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9 19:36
美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理论。斯坦利·巴兰等人认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的定义是——积极地让受众参与报道重要公民事件的新闻实践,有时也称为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公共新闻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该理论提供了一些关于新闻报道实践的新视角和新技巧;新闻媒介应该担当起更加积极的角色,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组织和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付社会问题,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等等。孙旭培教授把公共新闻概括成一句话:“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
美国“公共新闻”尚在发展之中,因此专家们都拒绝为其下一个定义,但是这样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可以大致展现出“公共新闻”的含义——“公共新闻,在美国又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谢尔顿·刚那拉特尼从不同来源为其提出定义:
(1)纸质媒体和广播媒体记者的一种努力
(2)通过自觉的给公民更多的声音,创造出更多积极的公众参与的运动
(3)将新闻业驶向公共生活的一种运动
①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与争论》,《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②斯坦利·巴兰 丹尼斯·戴维斯,曹书乐《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P117(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
公共新闻运动肇始于各地方性中小报刊,并非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样的美国著名权威主流媒体领导展开,因此没有显著的新闻事件作为整个公共新闻运动产生的导火索。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两件事作为公共新闻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第一件是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The Wichita Eagle)主编戴维斯·梅里特(Davis Merritt)认为该报以往的选举报道充斥着候选人的相互攻讦以及枯燥的民意测验数字,没有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当地选民的参选率非常低,为此他联合当地电视台KAKE—Tv对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并组织了系列报道,同时该报还成立辅导班对选民进行选举知识的教育,并鼓励他们参加投票,这些活动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反响。另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哥伦布记事问询报》(ColumbusLedger.Enquirer)主编杰克·斯威夫特(Jack Swift)对当地的种族主义进行相关调查后,形成了一项改革现状的议案,他还利用报纸组织了一系列旨在促成该项议案通过的公共集会,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而他也在争议中自杀了,这件事在当时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之所以公共新闻运动最先产生于中小媒体之中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中小媒体由于资金少,经营压力大,因此特别在意媒体的报道能否吸引受众,并注重总结经验。锐意求新;其次,中小媒体注重社区事务报道,贴近受众生活,更能体会到美国社会公共生活的困境以及媒体现有报道方式的弊端。
随着公共新闻的星星之火在一些中小城市燃起,美国很多大中型城市,例如夏洛特、西雅图、旧金山、波特兰、费城等地的媒体也在政治选举和其他地方公共事务的报道中进行了公共新闻的试验,并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在当时的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场改革公共事务报道的热潮。根据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2年底,美国所有的1500家日报中,至少有322家,也就是五分之一以上在1994年至2001年间,进行了类似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几乎所有报刊相信这对当地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地方报刊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都得到了某些基金会的资助。例如皮尤(Pew)、奈特(Knight)和凯特林(Kettedng)等,其他还包括一些非赢利机构以及社区的公共机构。其中奈特一里德(Knight Ridder’s)公司在已故总裁詹姆斯·巴藤(James Batten)的领导下成为最有力的资助者,学者们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场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称为公共新闻运动。
公共新闻运动在地方性的报刊中开展得如火如荼。由皮尤(Pew)基金会赞助的公共新闻研究中心对公共新闻运动进程展开了跟踪研究,名为“Measuring CivicJournalism’s Progress”的研究项目收集了1994年到2002年美国各地媒体上出现的651个公共新闻报道策划并加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新闻运动已经波及到全美47个州.220个城市,其中75%的报道计划是由发行量不超过25万份的地方性报刊发起的:45%的报刊发行量不超过10万份。而45%的公共新闻报道刊登在城市地铁中发行的报纸上。
