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10 16:30
东汉：25年8月5日至220年11月25日。
[1]夏，邛谷王任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太守。
翻译：[1]夏季，邛王任贵派使者呈递三年的计簿，报告人口、赋税、治安等情况。刘秀任命任贵当越太守。
[2]秋，会稽大疫。
[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翻译：[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使者进贡。西域各国被匈奴的大量征敛所苦，都愿归属汉朝，愿朝廷重新设置都护。刘秀因为中原刚刚平定，不肯应许。
[4]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之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防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翻译：[4]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看到，元帝初元五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而作减死一等判决。从此以后，成为惯例，所以人们轻率犯法，官吏轻视杀人。我听说做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灭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高祖承受天命，制订法令，确实都很恰当。文帝只取消了肉刑和连坐法，其余全都遵循旧制。到哀帝、平帝继位，在位时间短，处理案子还很少。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删减先辈君王的既定法律规章，几年之间有一百余件事，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我谨把其中对大体为害最严重的，附在后边，向您陈奏。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门，仔细选择好的律条，制订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连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都集中起来成为赃物。小的事不妨害大义，也要判处死刑。以至于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我认为应沿袭原有的法令条文，不宜于重新制订修改。”梁统又上奏说：“我所奏请的，并不是说要有严刑峻法。《书经》上说：‘治理百姓，刑法要适中。’适中的意思是不轻也不重。从高祖到宣帝，天下被称为治平，到元帝、哀帝时，盗贼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愚昧的人轻视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作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就是伤害善良的人。”这件事情被搁置，没有再交付讨论。
杜诗
杜诗，东汉官员及发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