中认为:“教士纵有不法，只可举证请愿，咨转该国公使行文撤换。目前，我国法律无以约束彼等。所请碍难准行”，此案遂不了了之。此后，民教争水斗争从未间断，但由于时政黑暗，洋人得势，直至陕甘宁边区时期才将洋人赶出国土，八里河水利复归于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造反派”组织兴起。八里河灌区受益社队，欲乘乱挖毁上游库容最大的夏梁土坝。赵墩支书雷振忠、乔圈梁支书杨增极和大队长张世华，曾上县要求挖坝，未获批准。

1967年4月，复鼓动田聘之求神打卦，制造挖坝舆论。是年10月7日，当石洞沟公社召开粮食工作会议之时，雷振忠、白占荣等复策划组织群众挖坝。县人武部闻讯后，派人赶去劝阻，并声明:①上游打坝正确；②下游可以抽水利用；③双方协商解决；④不能武斗。雷振忠等不听劝阻，推选白占荣、武万福、张世华为指挥，于11月14日夜，带领下游群众2000余名出发挖坝。县人武部再次劝阻无效。15日凌晨，挖坝群众到达夏梁，即行动手挖坝。时上游武峁子、学庄200余名群众闻讯前来护坝，被冲散。武峁子公社党委书记张万华及农民陈化有被推为总指挥，带群众100余名，再往护坝。双方发生武斗，下游死3人，伤7人，上游伤1人。

下游初次挖坝未成，遂成立“八里河灌区农民造反司令部”，于1967年11月24日集合2000多名群众在安边游行示威。当时县工作组成员侯占元表态支持下游。次年元月，侯占元、田培义专程赴省及中央水电部上访。在拟定上访传达提纲时，将有关部门关于1双方纠纷未妥善解决之前，对现在引起纠纷的工程维持原状”的答复，改作“同意拆除夏梁大坝，保证下游正常灌溉。”

到后来，雷振忠等抢了安边银行两支枪、武万福等抢了安边生产门市部火药30公斤，铁砂9.5公斤。

1968年4月5日，在张世华、武万福的带领下，下游群众再次到达夏梁大坝，砸毁抽水机具，将坝挖毁。

“11·15”流血事件，1972年2月23日，经榆林地委常委会议决定，除田聘之前已判处10年徒刑外，对“操纵群众破坏水坝”的武万福判刑3年，对“操纵群众致死人命犯”张万华判刑3年，均交群众监督执行。对致死人命犯王怀明判刑10年，陈化有判刑5年，其他人员均教育释放。1979年后，武、张等均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