公共新闻运动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90年代早期,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主要日的是为了增强民众对政治选举的关注程度,提高选民的参选率。创造机会让选民和候选人就选民关注的公共问题进行对话。以《夏洛特观察报》举例。如果地方选举中候选人拒绝回答选民的提问.当地报纸就会在该候选人的竞选宣言版面上留下一处空白.这让候选人很快明白他必须在选民关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中期,公共新闻运动致力于通过大量的公共事务报道策划来探讨社区公共生活,公共安全以及杜区教育中的公共事务,报道的落脚点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新闻,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公共领域内的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比如在探讨为何社区学校教育效果不佳的时候,许多地方媒体都通过讨论发现这和社区人口流动速率以及少数民族学生数量的多少有关:第三个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公共新闻报道的新趋势则是通过新兴科技手段,与受众就更广泛的公共话题、公共政策展开互动,比如能源的选择利用,通过受众的主动参与加深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主要是由媒体来引导议题的发展方向,第三阶段受众的意见则成了公共新闻报道的主角。例如WXXI--TV在2002年通过网络互动,开展了一次“我来划区”的活动,让普通观众自己选择不同的立法区划分方案来更好地理解现有行政立法区划分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
在技术层面上。第一阶段的运动重点是将媒体定位于民主政治的推进器,运用一些早已成熟的媒体操作手法比如议程设置、民意测验,读者聚焦等等对候选人以及选举讨论的话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分析:第二阶段,到1995年,报纸媒体开始认识到在日常工作中引入新报道方式的重要性,报纸更加关注传播效果和与读者的互动,与此同时,Interact这一新的互动工具得到了应用;到了第三阶段的公共新闻事件报道中,例如互联网上的电子公告牌(BBS),论坛,以及博客、动态数据库、网络民意调查和测验等形式得到了广泛运用,受众可以非常方便地参与到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来,并且可以迅速地给媒体以反馈。
纵观公共新闻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公共新闻运动的主要理念是提倡新闻媒体从普通民众中发现选题,给予普通民众就公共事务发表观点的机会,激发普通民众参与重要事件的公共讨论,引导民众探讨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协助民众监督公共事务的发展进程。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公共新闻运动和传统新闻报道方式在观念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汤姆·瓦霍沃副教授曾经在公共新闻运动的著名报刊《弗吉尼亚人向导报》工作过,绝将公共新闻运动中体现出的新闻学思想称作“公共新闻学”,并从9个角度与传统新闻学观念进行了比较(见下表)。
如今,有关公共新闻运动的实验仍在美国的地方性中小报刊中流行,但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依然采取观望态度。由于公共新闻运动倡导的公共利益与形成垄断的传媒企业集团追求的商业利益在经验层面上经常发生冲突,因此公共新闻运动得不到大传媒企业的支持。而保守主义者对于公共新闻运动略显左派的理论也一直进行批判,推动公共新闻运动及其研究发展的皮尤、奈特和凯特林等基金会更被批评为试图影响和控制媒介议程来谋取商业利益。在缺乏政府和大传媒集团支持的情况下,公共新闻运动的开展近年来似乎显得难以为继。在经济压力面前,如何保持公共新闻报道的连贯性考验着中小媒体的主编们。公共新闻运动最终究竟能给美国新闻界带来多大范围的变革.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尽管如此,公共新闻报道运动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在当今美国新闻界必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实务界的变革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学者们对公共新闻运动的操作方式、理念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甚至产生了专门的“公共新闻学”。许多大学的新闻学院都参与了研究,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纽约大学的杰伊·罗森(JayRosen)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Christians),是推动公共新闻研究的早期领导人。其他对公共新闻研究比较多的还有密苏里大学的埃德蒙·兰贝斯(Edmund Lambeth)和索尔森·埃斯特(Thorson Esther),北卡罗来纳大学菲力普·迈耶(Philip Meyer)和斯坦福大学的西奥多·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在网络上,用搜索引擎可以搜索到上百篇论文,并且有一些专门的网站对公共新闻运动进行探讨,例如The 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出版的相关论著有克里斯蒂安、费雷和法克勒1993著的《好新闻》(GoodNews)、
杰伊·罗森1994年著的《编辑人和出版商》以及2000年出版的《记者的使命?》(Whatare Journalists for?)、戴维斯·梅里特1995年出版的《公众新闻和公众生活》(PublicJournalism and Public life 1995年)等。
①李青藜:《美国的公民新闻事业》.载于《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第35页。
②埃弗利特·B丹尼斯,约翰·o梅里尔著,王纬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2004年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3页。
③Jan·SchaffPr:“CommunityImpae_JournalismShiftsCitedinNewCivicJournalismStudy”·
④Jan·sclIt低r:“CommunityImpaCt.J0ⅡmIlhmShiftsCitedinNewCivicJournalismStudy”,
⑤[美]谢丽尔·吉布斯汤姆·瓦霍沃著 姚清江刘肇熙译:《新闻采写教程》,2004年版,新华出版社,第46页。
⑥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著,E纬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2004年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7页。
中国的公共新闻是中国社会和新闻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自然而生,并非什么新闻界的另类“物种”。只是与发端于美国的“公众新闻”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现实与新闻实践的培养孕育必然决定了它所带有中国气息。
具体就中国公共新闻的现状而言,它是民生新闻的一种“异化”。即中国公共新闻之所以称为中国式的公共新闻正在于它的形态还不完全具备公共性,即公共新闻培养公共意识,发挥公众决策,发起公共行为,维护公众权利的特征还不明晰或部分缺失。它仍然习惯性地被归结于民生新闻的范围,如大多数公共新闻还沿袭民生新闻那一套报道模式,以平民视角看待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困难烦扰,一切只求速效救助,却忽略了表象之外隐藏的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绝非是媒体能够一役而毕之的。但不可否认,公共新闻确实开始在公共事务中发挥出所应起到的建设性作用。尽管民生新闻的红火并非来的一无是处,许多公共新闻不乏依靠民生新闻应运而生,但公共新闻凸显的不同之处毕竟已使二者不能再划上等号了。
坦言之,没有民生新闻就不会有公共新闻的出现,中国式的公共新闻是在民生新闻所搭起的薪式架构上生存发展起来的,但即使中国式的公共新闻一出世就与民生新闻存在割不断的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因此而被掩饰,或者说这种差异有没有不应是争论的焦点,只是媒体内在外在因素的合力作用使这些差异变得大还是小的问题。差异越大,公共新闻的传播效果、社会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公共新闻的生长点则遭到抑制,公共性降低,民生色彩加重。
发展过程:
一、1999年~2004年:从零星介绍但无人回应到集中引介并引发关注
2004年是我国对公共新闻集中介绍并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后,公共新闻研究迅速成为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
二、2005年~2006年:公共新闻在我国研究的勃兴与繁荣
(一)继续引介和研究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及其理论
(二)对我国发展公共新闻的宏观思考与探索
(三)对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转变的研究
(四)对中国化的公共新闻实践和公共新闻中国化的研究
(五)对公共新闻延伸出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
三、2006年至今: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
尽管中国式的公共新闻还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与困扰,但它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美国公共新闻理念的引入,引发中国新闻学术界在公共新闻方面的著述渐增,思考渐深。很多学者还从不同学科领域对公共新闻的背景,产生和发展进行不同方式的研究。学术氛围的宽松也推动了新闻实践的发展,除了《1860新闻眼》,许多省级台、城市台还推出了专门的公共新闻电视频道,着力开掘新闻频道以公共新闻立台的全新概念。这这些值得关注的最新变化,一方面来自新闻界全面了解和认识美国“公共新闻”的发展轨迹后对其有益之处的吸收,反映了新闻改革在民生新闻发展之后的尝试探索;另一方面表现出“公共新闻”正面临着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各项改革前沿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分配不公、市民权益遭受侵害、行业风气不正等社会问题及矛盾的产生,激发了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公共生活的关心,日益强化了社会公众的公共意识。尽管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不少人在金钱与名利的驱使下,已经形成了一己利益为重的惯性思维,这种现象销蚀着以保护公众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意识的存在。但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意识仍然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公众会随着社会生存状况的变化随时作出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反应。在这种大背景下,加强“公共新闻”的传播可以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的沟通和引导作用,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媒体在公共生活的导向与介入使政府的执政理念得到阐释,公共意识在此过程中得到与主流思想同向的塑造。
同时,“公共领域”的渐次显露延展了“公共新闻”的报道空间。“公共领域”的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①它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共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②虽然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一个理想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但在中国推进民主建设的道路上,一个独立自主、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的建构并非没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民生新闻已然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民主化的桥梁,进而给予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而公共新闻将在此基础上,把作为政府代言人的媒体手中的话语权转至比市民群体意义更广范的公民手中,赋予它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公众舆论在媒体理性的引导下最终上升为合乎国家发展的共同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公众舆论的公共价值。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公众意识的加强还是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大,都会带来公民言论自由程度加大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渴望强烈的伴随效应,这些将为中国式的公共新闻步入兴起阶段创造不可多得的条件。在此,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国情和新闻传播体制决定了中国式公共新闻的发展方向,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发展、创新。任何企图照搬别国模式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欲速则不达。中中国公共新闻的明天尚待中国新闻研究与实践的主体戒骄戒躁地谱写下去。
①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1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②方延明:《媒介公共性问题研究三题》,《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2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3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D25版
4刘扬,招志蕴:《试论公共新闻中的媒体角色》,《新闻界》,2005年第2期
5项国雄,黄小琴:《公共新闻时代的媒介社会责任》,《传媒观察》,2005年第10期
6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展江翻译:《美国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